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为中国改革放言

我们改革的实践，社会关系的变化，还有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都可以有的放矢地谈我们的想法。而且这些都和我们本身的利益、前途、家庭、民族、国家有关，不让人们说，不让人们想是不可能的。

——胡德平

关于《改革放言录》，我在前言里也提到，它是一个人历史言行的真实记录。

很多观点，很多认识的形成，离不开我的领导、同事和朋友，现在我基本上算退休了。我觉得接触的面更广了，能够真正把过去的东西整理出来，和更多的朋友交流，这个机会更宝贵。

关于“放言”，其实人遇到问题，看到了，自己想了，经过讨论了，自己学习了，自己写出来，因为人都是有个性的，只要是独立的思考、自己想、自己写就是有个性的文章。所以不想放言也是个放言。

汇集整理《改革放言录》，我的基本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我觉得只有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才是做了件有价值的劳动。否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那真是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改革的实践，社会关系的变化，还有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这都可以有的放矢地谈我们的想法。而且这些都和我们本身的利益、前途、家庭、民族、国家有关，不让人们说，不让人们想是不可能的。

另外一个基本态度，就是特别重视交流互动，比如说微博，我发了一条之后，有人就给了我一个反馈，说看了我的文章、我的书之后，觉得我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者”，我说这个提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原来也有人说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右派”。人还是我一个人，说我是“右派”也好，说我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者”也好，其结果，都能够帮助我认识很多问题。

但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有的放矢，是不是在做无用功呢？

3月30日我在《新京报》看到一篇文章，篇幅不大，提到深圳某个街道派出所的一个文件，上面说，如果在我们这儿遇到了犯罪分子，就可以“依法现场击毙”。我看到这个，再翻开我的书，王立军的事我在前言里面说到了，王立军说，如果我们公安遇到了威胁自己生命的情况，可以“不问对错先依法击毙”。

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公安、专政单位能够这么说太恐怖了。现在王立军给抓起来了，但王立军当初是怎么说的呢，说“不问对错依法击毙”，说可以“把政治变成法制问题”，说“谁有我们懂法？”这是我2010年看到的他说的话，而且当时唱红打黑，吓倒了一片人，人人都觉得有危险。

王立军问题出来了，重庆的问题出来了，因为他们在践踏社会主义法治。现在我们回到深圳派出所的事上，粗看好像挑不出什么来，“依法”、“现场”、“击毙”。但有人出来质疑：当公安、武警开枪的时候，当千钧一发的时候，你脑子里想的应该是人的生命要敬畏！有的人还没有被国家判死刑，你怎么可以去评判？依法，怎么依法？你只能鸣枪示警，你只能够尽量抓捕犯人。在你确实受到危险，确实遭遇暴力恐怖的时候，这个权力才可以被动用。我国的子弹枪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而且我们的法律对暴力的18种行为也有严格规定，按照18条规定，你才能开枪。而且依法不依法，事后还要法院来核定。我们这个社会反反复复，在这种最应该接受经验教训的地方，现在还那么随随便便。

因此，这样的问题就要有的放矢。大家都应该谈到这样的问题，因为那涉及我们每个人的安危。

河南中牟县，最近征地又碾死一个人。我觉得我们的土地问题已经发生多少事了！所有权到底是谁的？当然国家可以征地，但是征地的原则是什么？范围是什么？其次才是价钱问题，价格问题。

不从根本方面、从所有制方面来谈这个事，我觉得是谈不起来的，而且会是没有尽头和尺度的。后面的问题解决了，前面的问题又引发出来，原来的价钱又被后面的价钱抬高，没完没了。

中国共产党是从土地改革上起家的，这个问题《宪法》也有规定，我觉得应该更早更快地解决这个问题。法律政策一出，这是一个定天下的事。我在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意见，是知道一些革命史的人的意见。

我认识一个民营企业家，企业做得很好。但是他现在也很困惑。他说，老说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国有企业，那我这么干我值吗？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那我们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对执政基础起了不良的影响，我干嘛还做这个企业？

另外他说，两个“毫不动摇”非常好，但是我们也会想：两个都毫不动摇，两个都那么气壮如牛，那顶起牛来怎么办？你也毫不动摇，我也毫不动摇。所以得有个分工和侧重，各自研究自己的优势，达到互补。所以我在文章里面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果现在闹“国进民退，民进国退”，那么大家能不能合作起来，能不能根据经济类型、性质、作用、各自的优势联合起来？发展是硬道理，最归根到底是一个话题：我们怎样致富才是好的？

最近见到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一些事。他之前在苏联、俄罗斯住了27年，有个俄国妻子，在这里我仅谈谈他的经历。

