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之初：文坛恶少、打手狄克

张春桥这位“前进的作家”，曾干过密探勾当，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尖腮、瘦削、不苟言笑、戴一副近视眼镜，原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济南正谊中学校长徐伯噗事隔几十年，仍记得当年的学生张春桥的形象。他作如下回忆：

1932年我当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时，张春桥是我校五五级学生。他同我关系很好。当时，张在学生运动中，表面积极，暗中告密，是个两面派人物，经常同复兴社分子、学校训育员黄僖棠、范贯三等接触。

1933年，正谊中学有一次举行周会时，有一部分学生散发传单，鼓动罢课，要求抗日。这时张春桥曾向我密告我校领导学生运动的程鸣汉、鹿效会、郑庆拙等学生的情况。我将这几名学生的活动的表现，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后来我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告密的几个学生开除了，并将程鸣汉等人活动情况告诉了法院法官胡性孳，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以共党分子为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死在狱中。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张春桥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16岁的张春桥，就已经够阴的了！

1934年夏，17岁的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他自命为“前进的作家”，口气却不小，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已目空一切。这时，他已对施蛰存、老舍、臧克家发动进攻了。

看看这位17岁“作家”的口气，是何等咄咄逼人：

他批判了施蛰存—“等到施蛰存底编辑下《现代》杂志出版后，捧出来了个戴望舒。从此，你也意象派，我也象征主义地在各处出现着：整个的诗坛是他们底领域，每个文艺杂志底诗里是他们的伙伴。……也许施蛰存会摆出面孔说叫‘孩子家你懂啥’！可怜，中国底读者有几个懂的呢？”

他骂起了老舍—“《民国日报》出副刊，老舍写发刊词，更十足表现其无聊，日前友人访于其家，谈话之间颇露出昏头昏脑来，因为他是没有个性的，有也只是糊涂，他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所以对于军人或政治人员演讲也颇得欢迎。”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着批评了郭沫若—“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课于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曾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写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而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常这样作的。他的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使人多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小小张春桥，真乃一只文坛刺猬。两年之后，他斗胆攻击鲁迅，其实不足为怪。这个“狄克”之狂，初入文坛，就充分显示出来了，十足的“文坛恶少”！

1934年11月29日《中华日报》副刊编者在发表张春桥的《关于臧克家》一文时，同时发表了编者致张春桥的短函，规劝张春桥不要“开口骂人”。编者的信，写得颇为巧妙，甚至可以说是在那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之前，第一次非正式地“炮打张春桥”：

春桥先生：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因为空函，不好意思寄给你，所以未复。大家都还年青，锅里不碰见，碗里也会碰见的，决不敢因为你隔得远，就欺你。个中情形，说来话长，也不便说，一句话，在不景气的都市里，很难因为招牌堂堂就独景气。我自己也写文章，也投稿，也被人欺，不过因为在编这点不成器的东西，不敢开口骂人耳。

编者拐弯抹角地奉劝这只刺猬，不要刺人。可是，张春桥怎么听得进去呢？

在“文革”中，上海不是冒出个“狂妄大队”吗？倘若追根溯源的话，那“老祖宗”便是张春桥。

张春桥此人，在小小年纪的时候，便有一番不凡的来历。

张春桥乃山东巨野人氏，生于1917年。家住巨野县城城隍庙前街张宅—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22间房子。

张春桥的曾祖父叫张在文，祖父叫张协中，父亲叫张开益，都跟县衙门有点瓜葛：张在文是巨野县衙状班“老总”，后来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张协中袭任了“八柜柜书”。从清朝进入民国之后，他任国民党政府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后来，又当过日伪维持会主任，于1948年病死。

张开益，字晋青，生于1899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山东省会公安局栖流所长。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解放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自1953年起，因患高血压，病休，到上海住在张春桥家。

张家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出租，按六至七成出租。张家的房屋也出租。直至1955年，张开益还收房租。

在张春桥的笔下，他的父亲却成了这样的形象：

父：小职员。（张春桥1939年填写人员登记表）

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张春桥1944年写的反省自传）

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张春桥1952年填写党员登记表）

本来，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这是自己所无法选择的。在填表的时候，如实地写，也就可以了。张春桥却不，像变戏法似的，他不时变动着自己的家庭出身：

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张春桥1944年写的反省自传）

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张春桥1952年填的党员登记表）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张春桥1973年填写的中共十大代表名册）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弟弟们都叫“张×桥”，依次为张秋桥、张铁桥、张济桥、张月桥。妹妹叫张佩瑛，死于1974年3月30日，当时为上海某医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宋蕙卿生于1896年。1977年，她得悉儿子张春桥身陷囹圄，在绝望之中，于4月1日自杀于上海。

关于张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在关于张佩瑛的一大堆卷宗中，见到某人在1958年8月1日所写的关于张佩瑛家的材料。当时，张春桥尚未显赫。这份关于张佩瑛的材料，写得相当真实：

张佩瑛家里很有钱，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搞卫生方面的，是一个处长。她家有自备的洋车。张佩瑛有时就用洋车上下班。因为我的家到办公地方去，要经过她的家，所以我也曾去她的家。她家有佣人。

张佩瑛长得很漂亮，家中有钱，所以她当时打扮得很特殊，像上海小姐，穿的是玻璃皮鞋、玻璃丝袜、玻璃大褂，所以有人叫她为玻璃小姐……

另一个人在1957年4月15日写的材料，这样谈及解放前的张佩瑛：

我们在一个科工作。当时对此人的看法是，非常爱出风头，大家公认的“玻璃小姐”。生活作风很成问题，成天爱打扮，似个交际花，素日常与有钱有势之流接近。究竟哪一个是她的知己朋友，也很难使人知道，因为见谁也能谈情说爱，一块下饭馆、看电影。据她自己在闲谈中讲，在空军俱乐部跳过舞，跳得腿酸。……在马路碰到时，很少是自己，身旁总有另一异性的人。也有很多的反映说是“张佩瑛好刷（耍）弄男人”……

