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张地图，日本四国岛归中国统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美、英、苏等主要战胜国都分别派兵以不同方式登上了日本的领土。

苏联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英国也以英联邦的名义派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军队协助美国占领日本。

1945年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其中文件的第七条规定：“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

第十二条则规定：“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也就是说，到日本能够成立一个让世界不再感受到威胁的政府之前，同盟国将会各自派出本国军队一直留驻日本，对日本本土实施占领。

1945年8月13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统帅，全权处理对日占领事务。8月30日-9月6日，46万美军以“盟军”名义陆续进驻，并单独占领了日本。

实际上，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10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就设立了由国务卿赫尔牵头的战后计划委员会，其核心议题就是研究在打败日本后如何进行军事占领，并对日本天皇采取何种措施。

从一开始，战后计划委员会就分成强硬派和温和派。

强硬派成员主张：“为保证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必须根除日本产生军国政治的根源，即清除作为中央集权机构的日本帝国政体……如果不消灭天皇体制，就谈不上战胜日本。”

温和派也摆出了自己的论据：“把天皇体制与侵略战争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战争不是日本天皇挑起的，他是被人利用了……作为日本战后重建的心理基础，天皇是必需的。”

双方争论持续了很长时期。最终在1944年5月，该委员会最终决定：保留天皇，但需要对日本实施外国军事占领，彻底粉碎日本的军国主义基础。

而盟国首次讨论对日本的战后处置问题，则源于1943年由中英美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晚间会谈中承诺：美国支持中国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中扮演重要角色。

蒋介石最初认为中国无法承担这一责任，但他同意派兵与否应视实际情形决定。

同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其中决定“对于所有有关敌人投降及解除武装，均将采取共同行动”。

1944年8月20日，重庆的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在第二版刊登文章《关于占领日本问题》，首度证实中美领袖曾在开罗口头协议占领日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则在8月24日答外籍记者提问时更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主张：盟国必须将占领日本、解除日军武装列为日本投降要件之一，借此打破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狂妄错觉。”

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对日占领问题成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核心议题，并建立了“白队”。

进入“白队”的将军和上校们不仅要考虑对日本最后一战的问题，而且还要设计未来对日占领军的日常调配。根据他们的推算，平时部署在日本本土的占领军需要23个师，总共80万人的军队。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用80万美国士兵来实施对日占领恐怕在国内难以通过，因为美国人民肯定会要求自己的儿女早日回国团聚。

于是，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开始四处放话，希望与英、中、苏等盟国共同占领日本。

同时，“白队”加速制定占领日本的计划，打算通过设立各国占领区来肢解日本。

在这项计划中，除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以外，美国很想把中国也拉进占领军的行列中。

在美国人眼里，使用中国占领军有一个好处：日本把侵略战争辩解为是“黄种人反对白种帝国主义”， 让中国军队占领日本的部分领土就可以回击这种宣传，弱化占领日本行动的“种族色彩”。

在确定盟国占领区的划分时，“白队”考虑的是：

日本主要大岛本州的中心区域拥有发达的基础设施，必须控制在美国手中；

工业相当发达的九州岛可交由英国军队占领；

属于落后农业区的四国岛安排中国军队驻扎；

而苏联则在北海道和本州北部驻军。

但这项计划的实施有一个前提，即他国军队不能立即进驻日本，而是等美军逐步撤出后再去接替。因此，美国人计划在日本投降后的前三个月，在日本列岛部署23个美军师（80万人），在随后的9个月内，再允许盟国军队进驻日本列岛，兵力分配为：

美国8.3个师，共31.5万人；

英国5个师，16.5万人；

中国4个师，13万人；

苏联6个师，21万人。

在最后阶段，各国占领军应将驻军人数逐步减少大约一半：

美国只在日本驻留4个师，英国2个师，中国2个师，苏联3个师。

1945年7月，中英美三国就日本投降与战后处置提出具体方案。7月26日，盟国为促使日本尽早投降，以中英美三国政府元首的名义，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其内容要点为：

永远根除日本征服世界的权力与势力，消灭军国主义；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经盟国指定，日本国土必须占领”，直到宣言的各项目标达成，以及日本人民依据自由意志成立“一个和平及负责任的政府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该公告确认了各对日参战国具有占领日本的同等权力。

1945年7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接见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时，美方告知日本在外交方面已有求和趋势，日本将在几周内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在计划协调中美两军如何占领日本本土各据点及机场的相关事宜。

