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媒反思：这次对外传播很失败

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主持人麦迪哈森 （Mehdi Hasan）近日对中国学者高志凯（Victor Gao）的专访，，包括军费持续增长给台海和邻国造成威胁、新疆西藏等地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中国的言论自由、秦刚被失踪……

受访学者高志凯系苏州大学讲席教授、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而他更为外界所知的一个头衔是曾担任邓小平英文翻译，1988年离开外交部后，高志凯还曾获基辛格推荐就读耶鲁大学，并于1993年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这不是高志凯第一次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却是引发关注最多的一次。该访问发布后，防火墙外多数认为高志凯被“公开羞辱”、“答非所问”、“回避问题”，而在防火墙内，环球网、CGTN则截取了其中与台海有关的部分内容，认为高志凯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了有力回击，在国际场合宣誓了中国立场，高志凯本人也截取了访问开头的部分发在了自己的平台上。

横看成岭侧成峰。虽然从不同角度和立场看可以得出不同结论，但总体上这是一次失败的对外传播，再加上加注了中文字幕的版本并非半岛电视台的英文原版，而是删减了17分钟之后的，英文原版中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作为调和者的评论在中文字幕版本中全部被删除，更加剧了受访者高志凯被四面围攻、疲于应对的既视感。

之所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对外传播，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访者完全跳进了对方设置的议程中，且当对方提出一些CNN、BBC等媒体习惯揪着不放的尖锐问题时，高志凯只是一再重申中国的立场和主张，既不敢理直气壮承认中国确实在一些方面做的不尽如人意，也没有有效利用“他山之石”来佐证中国一些做法的普遍性和合理性，以及“言论自由”之外中国过去几十年如何推动方方面面的变化。

比如当主持人问到中国的军费增长以及愈发强调军队的“打赢能力”时，高志凯提了两点：一是中国的军费开支增长排世界第二，且只是美国的很小一部分，二是中国面对非常困难的地缘政治局势，且战争问题上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和平在备战。这样的回应自然是没错的，但并没有直接点破问题的关键。

反倒是在现场的马丁·雅克做了很好的评论，“看看中国在过去30、40年的崛起，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见过的最壮观的变化，这不可避免改变了这地区乃至世界的一切，关于中国的崛起，我要说的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如何看待，包括你引用的军费增长数字等等。但是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打过任何战争，如果你与美国、欧洲、日本相比，而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他们是非常有侵略性的。”不过可惜，马丁·雅克这段评论并未出现在删减版本中。

再比如被问到中国为何执着于统一台湾、“对台湾念念不忘”，高志凯只是一再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海峡两岸的确切状态，是1949年尚未结束的内战。”“任何一寸土地都不是多馀的，任何一个人也不是多馀的，所以我们需要实现统一。”而当记者追问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想统一时，高志凯也只是说“一个中国政策不是由台湾人决定的。”

类似的表态，经常出现在中国官方的口径中，高志凯在接受访问时完全可以更进一步。关于中国为何执着于统一台湾，不妨举一些欧美国家的人更熟悉的例子来说明国家统一的目标并非“中国特色”，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际惯例。比如2017年10月1日的加泰罗尼亚公投，曾经是一场轰动世界的事件——地方闹独立、中央保统一。在公投日，西班牙中央政府全力反对，武装警察与抗议民众暴力对峙。虽然投票结果显示有大约九成人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但西班牙政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动用了宪法第155条，授权中央政府剥夺部分或全部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力，争取地方独立被视为分裂国家，独立公投被裁定为违宪非法，独立运动领导人留下来的纷纷被判刑，远走他乡的仍然遭通缉追捕。

还有当被问到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以及西藏流亡藏人的处境，对话进入到个案的纠缠中，比如留英维吾尔人无法与在新疆的家人取得联系、流亡藏人无法回到故土等等，这也是过去几年频繁见诸于西方媒体端口用以说明中国对新疆存在所谓“种族灭绝”、对西藏进行世俗化改造的论据，面对诸如此类的质疑与追问，高志凯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统独问题，且不断反复重申中国对藏独、疆独的零容忍，而未能从个案中抽离，将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放在更大情境中去阐释，甚至没有提及新疆的反恐战。

反倒是马丁·雅克在这方面做了补充，马丁·雅克强调新疆问题有具体的情境和背景，他还提到了新疆2009年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这样的补充，也并没有激发高志凯更多的论述（也可能是主持人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最后还有言论自由的问题，这也是主持人追问最多的部分，高志凯在此环节的回答则完全掉入了对方的议题设置中。中国到底有没有民主和自由？这个问题看似很难回答，却也简单。不妨看看2015年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面对西媒追问民主和自由问题时是如何回答的。

尚达曼在对比中印两国政治制度时说，“印度是民主制度，是当今世界比较持久的政治体制，可是印度却没有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尽管中国没有所谓的西方民主制度，但领导人却十分重视官员问责制，并不是所有威权国家都有问责制，但中国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问责体制。”当被问到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方式时，尚达曼说，“新加坡是议会民主制，可能和英国或美国的制度有些不一样，但新加坡是议会民主，政府考虑当下和长远利益做出决策，而且我们的政府能对做出的承诺负责。”

而当记者追问“新加坡勉强算民主制度，但你们没有新闻自由”时，尚达曼说，“新加坡的确不是英式的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不是我们唯一向往的自由，新闻自由的理念很好，但这不是唯一需要实现的，老百姓要的是一个女性和儿童可以在夜间放心地走在街上的自由，老百姓要的是生活在良好城市秩序下的自由，老百姓要的是在教育和求职上不存在背景和种族歧视的自由，老百姓要的是在宗教信仰上没有偏见的自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自由，但很多西方社会都没有这样的自由。”

刚刚结束不久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创新，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但从高志凯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案例结合中国国际传播的现实状况来看，解决挨骂难题仍有很大挑战，且最大的挑战是能否避免掉入“民主与专制”这样的议程设置陷阱中。

想想看，为什么中国00后一代在巴黎奥运会可以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面旗帜，除了他们过硬的实力外，关键就在于他们既没有被传统叙事框住，也没有被欧美形塑为普世标准的标准给框住，这才是中国国际传播的破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