当年的张春桥，也是个交际广泛、四处活动的人物。小小年纪，已经参与了种种政治活动。

1931年，14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1933年，年仅16岁的张春桥，就已经非同凡响，踏上了政治舞台。迄今，还可从1934年上海《文学》月刊7月号所登《济南》消息中，查到16岁时张春桥的“足迹”：

华蒂社：成立于1933年春天。最初社友有二三十个人，如李树慈、金灿然、马蜂、吴稚声、张春桥、孙任生等，都是发起的人。

华蒂社最发达的时候社友达六十余人，出版了两个周刊、一个月刊。

这里提到的马蜂，亦即马吉峰。1934年天津的《当代文学》第1卷第5期所载《济南通讯》，署名露石，内中写道：

从前有很久历史的“华蒂社”，曾一度兴盛过，曾出过三期的月刊，社员有五六十人。

马吉峰、张春桥等，他们在从前都是华蒂社的中坚。

关于这个华蒂社，其首领李树慈在1976年11月13日曾作过如下交待：

我是1933年在济南由黄僖棠介绍，参加“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后改为复兴社。在山东省的国民党复兴社正副头目是秦启荣、黄僖棠。三三年春夏，黄僖棠授意我，以编文艺刊物为诱饵，收买拉拢一批青年学生，成立了“华蒂社”。这个组织是由我和张春桥、马吉峰等人发起的。刊物也以“华蒂”为名。“华蒂”，暗含“中华法西斯蒂”之意，以使这个反动组织的政治性质更加明确。我是“华蒂社”的负责人，也是刊物的主编。开始，在国民党报纸《历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由黄僖棠向复兴社要求，批准每月三十元的印刷津贴，编印出版单行本《华蒂》月刊，出版了三期，均由复兴社经营的午夜书店印刷、发行。《华蒂》周刊出版后，黄僖棠就叫我写一份“华蒂社”社员名单交给他，以便上报复兴社南京总部。名单中有张春桥、马吉峰等十余人……张春桥是“华蒂社”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章参加“华蒂社”。……

16岁的张春桥舞文弄墨，在《华蒂》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银铃》（偶然的巧合：姚文元之父姚蓬子于在1929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也叫《银铃》）。在第二集《华蒂》月刊上，发表了小说《秋》。

可以说，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

征东讨西，挑三剔四，张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都不大入眼。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张春桥仿佛最偏爱诗。他的攻击的火力，常常集中于诗人，不光是郭沫若、臧克家、戴望舒，就连徐迟、杨骚、李金发，都在1934年挨过张春桥的棍子。

张春桥也写诗。且看张春桥的诗，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1934年7月6日《新诗歌》第2卷第2期上，有一首张春桥的大作，题为《失业的人》，全诗如下；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还是 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今天晚上就入伙：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这才是张春桥所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张春桥在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上，还发表过一首《俺们的春天》。在这位“诗人”笔下的工人，竟是这样的形象：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像 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还有年青的伙计们：“猫还叫春呢，咱们 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他以为，写上了“俺们”、“咱们”，就算是“大众的”；他以为，写上了“杀的杀，砍的砍”，就算是“能鼓动斗争的热情”；他以为，写上了“猫还叫春呢”，就算是“工人的语言”……

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他写了“关于相声的历史及其发展”的《相声》一文，发表在1934年8月2日《中华日报》，胡诌什么：“小市民层需要麻醉，大众得不到适宜的娱乐的现阶段，谁说相声不能够存在呢？”

他对“汉字拉丁化”，也要说上几句，写了《关于拉丁中文》一文，发表于1934年9月15日《中华日报》。明明声称自己“既不知道言语学底高深理论（浅的也知道得极微），又没有多量的时间来研究”，却要插一脚，写篇文章。

这时候的张春桥，也曾去学过戏剧。

那是戏剧教育家阎哲吾先生来到济南，担任山东民众教育馆推广部指导员，开办了戏剧训练班。

当时，张春桥进入这个训练班，开始学习戏剧。只是张春桥后来并没有从事戏剧艺术。

班上有一位同学叫陶金，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陶金在1947年和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又与白杨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名震全国。

前些年，香港出版了陶令昌、金义著《陶金──舞台银幕五十秋》一书，内中引述阎哲吾先生的话：“我有两个学生，一个是陶金，一个是张春桥。”

这本书披露了张春桥曾师事阎哲吾学习戏剧，是陶金的同学，使读者颇感惊奇[118]。

1935年3月，当著名剧作家熊佛西来到济南，当地的话剧界在贡院墙根山东省立民教馆的图书馆里举行茶话会，表示欢迎。张春桥也去参加，拿出本子起劲地记，挥就一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于1935年3月24、31日，分两次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戏剧副刊。

张春桥还在关于济南文艺界的报道中，不断提到他自己。

1934年7月26日的《中华日报》上，张春桥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这样谈及他自己“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萧寄语、张春桥、黎曼、马蜂等想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

该报8月7日，又载了张春桥的《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其中表扬了他自己：“《国民日报》副刊‘燕语’，编者狄景襄、马蜂、张春桥，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有时也提出些问题来讨论，为济南文艺界可注意刊物之一，其历史亦较久。”

那时候，张春桥的文章均署真名，所以倒还容易查找。

17岁的张春桥，四处钻营，已有着相当大的活动能量。难怪他日后成了中国文坛上一匹害群之马，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阴谋家—他早就是个祸根，诚如江青把上海电影界闹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过21岁；姚文元在上海成为批胡风的“英雄”，也只24岁。

1935年5月，上海的四马路上，出现张春桥瘦削的身影。18岁的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月薪30元。

