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法国与美国在台湾议题上斗法

　　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落幕，五环会徽映衬下的卢浮宫、巴黎荣军院(Invalides)、艾菲尔铁塔和凡尔赛宫，也只剩下回忆。 做为一名外交史学者，我的思绪自然转向法国! 这个国家曾经出现过世界事务的奥林帕斯级泰斗、“外交”(diplomacy)运作艺术的缔造者—黎希留枢机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和塔列朗亲王(Prince Talleyrand)。 然而，在六十年前的一九六四年，“中国队”在一场针对台湾议题的外交博弈中，以“即兴式谈判”(free-style negotiations)的高明手腕，让“法国队”苦吞败仗。 巴黎此后面对北京再也抬不起头来。

　　平心而论，在1963年至64年的欧洲，法国正陷于左支右绌的窘境。 她已经被逐出她在亚洲的领地。 就在美国和苏联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之际，法国进行第一次核武器试验。 法国加入共产中国的行列，拒绝加入该条约，试图从北京的怀抱中寻求慰藉。 法国认为自己被美国边缘化。 法国(事实上是她的总统戴高乐将军)把向中国靠拢，视为提升其全球影响力的杠杆。 由于在韩战结束十年后，美国仍将中国视为死对头，让北京对戴高乐更具吸引力。

　　一九六三年十月，戴高乐派遣私人特使富尔(Edgar Faure)前往中国，就法中关系正常化事宜，探询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态度。 富尔告诉周恩来，“就法国而言，与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所困难，因为台湾岛上有一个事实存在的政府。” 富尔还说，“戴高乐将军铭记于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蒋介石站在同一阵线，因此他不希望突然断绝与台湾的关系。” 由于戴高乐看似犹豫不决，富尔建议法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步，可以从成立官方贸易办事处开始。 “如果我们马上就采取行动，台湾可能会率先与法国断绝关系，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式。” 不过，富尔问道，或许法国“可以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驻守”，做为“降低地位的象征”?

　　周总理是一位比富尔干练许多的外交家，他用自己最喜欢的“让外国人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策略，来对付法国人。 他表明了北京的反对意见。 周恩来回忆道，在韩战爆发前，伦敦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不让蒋介石的代表进入英国。 然而，英国继续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甚至在淡水保留了一个领事馆。 周恩来说，这造成一种'半建交状况'” 周恩来预言般地提出警告，“如果法国采取相同的作法，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利的。”

　　富尔并没有把周恩来的话听进去。 富尔认为，法国在台湾保留领事馆，北京方面不会有任何异议。 可是，当他事后查看笔记时发现，如果法国承认“中国政府—即北京—而在福尔摩沙(台湾)保留一个负责领事业务的精简机构”，周恩来只会接受一个在台湾“听命于”驻北京法国大使的法国领事。 这种安排太尴尬了!

　　尽管如此，1963年12月16日，戴高乐亲自向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保证，法国在不久的将来无意承认共产中国。 (“不久的将来”显然是法语“一个月”的意思。 )

　　根据美国档案记载，1964年1月15日至17日之间，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向包括国务卿鲁斯克在内的多位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尽管法国将承认共产中国，但法国不会接受北京提出的任何条件。” 一月十五日，法国大使告诉鲁斯克的副手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法国不会断绝与台湾的关系”，“除非台湾选择断交，否则法国与台湾的关系将维持不变”。 法国大使强调巴黎并未'屈从于北京的任何要求'。 哈里曼则警告法国大使，必须为此承担后果。 美国对共产中国十年前在朝鲜半岛的三年血腥暴行，依旧怀恨在心。

　　美国人暗地里也策划了自己的反制外交。 一月十五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彭岱(McGeorge Bundy)与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会谈。 会谈纪录如下：

　　“我们能够挫败戴高乐的唯一机会，就是让蒋介石暂时按兵不动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如果他不宣布与法国断交... 就可以把问题丢回北京，因为(中国)一直坚持一种立场，就是他们不能承认任何承认福尔摩沙的国家。 法国希望蒋介石会马上与法国断交，这的确可能是他会采取的行动。 我们要劝告他先保持冷静一周。”