会谈中，蒋介石向赫尔利坦承中国连空运部队到大陆沿海都有问题，只能被动配合美国行动。

不过一天以后，国民政府军令部参谋唐纵在呈报蒋介石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中仍主张在国军内挑选适当成员，编成一军随盟军登陆日本本土，为将来参加盟军控制日本做准备。

8月10日，国民政府获悉日本已通过瑞士向美国转达投降意愿时，遂改为主动姿态，向美军提出派遣中国空军占领日本的计划，其编制包括两个驱逐机（战斗机）大队、一个中型轰炸机大队、一个侦察机中队、一个运输机中队，而所需经费和装备则通过《中美租借法案》提供。

两案的提出显见国民政府对进驻日本领土有高度兴趣，但因后来魏德迈反对将中国军队派赴日本和朝鲜，遂无法实现。

日本投降后，美国为避免盟军最高统帅对日处置受到他国影响，1945年9月2日，由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菲律宾、苏联、英国与美国代表在华盛顿组成“远东委员会”。

该会全体成员同意，军事占领为解除日本武装与废除军备的第一任务，因此盟军将对日本本岛实施军事占领，各国占领部队由美国指派的最高统帅指挥。

由于最高统帅具有决定实施投降条款、执行占领及管制日本各项政策的一切权力，对日占领的相关盟国即使不满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也不能提出任何建议案来制衡麦克阿瑟，形成美国独占日本的特殊现象。

但在盟国的压力下，9月2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美国对日本投降后的处置政策》，宣布：

1、欢迎并期望盟国参与对日派遣占领军。

2、各国部队抵达日本后，必须接受盟军最高统帅的调度指挥。

3、各国政府必须负责自身部队的补给和日常维持经费。

美方还宣布了盟国占领军的规模，预计美军为12个师，20万人（含朝鲜半岛的两个师，3万人），中英苏三国各派一个师作为占领军。

1945年12月25日，美国国务院照会国民政府，希望中国能尽快派兵赴日参加占领。

在蒋介石的授权下，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与魏德迈迅速拟定两个方案：

甲案：民国34年（1945年）甲种编制军，抽调一个完整师配以必要政务人员及特种兵约1.5万人。

乙案：以步兵两个团为基干，配以政务人员及特种兵混合编组为一个支队，约1万人。

蒋介石最初批示选择乙案，但后经与魏德迈讨论后，又改以甲案实行，自此中国派兵赴日才真正为美国所接受。

美国对于各国派兵占领日本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转变，是因为参联会评估认为美国已能掌控日本全局。他国所谓的“占领”只不过代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职权，不影响美国的权威，同时又能帮美军分担防务。

在经历第一次派空军占领日本提案失败后，蒋介石对此次美国主动邀请表现颇为谨慎，先是要求相关部门只能发表派遣消息，但不宣布派遣数量及编制，同时对美国重申中国派兵有现实困难。

他强调此次美国邀请中国派兵，必须帮助国民政府解决若干问题，否则“派遣不克实行，则（中国）在国际上即失去信用”。

蒋介石所谓问题有二：

1、中国无法承担空运及海外驻兵的经费；

2、适合代表中国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难以寻觅。

1946年3月13日，美国国务院通过魏德迈向国民政府建议：

1、中国可以先选派少数先遣部队赴日；

2、推荐滞留在香港九龙的国民党新一军第38师为驻日占领军：

3、相关消息由中方同意后，由美国务院公布。

国民政府接受了建议，先是在4月1日由陆军中将朱世明率领驻日代表团第一批成员12名、军人4名，以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梅汝璈抵达日本，另选派新一军第38师为驻日占领军。

不过第38师后来被送到中国东北打内战，国民政府军令部遂在4月3日呈报蒋介石，改由驻越南北部的第53军荣誉第2师作为驻日占领军，4月19日正式通知荣誉第2师前往越南海防待命集中并进行人员挑选，所有驻日占领的军人要求五官端正、身高1.70米以上、小学以上文化，连以上军官还要进行交谊舞培训，同时还为其加强特种兵与后勤部队单位，于4月底完成整编。

之后，荣誉第2师从海防空运到上海，在那里又与荣誉第1师合并为第67师，其编制为14500人，有步兵团3个、炮兵团1个、运输团1个，此外还有战车、工兵、通信等营各1个以及200名宪兵。

这些部队向来被视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抗战期间曾参加滇西战役，攻克松山、腾冲等重镇。