当时的青年作家周楞伽，与张春桥相识。周楞伽这样记述对张春桥的印象：

张春桥是王梦野介绍我认识的，他俩感情似乎很好，常常同出同进，张春桥那时只有十八九岁，不像后来削骨瓜脸，戴眼镜，相反倒有点痴肥臃肿，他的名声不好，代上海杂志公司标点“国学珍本丛书”，自己看不懂，点了破句，反说原书有误，被辞退出来，文艺界传为笑谈，因此我有点轻视他。张春桥性格比较阴沉，不大说话，但一旦开口，言辞十分激烈。[119]

周楞伽原名周剑箫，1911年生于江苏宜兴，比张春桥年长六岁。他当时出版了长篇小说《炼狱》，并主编《文学青年》杂志。解放后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担任编辑，1972年退休。

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是书店、出版社汇集之地，人称“文化街”。1924年，11岁的姚蓬子从浙江诸暨来到四马路，成为老板张静庐的光华书局里的一名编辑，从此走上上海文坛。11年后—1935年5月，18岁的张春桥从山东济南来到上海四马路325号“上海杂志股份无限公司”，充当一名校对员。真巧，这家公司的老板竟然也是张静庐！

张静庐是一位颇有眼力和魄力的出版商。1924年，他第一回办出版社，创立光华书局，招来了姚蓬子。出版界也是个风大浪高的所在。他时沉时浮，在荆棘丛中前进，几度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1935年，书的销路不畅，他办起了上海杂志公司，既发行上海各种杂志，也自己印些刊物和书。他租下了四马路上的“红屋”—325号原世界书局发行所旧址，挂起上海杂志公司招牌，招来了张春桥。不久，他从校对员成为助理编辑。

1935年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销路尚可的只有三种：第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学，上学要买教科书。教科书总是有销路的。第二是把古书加以标点，翻印，叫作“标点书”。这类“标点书”销路也不错。第三便是杂志。

张静庐也印起“标点书”来了。从1935年9月起，他聘请阿英、施蛰存[120]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每周出版一种的速度，开始印行。

阿英在1936年1月10日出版的《书报展望》第1卷第3期上，写了《杂谈翻印古书》一文，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1935年过去了。若果有人问：“这一年出版界主要的现象是什么？”那将谁也会回答，是“翻印古书”。把那些价值高昂，以及不经见的旧书重行排印，使穷困的学人能以少数的经济，获得许多在研究上必要的书，未始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但是此种事实，成为出版界的主要现象时，则无论如何解释，总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18岁的张春桥，不知天高地厚，不问问自己肚子里有多少墨水，居然也去标点古书，想拿点“标点费”。

1935年11月18日，上海《小晨报》发表了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张春桥的不学无术。这是一篇迄今鲜为人知的文章，现全文转录于下，以飨读者，从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张春桥在上海滩上胡混的卑劣形象：

是年也：旧书走运，“珍本”出头。

可恨“珍本”之类的东西，古文人忒煞作怪，不标不点，未免要使今人多费一番手脚。在这里，施蛰存，阿英，以至章衣萍等等人便做到了一笔好生意。

至于这篇文章的标题上的那位姓张的，也许诸君还不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不能算做什么“作家”；不过，因为他曾经在《太白》之类的杂志上发表过散文，而又做过一任上海杂志公司的助理编辑，与所谓“作家”们略有交往，便也自命为作家，而且还自视为“前进的作家”了。—在文坛之边上，这种“自得其乐”的人是很多的，对于张春桥，自亦不足怪了。

但，笑话来了！不知怎么一来，这位自命“前进的作家”的张春桥也居然标点起旧书来，在上海杂志公司的珍本丛书项下也当了一名标点员：他所担任的工作，是一部《柳亭诗话》和五本《金瓶梅词话》。

于是，张先生用他在《太白》上写速写的方法“速标”起《柳亭诗话》来。可是，说也笑话，他对于中国的诗实在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而不知道还有四言以至长短句。而且，对于诗话的摘选诗句，有时不一定尽录全章而常常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于是，他当然有点感觉到困难。幸而，张先生毕竟是聪明的。他相信为诗总是诗，非五言一定七言，非以四句为一绝即一定以八句为一律。假如违犯这个规条，那就决不是我张春桥自己不懂而一定是《柳亭诗话》的古本印错了。根据这个定例，他就把《柳亭诗话》里的四言诗硬派作五言或七言来标点；而把诗话里所同时列举的不同的诗篇里的诗句也硬用了引号（“”）而硬派作一首诗。—在这样的方法之下，《柳亭诗话》总算标点成功了。

可是，问题是有的。当他有一次碰到了一首长短句的古风诗而发现用五言也读不通，用七言也点不够的时候，他就断定了《柳亭诗话》的原本是大错误了。于是，他就在原书上批了一个大大的“疑问符号”而附了一封信给张静庐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拿）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语，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既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词话》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自然，张先生会光火起来的。他决不怪自己的错误，而以一种“前进的”姿态向张静庐老板和施蛰存先生开起火来，他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信给上海杂志公司，大意是说，“标点古书，实系市侩行为，欺骗读者，贻害大众，尤非浅鲜，且该项珍本乃由施某编辑，更令人不齿，早知如此，我亦不愿加入矣……”云云。

张老板一看此信，不禁哈哈大笑，却幽默地说道：“原来标点得不错，那么‘欺骗读者’和‘贻害大众’之罪或者还可以减少一些。如果像张春桥那样的乱标乱点，那才十足的‘欺骗读者’‘贻害大众’了呢！”

可是，张静庐的损失毕竟也不少，重新叫人标点过，已经煞费力量了，（因为事先不察，已经付排部分）而等到《柳亭诗话》印出的时候，张老板又发现张春桥的乱标误点的遗迹还有不少未能全勘正，因此害他吃了《国闻周报》一刀；而且对于读者，毕竟也非常抱憾呢。（听说，现在这部《柳亭诗话》下集已由施蛰存重校付印，以免再蹈覆辙也。）

