中国改革，已死

　走出三中全会情结，洞透中国改革本质：所有威权制度下，只有两次改革，第一次，是存续，第二次，是终结。中国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涉及压缩党对社会控制的改革，其他所有三中全会，都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中国改革的本质，是官本位改革以缓和统治危机。2015年4月23日王岐山会见大名鼎鼎的政治学者福山，专门讨论了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次会见，可以视作中国精英阶层对中国未来改革的态度与认知。

　　因为改革自身的双刃剑特质，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改革的回旋镖特质，更加上法国大革命的改革陷阱先例，导致并决定了中国现有体制之下，不会，绝不会再有类似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式的改革。

　　所以，中国改革，已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放弃党对中国社会全方位控制为代价，赢得经济增长，获得所谓的执政合法性。但任何改革的双刃剑特质，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了，就是经济上培育出一个相对富裕的中产阶层，意识形态上出现思想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本身，就是对威权制度的自我反噬。

　　2013年，中宣部对南方系的战役，习近平面向整个文宣系统的七不讲宣言，就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所产生弊端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共党内开始清算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负面清单，当然也意味着党内主动改革，走向终点。

　　非民本位出发，才是中国从古至今，所有改革的真正出发点。即通过改革以缓和统治危机，以更好的统治底层。这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例外。

　　从最早系统性的商鞅改革开始，中国改革就呈现两大特征，第一，自上而下，重新分配最高层资源控制程序，第二，适当放松底层控制以增加底层增量，缓和危机度过难关。商鞅变法侧重国家整体控制力，以适应新兴地主阶层，到汉武帝盐铁专营，官办企业诞生，王安石青苗法向民众输血以缓和财政危机，到张居正重新丈量土地以核酸税收，慈禧太后的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民众利益，都是改革产生的附属品。

　　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代表的当下改革话语范畴，从改革中，真正获得巨大改革红利的，是以保利和华润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国资委是中国政府控制所有国有资产的代理人，看看国资委的资产溢价曲线，就能明白中国四十年来的改革，财富从哪里来，又走向哪里。

　　如果是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个体，早就应该从中国改革的迷思中走出，不再对以官本位为出发点的所有改革，抱有幻想和期待。

　　只要中国的民众，思想界，精英群体，还继续对改革抱有期待和预期，那么，每一次的改革，就是针对你们，量身定制的鸦片与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