　　毫无疑问，约翰逊总统批准了这项计划，而且开怀大笑。 隔天，约翰逊签署一封致蒋总统的私人信件，蒋介石从中发现，“表现出接受『两个中国』局面”几天的作法，只是为了给戴高乐一个教训。 正如约翰逊总统信中所言，蒋介石的“耐心将给毛泽东带来最大程度的难堪”。 约翰逊认为，如果戴高乐本人也感到难堪，那就再好也不过了。

　　事实证明，法国在1月27日承认共产中国。 全世界的报纸对此均难以置信。 真的吗? 北京“并未要求戴高乐政府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 《纽约时报》在1月20日报道，美国敦促台北在北京外交争端中维持与巴黎的关系。 一月廿三日，该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北京终于准备放弃对台湾的主宰权，并准备承认该岛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和平将在眼前，但是“我们不能背叛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同意让他们接受北京的暴政统治。” 十天后，主要报纸依然报道“台北抗议; 但并未断绝与法国的关系“。

　　惊惶失措之下，“一名法国政府发言人否认... 法国将终止与国民党中国的外交关系“。 二月二日，法国向西德政府通报，承认北京并非意味着法国对“两个中国问题”采取任何立场，因为这个问题“在政治或法律上都不存在”。

　　台北驻巴黎大使馆看来岌岌可危。 二月五日，台北大使馆否认已将其在巴黎的外交资产所有权，转移到驻联合国代表团。 到了第十二天，法国开始动摇。 慌乱的奥赛堤岸(Quai d'Orsay，即法国外交部)强调，“法国政府的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但“拒绝推测这一立场是否意味着法国接受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 日子一天天过去，台北大使馆还留在巴黎。 《纽约时报》报道的标题是“支持台北让法国胆战心惊”。 二月九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批评戴高乐背信弃义：“难以想像还有什么比他的选择更令人反感的了—这是一个介于失败和公开承认欺骗之间的选择。”

　　那天在台北，法国临时代办突然通知台北外交部长沈昌焕，声称“一旦北京的临时代办抵达巴黎，(法国)就会承认他是中国的代表，因此，(台北)外交使团『将失去存在的理由』”。 法国代办证实，这是正式撤销对台北的承认。 很遗憾，戴高乐的政策既是“失败”，也是“承认欺骗”。 最后，台北驻巴黎大使馆关闭，所有人员在三月前撤出法国领土。

　　不过，还是有一线希望。 四月廿三日，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总统)庞毕度(Georges Pompidou)出席法国—日本新闻协会在巴黎的午宴时，对台湾的未来发表看法。 他表示，台湾的长期地位不明确，“这是一个必须在未来的某一天解决的问题，而且要考虑到福尔摩沙居民的意愿。” 在接下来的卅年里，法国始终对北京关于台湾主权的要求持保留态度... 直到1994年。

　　我们现在必须往前跨越30年。 一九九○年代初期，法国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海军巡防舰和战斗轰炸机。 做为报复，中国取消了一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工程项目—一个地铁系统和一座核电厂—还关闭了一个法国领事馆。

　　然后，中国要求法国正式确认台湾属于中国。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名法国密使完成这项任务。 他次月在北京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同意：“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趣的是，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直到几周后才得知此事。

　　巴黎的一家主要调查性报纸披露，一月十四日，密特朗总统与外交部长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有一场非常火爆的谈话”。 密特朗大为光火，因为公报包含《巴黎承认台湾属于共产中国》的声明。 他在盛怒之下破口大骂，巴黎简直是在中国人面前举双手投降，接受了美国人拒绝的所有要求。 这并不妨碍他们(美国人)在与北京做生意的同时，仍然与台湾维持经贸往来。” 这倒是真的。 不过，法国不是美国。

　　凡尔赛宫和罗浮宫依然熠熠生辉。 黎希留和塔列朗至今仍被历史学家誉为外交事务的奥林帕斯级巨擘。 但是，在1964年的台湾竞赛中，中国获得金牌，诡计多端的美国摘下银牌，始终保持良好运动精神的台湾则拿到铜牌。 最终，法国的处境反而比一开始时更糟糕。

　　(作者谭慎格为美国退休外交官，曾分别在台北和北京任职，现任美国国际评估暨战略中心“未来亚洲计划”主任。 国际新闻中心陈泓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