这篇《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把“前进的作家”张春桥的浅薄、倨傲以及阿Q精神，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果要追溯“炮打张春桥”的历史的话，这恐怕要算是第一炮了！只是18岁的张春桥一无权二无势，不然，他必定会置炮手“岂以”于死地而后快。

张春桥标点的古书，如同张静庐所言：“变成城楼上打鼓，不通，不通，又不通！”为此，《国闻周报》曾发表文章，批评上海杂志公司乱标古书。“岂以”这才在《小晨报》上发表文章，拆穿内幕：责任不在张静庐、施蛰存、阿英身上，乃是张春桥在“歪批三国”！

上海杂志公司是上海文坛的窗口，上海各杂志的汇聚之处。校对之余，张春桥投稿于上海各报纸杂志。

1935年6月6日，张春桥来上海还不到一个月，《大晚报》就登出署名“张春桥”的《行之端》一文。

1935年7月18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又登出了署名张春桥的《土枪射手》一文，回忆他那“死得很苦”的二舅。

紧接着，1935年8月15日，《大晚报》副刊“火炬”，刊出张春桥的《我控诉》，文末署明的写作日期，为“7月21日午”……

此后，攻击鲁迅先生的狄克公案，也就发生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

欲写清楚狄克公案的来龙去脉，不可不写一写这一公案的幕后导演—《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主编崔万秋。指使狄克在《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上向鲁迅射来冷箭的，便是崔万秋其人。

《大晚报》是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创办人为张竹平。起初，它仰仗国民党政学系的津贴来维持。到了1934年，改换门庭，拜倒在国民党政府的“财神爷”孔祥熙脚下。崔万秋坐镇副刊“火炬”，主持笔政。

……

主编着《大晚报》的“火炬”副刊，崔万秋是名副其实的编辑；发表着散文和小说，崔万秋是货真价实的作家。他的第三身份，在当时鲜为人知。

崔万秋的真实身份水落石出，是在南京解放之后，我公安人员从国民党保密局（原军统局）遗留的档案中，查出“情报人员登记卡”。在写着“崔万秋”大名的卡片上，清楚地标明：“上海站情报员”！

这便是他的军统特务的铁证。

对此，曾任国民党军统局本部处长的沈醉，后来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说明；

我于1932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崔万秋当时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火炬”上连载了一篇描述抗日活动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我曾问他，为什么刊载这种小说？他笑着说，不刊载这些，怎么能表现我倾向“进步”呢？崔万秋告诉我，他对副刊文章的选择很认真，他约了不少的所谓志同道合的人给他写稿和办专栏，对一般不相识的人来稿，如无特别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东西，是不采用的。

凭借着复兴社之桥，“华蒂社中坚”张春桥一到上海，便投入了崔万秋的怀抱。

崔万秋是从张若谷手中接任《大晚报》的“火炬”副刊的。张若谷的前车之鉴，使崔万秋倍加小心。

1933年6月17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曾发表署名柳丝的《新儒林外史》，为杨村人大鸣不平，斥责鲁迅对杨村人的批判是手执大刀“是非不明”的“乱砍乱杀”。“柳丝”何人？杨村人的化名！鲁迅写了《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锋芒直刺杨村人，顺便也给张若谷带了一笔。因为杨村人在《文化列车》杂志1933年第3期上，发表了给鲁迅的公开信：“今年我脱离共产党以后，在左右夹攻的当儿，《艺术新闻》与《出版消息》都登载着先生要‘嘘’我的消息，说是书名定为：《九平五讲与上海三嘘》，将对我‘用嘘的方式加以袭击’，而且将我与梁实秋、张若谷同列……”

鲁迅针锋相对地答曰：“先生似乎是羞与梁实秋、张若谷两位先生为伍，我看是排起来倒也并不怎么样辱没了先生，只是张若谷先生比较的差一点，浅陋得很，连做一‘嘘’的材料也不够，我大概要另换一位的。”

可怜，自诩为“小说作家”、“火炬”主笔的张若谷，竟然连挨鲁迅之“嘘”，还不够资格！

崔万秋自知比张若谷还不如。他对鲁迅笔锋的分量，是掂量得出的。他不敢重蹈张若谷的覆辙。

然而，鲁迅雄踞上海文坛，高举左联大旗，却又是崔万秋的眼中钉。

崔万秋想找个打手，哦，张春桥来了，正是求之不得……

自然，崔万秋深知，对鲁迅正面强攻，说不定会掀翻《大晚报》上的“火炬”。

比较妥切的办法，是打拐弯球：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田军是鲁迅扶植的，《八月的乡村》是鲁迅作序的。批田军、批《八月的乡村》，当然也就是批鲁迅—却不是直接展开笔战。

张春桥成了崔万秋的打手。他，当然不敢用真名，最初，张春桥化名“水晶”，在上海杂志公司所办的《书报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2月10日出版）上发表。这是张春桥射出的第一支冷箭：

水晶

这是本悄悄地出版的书，我现在公开地来谈它，不也大可不必么？我想，纯粹的读书人的立场客观地来说几句读后感，先生原谅吗？

《八月的乡村》告我们的有些人在过着荒淫与无耻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却正在做着庄严的工作。

可是我认为美中不足的，一是司令陈柱底个性不大显明，二是萧队长那末的一个没落的知识分子刻画得不够力，三是李七嫂之受日军蹂躏后，竟能够马上执枪从众，尤其是一个聪明的朝鲜女安娜，懂得下命令、裹伤口、教唱歌，给大家讲种种有意识的言论，事实，却会因为萧同志（也许是他吧）而要求“回上海”。我不是说她们不会转变（到底是没落的知识分子），我说的只是毫无线索地突然转变得那末快而已。法捷耶夫在《我的创作经验》里说：