他上世纪80年代中去了苏联，因为他的爷爷辈是苏联华侨。去了第二天派出所来人说，我们知道你是某先生，请问你是哪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工龄是几年？他回答说，我1969年参加工作，1973年入党。第二天，派出所的人又来了，他把表都填好。来的人说，你在中国是多少年工龄，在我们苏联也可算多少年工龄，我们一视同仁。你是1973年加入中共的，你愿意加入苏共，我们也算你1973年入党。现在你成为苏联公民了，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马上去我们的学校学一年俄文，这个钱是国家负担；你要不去，那么第二个选择就是坐牢。

他问为什么？那个人回答说，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都要工作，不工作可耻，所以要坐牢。结果他去学了一年俄文。学完一年俄文之后，国家安排工作，分配他去伊尔库斯克农业学校，去不去？不去还是坐牢。那真是“保证人人有工作”。

这个朋友说：我在农业学校，一个月工资300卢布。现在300卢布不算个事了，当时的300卢布是什么？三个卢布买一公斤黄油。什么概念？面包有多厚，黄油就抹多厚。他说在当时，如果一开会，桌子腿矮，他就拿块面包给它垫上。而且保证住房，只要你有工作。他在苏联的时候，苏联已经没有集体农庄了，都是国营农场。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公平地说，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他们确实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最基本的需求，而且是不计成本的、浪费的，比如面包和肉。但是，其他的商品非常匮乏。

他去伊尔库斯克时，火车上坐在旁边的也是个华人小伙子，说他的哥哥是边防营长。到下一站来时，三个人就把这小伙子带走了，结果关了六年才放出来。你去上班，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想，一句话也不能说。只要你说了什么话，超过了工作范围，都有人汇报，都有人告密，你都要受到惩罚。

他说他们去上班，那真是准时。上班之后效率极低，反正都是公家的东西。如果是个摩托车厂，你干活的时候是不讲效率的，但是你朋友的一个摩托车坏了，让你来修理，你就把要卖的摩托车的零件拆下来给他修，但大家从不说这种私下的生意买卖。

而且黑社会非常之可怕。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是苏联人，她说苏联没垮台的时候，苏联也想治黑社会，请意大利专抓黑手党的那些警察来交流。他们调查以后得出结论，说我们意大利的黑手党好办，你们苏联的黑社会没法办。你们的黑社会关系到了哪儿？到了你们的高层了。

这是苏联，怎么评价？中国没有走这样的路。

我在书中也谈了不少，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成果。经过我们长年的奋斗摸索，明确了这个，我觉得很难得。确实让我们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这个概念是不是还要继续诠释，对于一些问题是不是还要继续总结，是不是还要提高？说说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我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种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有一个前置词，它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基本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我觉得这首先是个产权问题。现在我们发生着很多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它的产权、使用权、受益权和利润的所得，这个还没归位，应该说明白——私营经济有产权，国有企业也有产权，它是全民的。我们说市场经济的时候，要把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说明白。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应该把国有企业的产权固化好，作为前提和基础？

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这个层面，是相通的。如果硬要区别一下，有时候会是讲不通的。一方面我们在与世界市场和市场交易制度接轨，另一方面西方在二战之后已经变化了，西方在变。这也是个观点。

第三个，我就想说一下党内过去的一个领导人张闻天的经济思想。他在庐山会议之后，去了中科院经济所。他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经济范畴来谈起，如何对资本论的范畴加以改造和继承。他说，对资本论的范畴，不要硬套，但应该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遗产，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

他的意思就是说，《资本论》中说的所有的经济范畴，我们都可以用，用了就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你要明白，我们是为人民的。你是在这个立场、以这个方法，来用资本论的这种经济范畴，一切不要回避，包括剩余价值都不必回避。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勇敢、很大胆。

那什么叫经济范畴？比如资本，能不能用？可以用。我们在当时怎么讲呢？我们的资本不能叫资本，叫资金，我们生产的商品不叫商品，叫产品。利润不能叫利润，利润挂帅自然不对，应该叫什么？叫纯收入。工资，社会主义怎么还有工资？叫按劳分配。剩余价值更不能有，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我们叫剩余劳动的价值。这么一来，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连核算都没法核算。成本怎么说？资本怎么来增值？

我觉得，张闻天同志当时也不会说“市场经济”，也说不出“私营经济”来，但是他这种观点我觉得成立。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范畴、生产要素，我们运用不要回避、要勇敢、要大胆，有百利而无一害；但你要明白你是共产党，你是要为人民的。你只要是有了这个立场，有了这个目标，你就大胆地用，很多恐惧都会去掉。

（本文刊于《经济观察报》，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