该部队代表中国占领日本，也能显示国民政府在对日处置上的积极态度，以实际作为反驳舆论认为其对日本军事管制的消极误解。

5月初，中国驻日占领军先遣人员、上校参谋廖季威同第67师师长戴坚等人从上海乘坐B-24轰炸机前往日本，同美军商谈中国驻军地点问题。

根据协商，中国占领军驻扎在日本爱知县，必要时再扩大到三重县和静冈县，第67师将隶属美国第8集团军第1军指挥。

在日期间，中方官员还视察了驻地，日本当地政府对中方官员侍应恭谨，为其介绍中国军队到来后所需的营房、仓库、港口、车场以及游乐场所等设施。

虽然美国主动邀请中国派兵，但明知国民政府无足够财力维持海外大规模驻军，故意不给中国提供相应的帮助。

1946年4月，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艾可伯格向陆军部（前战争部）申诉，声称中国占领军依赖第8集团军的补给系统是不明智的，应该让中国自己的补给体系来维持运作。

为此，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几次与美方交涉，并多次利用舆论对美施压，但麦克阿瑟与艾可伯格不为所动，他们抱怨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占领军的安排，已超越中国所能负担的程度，驻日美军只能给予有限、符合逻辑原则的支持。

换言之，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不能奢望美国慷慨解囊，必须自己寻求经费。

为解决经费与运输的问题，1946年6月底，中国方面援引美国“租借法案”与美方谈判，美国陆军部才同意自1946年6月底至1949年6月底从美国援华经费中调拨中国驻日占领军所需装备和补给。

经过谈判，7月20日，中国驻日代表团朱世明中将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穆勒上将签署了《中国驻日占领军备忘录》，进一步确立中国驻日占领军有关运输、地位、任务、权益，以及与各国占领之间的互动关系。

麦克阿瑟原本估计中国军队将于1946年8月底到达日本，但蒋介石一手挑起的内战却打破了原来的计划。1946年6月，国民政府急电在上海待命的第67师，令其迅速过江，进攻苏鲁豫解放区。

正在日本苦等第67师的朱世明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才知道情况，蒋介石向他保证：“国军只要在鲁南或江苏泰兴一得手，即可将第67师调回并按原计划进驻日本”。

第67师到达苏中后，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担任）指挥，其部队被分解到第65师和第69师。

1946年7月6日，汤恩伯发布进攻黄桥、姜堰、海安的命令，华中野战军在粟裕和谭震林的指挥下，经过一个半月的战斗，一举击溃国民党军的进攻。其中，第67师在海安、如皋一带遭华东野战军重创。

8月28日，华中野战军致电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内容涉及第67师的伤亡情况。电报称：我军于26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第69师之99旅后，又于27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65师之187旅及79师一个团，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

至此，原本用于对日军事占领的第67师就这样覆灭在内战的战场上。

在67师无法到达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只好保留了先遣的驻日军事代表团。中国驻日代表团机构有办公厅，下设4个组、7个处，此外还有宪兵40人。代表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都，团长最初为朱世明。

中国驻日代表团虽然受制于美国，但他们还是感受到了在日本国土上作为战胜国所受到的尊敬。

据当时跟踪驻日军事代表团报道的重庆《东南日报》名记者赵浩生回忆，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其驻日军事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日本享有各种特权。

当时的日本是一片废墟瓦砾。日本人在盟军占领人员面前显得低声下气，在街上一看到插着中、英、美、苏四国旗帜的车辆就点头哈腰，让当时的中国人很扬眉吐气。

可惜，中国军队没有按计划进驻日本，这使得中国对日本的管制缺乏威慑力和强制力，也使得后来中国试图限制日本，并要求其彻底反思战争罪行的愿望没有实现。

虽然给盟国留出了一定的驻军位置，但美国一开始实施的还是完全由美军实控整个日本的计划，所有盟国军队，均需接受美国驻日最高机构的领导。

中国之所以被要求派出军队，一是避免造成“白种人控制黄种人”的口实，二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完全依赖美国，中国派兵，反而会减少美军的负担。

因此，在日本决定投降的前夕，美国就已开始积极策划单独占领日本，杜鲁门正式批准了国务院人士提出的“对日占领与军政府”备忘录，明确规定“不搞多个国家的分区占领”，“美国负有提供占领军的主要责任，占领军统帅及其属下的主要司令官应是美国人”。

同时，美国政府不和盟国进行任何协商，就准备自行任命代表盟国占领日本的最高统帅。苏联获悉该消息后，积极要求参加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并向美国大使建议，在占领日本时，最高统帅可以包括2个人，由苏、美将领华西列夫斯基和麦克阿瑟担任，但遭到美方的拒绝。美方坚持驻日盟军最高统帅由麦克阿瑟单独担任。