“例如昨天某人还是一个懒家伙，但今日已变成一个突击队员了。艺术家的任务，就在表明，这个人怎样由落后转而加入突击队。为什么要这样呢？”

本书的作者就犯了这末的一个毛病—“把主人公内在阅历表现得很薄弱”，“很少观察人们的改造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我希望作者在“一定还在写，写，写—”的时候，能够谦虚地参考一下法捷耶夫底《我的创作经验》一文。

张春桥摆出一副“小说专家”的架势，颐指气使的派头，在那里指点田军，把《八月的乡村》说得一塌糊涂。

不过，《书报展望》只是上海杂志公司为了推销书报所印行的杂志，印数不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有限。所以，水晶的这支冷箭，尚未引起鲁迅的注意。

在崔万秋的策动下，张春桥再狠射一箭：1936年3月15日—星期日，《大晚报》的“火炬”副刊“星期文坛”上冒出了一篇寒光闪闪的文章，题目《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作者是谁？署名“狄克”。

虽说中国的《百家姓》中，也有狄姓。然而，狄克却是取义于英文“Dictator”—独裁者的字头“Dic”，足见他对法西斯蒂的崇拜。

文章一开头，便引述了一段“语录”：“自我批判之于我们，犹如空气、水一样的需要—约瑟夫。”

“约瑟夫”何许人？斯大林也。这个“狄克”一上阵，便“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却吓唬别人”。

好在文章不长，况且今日的读者很难见到半个世纪前的《大晚报》，故全文照录于下，也可以让读者诸君领略一下当年的狄克笔法：

我们需要批评家、理论家来帮助读者、作者。过去由于批评家底态度不好，作家们就喊着什么“圈子”啦，“尺度”啦的，和批评家们对立起来了，以致于作家和批评家当中隔离得很远：作者不管批评家底意见如何，批评家也不问作者底反响如何。这现象在去年还存在着，不过已经好了些。作家已经开始接受批评了。但是我们底批评家还是没有能够英勇地执行他底任务！

我不抹杀去年努力的结果。批判了苏汶底理论，建立了国防大学底路线。但是，对于自我批判作的不够，甚至就没有作，也是没法否认的事。

《雷雨》从发表到现在一年多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发表也快三四个月了，我们见到一个较详细的批评吗？《雷雨》在国外演出多次了，《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也得到很多读者了，难道我们底批评家还没有得到阅读的机会？不会吧？或者是满意了那些作品吗？也未必吧！或者说：为了要鼓动作者，对于他严厉的批评，是不合适的。或者说：等些时自然有人写的，然而，这是多么错误的事！

是的，对于那些贡献给文坛较好的作品的作者，我们应当加以鼓励，应当加以慰勉，然而，一个进步的文学者，是绝对的不会反对正确地给他些意见的，甚至他正迫切需要。如果只是鼓励，只是慰勉，而忘记了执行批评，那就无异是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我不必举远例，头些时候青年诗人×××底诗集出版以后获得赞美，大家忘了批评他，如何呢？他没落下去了！再看《雷雨》底单行本序文，又显出一种非常不好的态度：他不高兴别人给他底意见。他已经在自做了！假如他底《雷雨》发表以后，就得到正确的批评，那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

《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内容上没有问题了吗？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将这部作品批判以后至少有下面的几点好处：

①田军可以将《八月的乡村》改写或用写另外一部，②其他的正在写或预备写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而不再犯同样的错误，③读者得到正确的指针，而得到良好的结果。

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预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底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的执行自我批评！

唉，狄克19岁时写的文章，以“语录”开头，以许许多多带惊叹号的口号结束，后来“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竟与他如出一辙！

周楞伽曾这么回忆张春桥写作《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时的情形：

3月初的一天午后，昭俭和我正在看书，王梦野和张春桥走了进来，桌上正好放着田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于是我们便以东北作家为话题谈开了。我说除了李辉英的文字表达力较差外，其他几个作家都写得很好，尤以《八月的乡村》最为出色，所以很畅销。

张春桥一面孔妒忌地摇摇头说：“我看有些地方不真实。”我说何处不真实，他就翻开一页来给我看，是写人民革命军攻克一个村庄的情况，说：“这就写得不真实。”

我说：“你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怎么知道他写得不真实，世事往往出人意料，譬如我们都称东北义勇军，他这里却写作人民革命军。他从东北来，必有根据，你能说不真实？”

这时王梦野插进来说：“田军就是不该早早从东北回来，要不然可以写得更好一点。”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王梦野写了那么多的文艺批评，却没有一字推荐《八月的乡村》，原来他是不欲成人之美。

这场谈话就此结束，想不到张春桥就根据这场谈话写出了那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用狄克的笔名发表在《大晚报》副刊“火炬·星期文坛”上。

狄克之谜，本来唯有张春桥知，崔万秋知。崔万秋自然守口如瓶，不会泄露天机。万万料想不到，道出狄克底细的，竟是张春桥自己！

1936年3月15日，狄克在《大晚报》上向鲁迅放了一炮之后，鲁迅当即“拜读”了狄克的“大作”。鲁迅横眉冷对狄克，于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鲁迅把文章交给了设在新钟书店里的《夜莺》月刊编辑部。《夜莺》编辑当即把鲁迅的这一讨狄檄文，排入5月出版的第1卷第3期上。

《夜莺》月刊是委托上海杂志公司发行的。按照上海杂志公司的规定，委托发行的杂志在印出样本（清样）之后，应该马上送一份给该公司，以便老板了解内容，预估销路。

老板看毕，让人把样本送还《夜莺》编辑部。

送样本者何人？张春桥也。

《夜莺》编辑翻了一下送回去的样本，忽然发现印着鲁迅的《三月的租界》那一页已被撕去。

“谁撕的？”编辑问。

“我！”张春桥狠三狠四地答道。

“你为什么要撕掉鲁迅的文章？”

“我要留下来仔细看看。”

“为什么要仔细看看？”

“鲁迅在骂我！”从张春桥嘴里，终于蹦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

“这么说，你就是狄克？”编辑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面前这个瘦骨伶仃、戴着圆形近视眼镜、山东口音的青年。

张春桥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在激动的时候说走了嘴，泄露了天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只好解嘲道：“是，又怎么样呢？”

一扭头，他气呼呼地格登格登走了。

于是，《夜莺》编辑部知道了狄克之谜。

于是，鲁迅知道了狄克是谁。

于是，魏金枝、于黑丁也知道了狄克的秘密。

以上魏金枝先生的回忆，是关于狄克的秘密的一种说法。

周楞伽先生的回忆，则又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当时的情况。尽管周楞伽的回忆，在有的细节上与魏金枝先生的回忆不尽相同，但是周楞伽所说，周昭俭曾向鲁迅反映过张春桥的言行，使鲁迅对这一“文坛小卒”有所了解，这一点却是十分重要的。

有一天，我去四马路文化街，顺道进同安里看一下，见这新钟书局只租了一间前楼，完全是个皮包书店，可是却意外地在里面遇见了张春桥，原来他和庄启东很熟。听说新钟书局要出《二十六史》，来钻庄启东的门路，要求交一部分给他圈点断句，捞一笔生活费。庄因他苦苦央求，只好对新钟书局经理卢春生说了不少好话，把《晋书》一部分交他圈点，于是他便成了新钟的座上客。

4月的一天早上，我把过去发表在报刊上的小说编成两个集子，一本交北新书局，一本送到新钟书局，定名为《田园集》，路上遇到方之中，我问他去何处？他说去新钟。我十分诧异：“怎么你也和新钟打交道？”原来新钟代新国民奎纪印刷所拉生意，承印书刊，从中赚取回佣。方之中是把《夜莺》的稿子托他们去承印，于是我俩结伴而行。

到了新钟，方之中从皮包里拿出《夜莺》第三期的稿子来，摊在台上。我见第一篇就是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不觉好奇心动，仗着和方之中是朋友，不会见怪，便趁他和卢春生接洽业务的机会，先拿过来看。原来正是斥责张春桥的檄文，剥茧抽丝，层层痛斥，笔锋犀利之极。顿时我想到张春桥和王梦野的言行恐怕都由周昭俭向鲁迅作了反映。鲁迅对他们是有所了解的，否则鲁迅怎么会在病中对这么一个文坛小卒狄克奋然作文反击呢？

王梦野对《三月的租界》中所说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一语确实大伤感情，说：“这老头子疯了，到处放流弹！”同时气得咯血了。

当我在看的时候，庄启东也凑过来看，我就把《田园集》原稿交给他，开始洽谈起来。

此时，张春桥施施然从外面进来，我忍不住说：“鲁迅批评你了！”张春桥吓了一跳，忙问：“在哪里？”我说：“在《夜莺》第三期。”张春桥望望屋里的人，露出想要看又不敢启齿的神情。后来还是我和李雄商量把稿子拿了过来，我怕翻乱稿子，只抽出其中两篇鲁迅的文章。我谈《写于深夜里》，张谈《三月的租界》，无意中我偷看了一下张春桥，只见他坐立不安，不停地用手帕拭脸，天不热，不知哪来这么多的汗，脸上的神气十分尴尬狼狈，他见我看他，便涨红了脸又强作不在乎地自我解嘲道：“鲁迅先生误会了，我要去信解释一下。”

后来他果然给鲁迅去了信……

周楞伽作为当事人，在这里把“张春桥—新钟书局—《夜莺》第三期──鲁迅的《三月的租界》”之间的复杂关系，说清楚了。

“狄克即张春桥”，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上海文艺界暗暗传开，传入了《辛报》编辑姚苏凤耳中。

姚苏凤是苏州人，曾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当时《晨报》的“每日电影”主编，后来日渐进步。

姚苏凤是一个笔头很快的人。此后，上海滩出现一本《鲁迅先生轶事》，透露了“狄克即张春桥”这一秘密。这白纸黑字，成为后人查证“狄克”为何许人的重要依据。

《鲁迅先生轶事》一书，只署“编纂千秋出版社编辑部”，未标作者姓名。这家千秋出版社名不见经传，在上海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藏书之中，由千秋出版社印行的书仅此一点而已。版权页上印着社址位于上海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某弄堂内。

从书的内容来看，大都摘编自当时《辛报》上的一些文章，表明跟姚苏凤关系密切。这本书是唯一透露狄克之事的书，成为三十多年后上海掀起的“炮打张春桥”的重磅炮弹。

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2月，而这年9月张春桥离沪去济南。当年的张春桥是否看到过这本书，就不得而知了。

且说张春桥撕下《夜莺》样本上鲁迅的文章，固然是为了“先睹为快”—他万万想不到，鲁迅先生会这么快地对他还击，写得这般尖锐。更重要的是，他急急地朝《大晚报》编辑部赶去，把撕下的那页交给了崔万秋。

崔万秋从张春桥手中，拿过那从《夜莺》样本中撕下的《三月的租界》。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惊讶的神色，倒显得有点得意。他预料到鲁迅会予以反击的。果真，鲁迅的文章，力透纸背，鞭辟入里：“至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

不错，狄克的文章正是要“抹杀《八月的乡村》”，进而抹杀鲁迅。

崔万秋看罢《三月的租界》，和张春桥细细计议，决定由狄克出面给鲁迅写信，再攻鲁迅。

鲁迅办事细致，看出狄克的信颇有来历，不作复，却把信留存起来。迄今，这封信的原件，仍收存于鲁迅博物馆。一看原件便可一清二楚，一手张春桥笔迹！只是信末的“狄克”两字写得过分端正，显得很不自然，看得出是化名—因为人们签署自己的真名时是非常流畅、自然的。