最终，美苏通过私下交易，斯大林接受了由美国单独领导盟军占领日本的条件。苏军只实控了日本北部的千岛群岛小部分领土。

1945年8月13日，美国把发给日本政府的“总司令第一号”命令通知各盟国。其中规定，“日本、菲律宾以及朝鲜北纬38度以南，由美国太平洋陆军部队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受降”。

8月28日，首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横须贺登陆，接着15万美军占领了日本全境，开始以盟国占领军的名义占领日本。

从8月30日到9月6日，麦克阿瑟所率领的美军共46万人陆续进驻日本，控制了各大都市和战略要点。9月7日，成立了“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以美方为主体，除了设有参谋部外，还下设民政、民间情报、经济科学、天然资源等9个局，全面控制了日本的内政。

尽管成立了由11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作为在盟军最高统帅之上的决策机构，以及由4名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但实际上一切事务都由“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和麦克阿瑟来定。所谓盟国对日本的共同占领，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实际上是美国单独占领和管制。

9月22日，美国在《占领初期美国对日政策》中明确宣布：美国占领日本的最终目标是：(1)确保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安全与和平的威胁。(2)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应尊重其他国的权利，并应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与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目标。

这表明维护美国的利益成了美国对日政策的最高标准。

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日本，麦克阿瑟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请求，取消了军事管制，并通过日本天皇、政府进行对日间接统治，进一步取得了完全控制日本的主动权，以便把它限制在自己利益的范围内。

1945年12月，莫斯科3国外长会议决定在华盛顿设立由苏、英、美、中、法、荷、加、澳、新、印、菲11国（后缅甸和巴基斯坦加入）代表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作为制定占领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在东京设立由美、苏、中、英4国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

但前者的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发布指令，后者是盟军总司令的咨询机关，都不能限制美国对日本的单独统治。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初期，实行了一系列以限制日本为主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措施，这对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其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也不难看出，在这其中充满了美国自身利益的因素，从这段历史来看，同无条件投降的纳粹德国相比，日本的所谓“无条件投降”是不彻底的，是有所保留的。

德国被四大同盟国分区实行军事占领，盟国管制委员会行使德政府职能，纳粹制度被彻底铲除。

而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的“无条件投降”中，只是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它同德国的投降至少有三点不同：

第一，日本投降后，主权天皇制转变为象征天皇制，但日本政治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却被保存下来。天皇制的保留，成为美国结束战争并占领日本及日本统治集团重建日本的政治基础，它对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体制的形成有着密切关系。

第二，日本投降后，日本政府成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作为统治国家的机器继续运转，因而没有受到实质的改变。

第三，投降后的日本是由美国实行单独占领，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由四国分区占领，这就使美国有条件按照美国的意愿来重建日本。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首先，在欧洲战场上，苏联是正面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美、英对德战争中同苏联结为同盟，因此，在解决战后德国问题上美国不可能置苏联于不顾独断专行，苏联在德国投降及处理战后德国问题上具有无可抗拒的影响力。

而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美国和中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当时中国蒋介石政权在外交上全面依赖美国，所以，在亚洲，美国实际上垄断着对日本的处理权。

其次，战败前的日本同投降前的德国在军事实力上有很大不同。德国在无条件投降前夕，国土被盟军占领，军事上已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

日本战败前，本土尚未遭到地面攻击，在海外尚存有一百余万军队。日本手中还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因此，美国方面希望促使日本尽快投降，以减少美军损失。为日本投降后保留并充分利用天皇埋下了“伏笔”。

应该说，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在打击限制的同时，也隐藏着有朝一日日本将为美国所利用，成为美国工具的用意。

1948年-1950年6月25日，随着美国在全球推行“冷战”政策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美国转而希望日本成为远东的“稳定”因素，成为美国的“远东工厂”和“反共堡垒”。

因此，美国加强了对日援助，加紧镇压和分裂日本的工农运动，解除对军国主义者的整肃，并在日本强制实行“稳定经济九原则”，把对日政策的重点移到重建日本经济上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速变日本为侵朝战争的基地。7月8日，命令日本政府新建7.5万人的警察预备队。同时，加紧进行对日本单独媾和的活动。

1951年9月8日，美、英、法等国与日本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同日，美国、日本又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结束对日占领，但条约规定美军继续留驻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