现将狄克的手稿，全文照录于下—

敬爱的先生：

头几天，偶然地到新钟书店去，看到《夜莺》第三期的稿件，里面有先生底那篇《三月的租界》，是关于我的。这使我心里不安好几天了；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才写这封信给先生。

关于我那篇文章，所以要写它，是由于当时读到《新文化》以及其他刊物上对于某些作品的忽略或批评的不够，先生知道的，是一片“好”。我希望我们底批评家多做一点工作，对于读者作者都有益的。

固然在这连投枪也很少见的现在，对于《八月的乡村》这样的作品，是应当给以最高的评价的。然而，敬爱的先生，我们是不是有了投枪就不去制造坦克车呢？就是不制造坦克车的话，在投枪掷出以后我们是不是要经过大家底研究和改进呢？如果说要的话，我底意见便在这里。我希望这投枪更加尖锐、雄壮，绝没有想把它折断。对于田军，像对于每个进步的作家一样，我是具着爱护心的。写那篇文章也似乎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但是，先生，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是有理由的，现在却不必说了，因为他和萧红已经回来了，从那血腥的世界跑到这个血腥的世界里来了，而又献给了人们《八月的乡村》这部书，我还说什么呢？说出来，只能使我们当中有了误会和隔膜。—我认为现在还没有什么误会太大的地方。

我所要说的话，似乎就是这些。总括一句就是希望先生能够明了我底原意，虽然《三月的租界》这题目很伤大家底感情我也不想说什么了。只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

同时，我还有意见告诉田军，也想在下次信里说。

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

祝福你底健康！

狄克

信末没有写年月日。不过，从1936年4月28日鲁迅日记中查到“午后得周昭俭信，得狄克信”。因此，狄克寄出此信当在4月26日或27日。

《夜莺》三期的出版日期为5月10日。狄克早在4月26日左右便看过了《夜莺》样本，还进到编辑室，出版《夜莺》的新钟书店看过了鲁迅《三月的租界》的手稿，足见此人绝非等闲之辈，神通颇为广大。

狄克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可爱：他对《八月的乡村》的批判，只不过“是由于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

末了留言“信，请寄《大晚报》“火炬·星期文坛”编辑部转我吧”，倒是和盘托出这个狄克跟崔万秋的亲密关系。

尽管狄克非常“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鲁迅知道此人的来历和背景，不予复信，却又著文挞伐之：4月28日鲁迅“得狄克信”，30日便写《〈出关〉的“关”》一文，再一次批驳了“狄克”。

当时，鲁迅正在病中，“骤患气喘，我以为要死”，体重剧降至37公斤。半年之后，鲁迅沉疴不起而永辞人世。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其中的两支便是张春桥射来的。

5月4日，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又一次提及了狄克：“4月11日的信，早收到了。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工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

鲁迅所说的“作二文反击”，这“二文”便是《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可见，鲁迅对于“不绝的来打击”的“狄克”“这一流人”，是何等的愤慨和轻蔑。

5月19日，鲁迅收到某人于18日寄自上海的一封信，再一次提及张春桥。信中说：“为了加强文艺家协会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很希望先生参加，而且负起领导的责任。为了使先生知道我们的愿望，我又提议由文学青年社负责联络青年文艺社和上海青年文艺界救国联合会，共同签名写一个信给先生。当然大家都是赞成的，于是当场推定王梦野和张春桥等负责办理这件事情。……”

5月25日，鲁迅在致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的信中，谈及了“文艺家协会”之事：“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生病，俟愈后，重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5月23日，鲁迅在另一封信中则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

一张时间表：

1936年4月16日，鲁迅作《三月的租界》。

1936年4月30日，鲁迅作《〈出关〉的“关”》。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中国文坛主帅倒下。

哀音不绝。左翼作家们痛悼鲁迅的离逝，痛斥在鲁迅重病中“不绝的来打击”的“狄克”之流。

人们常常惊讶于魔术师的化身术，演员的变脸术，岂料19岁的张春桥便已谙熟化身术与变脸术，在鲁迅辞世之后，作了“精彩”表演。

此时此刻，张春桥居然也挤出了鳄鱼的眼泪，赶紧把自己化装成“鲁迅的学生”。这个文坛无赖，竟也写起悼念文章来了。

主意是崔万秋出的。发表的场所，自然又是《大晚报》上那“火炬”副刊。发表张春桥“痛挽”鲁迅的文章，既为狄克洗刷，也为“火炬”添点“革命”的色彩。

那是在鲁迅溘然而去后的第二十天—11月9日，《大晚报》上“火炬”耀目，赫然刊出了《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署名“春桥”。

这样冠冕堂皇的文章也很值得一读。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张春桥从唱白脸一下转为唱红脸时，功夫也很地道：

从万国公墓回来，虽然两只腿已经很累了，精神并不感到疲倦。躺在床上，望着堆在屋角的书籍，“鲁迅”那两个字，发着光，而且站立起来了。那是一位巨人，他手里握着一支笔，眼睛向前面注视着。他准备战斗。

我不能把死和这位巨人联在一起！

他没有死！

但是三天来的事实（此处“三天”指鲁迅死后三天出殡，即十九日去世，二十二日安葬—引者注）却告诉我们，他底肉已经不能再跳动了，血脉不能再流了，他安息在土地里了。

在殡仪馆里，替那些人缠黑纱或者领着他们往灵前致敬的时候，我一直被理性压着：不要感伤，不要流泪，他没有离开我们呵！

当夜色浓厚地压在四周，灵堂里沉寂了的时候，夜来香散着沉重的压得人不能呼吸的气息。

我们脚步放得轻轻的，一点声音也不得发出来，走向灵前，先生静静的躺在那里，好像还在呼吸，不，好像少微休息一下身体，那倔强的头发，粗野地，像一根根投枪一样长着，两撇胡须下面，嘴唇闭着，好像正思索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

他没有离开我们呵！

为什么送这些鲜花呢？为什么送这些挽联呢？

“失我良师”，“我们底朋友”，“鲁迅老师精神不死”，“鲁迅先生永远存在大众底心里”。

我望着那些字，心里的情绪，是说不出来的。

—为什么要说他“精神不死”呀，先生底肉体不是还安静地躺在那里吗？

从灵堂出来，水银灯照得我们底脸发着惨白的颜色，草地上整齐的草，和边上的树，都像挂了霜一样。

在灯光下漫步着，空气凉起来了，我们才回家。

21日下午三点钟，我们站在灵前，看着换了衣服，抬在棺里，我无论如何压制不住情感了，我底头埋在手里，听着四周哭泣的声音，手绢湿了。

这里，我发觉到并没有盖棺，和我们隔得不远，只是一层透明的玻璃，先生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休息。

哭了，狄克哭了！写得多么虔诚，多么感人。小小狄克，两面派手法已经颇为到家了。难怪，他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明里是人，暗中是鬼，对于这种化身之技，变脸之术，他早已颇为精通了。

稍过些日子，“春桥”又在1937年3月的《热风》杂志上，发表另一“纪念”鲁迅的文章，名曰《速写红萝卜》。其实，他本身便是白心红皮的红萝卜，居然替别人“速写”起来：

……本来，一位战士死了，他底论敌，那些苍蝇们，就嗡嗡地响起来了，围绕在战士底身边，或者胆怯地从他身上飞过去，说：“他曾经有过错呀！”并不足怪。而且，耳耶在《鲁迅底错误》（发表在当时的《嘤鸣杂志》—引者注）里已经说过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对于苍蝇们，我们是认识的，他们底本领就是如此。最讨厌的，却是那些披着战士的衣裳的苍蝇们，他比较聪明，他会比较多样的本领，他能够按照当时的环境，“摇身一变”、化个名儿，发着各式各样的嗡噔声。……

这里所说的“摇身一变”、“化个名儿”，不就是这位“春桥”夫子自道吗？

最妙的是此文结尾一段，简直写得出神入化了：

我们作读者的，只能紧紧地盯他们的梢，看看他们到底作什么鬼把戏，不过，要记着，他们是最会变的，最最会化名的（林彪的习惯语“最最”，张春桥在20世纪30年代已“应用”了—引者注），那张萝卜皮儿有时披着有时剥下来的。我们记着这一点，什么都好办，把手里的苍蝇拍握好。把棍子拿结实，把从角落里爬出来的，鲁迅先生还没有打死的落水狗、苍蝇瞄准确。

记得神话里常常提到那些怪物都有一张“皮”，可以因为披与不披而变化无穷，我们就记着那张皮吧。

幸亏有人盯张春桥的梢，知道这个“最最会化名的”、用过“狄克”的化名，还曾化名何闻、子渔、李怀之、蒲西、安得、路宾、何泽、龙山、子执、吴松、齐索……

倘若那个狄克被滑走的话，那么，留下来的只是那些署名“春桥”的堂而皇之的“战斗文章”，张春桥俨然就是“革命战士”了。

难怪，在“炮打张春桥”浪潮中，揭穿了“张春桥=狄克”这一老底，张春桥怒发冲冠了……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下，1987年12月19日香港《文汇报》曾在“旧闻新编”栏目内，发表《萧军怒打张春桥》一文。虽说内中情节是否准确尚有待查证，不过，写得幽默风趣，倒是值得一录：

鲁迅先生逝世后，正在日本的萧红立刻赶回到上海。当天就和萧军到鲁迅先生墓前拜祭。他们在墓前焚烧了先生生前倾注大量心血编辑的几本刊物和萧红在东京为先生买的画册，寄托哀思。

这次祭扫，不知怎么竟让狄克得知，从而引起一场文坛武斗。

这狄克乃张春桥化名，在当时的文艺界还算不得一个作家，曾放暗箭，攻击《八月的乡村》和鲁迅先生，遭鲁迅先生著文《三月的租界》痛而击之。狄克外表斯文，却是个无事生非之徒，他听得二萧拜墓焚书，便又在《大晚报》上攻击二萧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烧刊物是传播迷信”等等。狄克当时以左翼自居，却和敌人一鼻孔出气。这使萧军很气愤。

找到由国民党出钱、雇狄克打着“左派”旗帜为他们说话的《大晚报》社址，冲进编辑室，对狄克和他的走卒马吉峰说：“我没功夫和你们拌嘴，我就是要揍你们。你们能打过我，以后悉听尊便，不再找你们。如果打不过，你们再出这样文章，我是见面就揍你们三通！”

一场文坛武斗便开锣了。某月的晚上八点，双方都按约而来。萧军一对二。狄克用拳护住脸，学着西方拳击的样子，两脚上下摆动就打来一拳，萧军轻轻一挡，顺势一个扫膛腿，狄克跌了个仰面朝天。高个子马吉峰忙护着狄克，把他抱到一边大树下去喘气，回来朝萧军就一拳打来。这小子虽有点功夫，焉是萧军的对手，三拳两脚，这小子就趴下不动了。

这小子不服，又爬起来再战，不出一个回合又趴下了。连打了三次，马吉峰终于告饶啦！“萧先生，我服输，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么，文章呢？”萧军问。“再写那样文章剁手指，本来也是他（指狄克）叫我写的。”

这文坛武斗传为美谈，后人写有打油诗一首，以为赞：

萧军怒打张春桥，

狄克三魂吓出壳。

狗头军师结“四帮”，

老萧为此险遭刀。

（ ：本文摘自：叶永烈 著《 “四人帮”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