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2035、2049三个年份为何对中国有特殊意义

10月1日，中共建政75周年，距离2049年这个“百年奋斗目标”还有25年。

中共体系中，“计划”之手无处不在，惯于设置各种时间点，比如“第十四个五年计划”、“2035年远景规划”，最近的是“2029年前实现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目标”。

但展望未来25年，三个年份反复涌现：2027年、2035年和2049年。他们各自被中共赋予了目标和意涵，但实现起来也非易事，有的甚至挑战严峻。

在中国“国庆”之际，BBC中文对其梳理，邀请专家一起剖析：2027年中共会进攻台湾吗？2035年习近平会退休吗？2049年中国能成为现代化强国吗？

2027年最显著的意义，寓于历史之中——1927年2万余国民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正式成立，此后8月1日为建军节，2027年即为建军100周年。

对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而言，2027年是一个“建功立业”的绝佳节点，8月庆祝100周年建军节后，10月召开“二十一大”，可能开启习近平第四个五年任期。如果“二十一大”前，能取得重要的历史功绩，那么第四任期或面临更少阻力。

类似剧情其实已经上演过，2015年习近平推动规模宏大的“脱贫攻坚”，使他可以在2021年7月1日中共建党100周年时宣布，中国“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一年之后的“二十大”上，习近平突破惯例，开启第三任期。

实际上，习近平确实在反复强调2027年的重要性，称要“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

与此同时，台海形势不断恶化，解放军“环台军演”的规模愈大、频次愈密，直至两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lip Davidson）和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先后在国会听证会上强调，中国将在2027年之前完成具备武力侵台的准备。让“2027年攻台”之轮甚嚣尘上。

此后有更多迹象在印证这种准备，比如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79号文件”，要求金融、能源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在2027年之前更换IT系统中的外国软件；再比如，2024年是中国国防开支连续第三年增加7%以上，超过GDP增速。

“2027年攻台”在纷繁的讨论声中，似乎正从猜想慢慢变成现实。以至于拜登在旧金山向习近平求证。会谈后，有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称，当时习近平否认了“2027年攻台”说法，称没有人向他提过这种计划，而且回应时“似乎带着一丝恼怒”。

但这并没有打消美军的疑虑。最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莉萨·弗兰凯蒂发布《美国海军作战导航计划》，为提高舰队战备水平的全面战略指导，尤其要优先提高2027年前应对与中国潜在冲突的战备水平，以针对中国在2027 年前入侵台湾的计划。

图像来源，Getty Image 中国解放军进行登陆演习。

在采访中，不同背景的三位专家都认为，2027年解放军不会进攻台湾，原因来自意愿、能力和风险三个方面。

“2027年时间点是关于客观上的攻台能力，而非主观上的攻台意愿。”宋文笛表示，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不是轻而易举必然实现，而需要努力争取才有机率达成目标，而免强达标和富有余裕，境界大不同，在发展出高度可容错性的实力之前，北京缺乏诱因轻易涉险豪赌。

欧洲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分析员宋高祖（Claus Soong）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鉴于经济下滑、国际环境恶化，统一台湾可能不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除非有极大胜算，否则北京不会轻易入侵台湾。

“美国严格遏制和经济结构性衰退，2027中国是否能具备入侵台湾所需的军事能力是个问题。”宋高祖进一步阐释称，中国经济与全球紧密相连，而经济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这种依赖性限制了中国发动战争的能力，也限制了中国面对禁运、封锁，以及承担脱钩后果的能力。

在战术层面，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研究员宋文笛认为，解放军面临两栖登陆作战的复杂性，还有海上运兵能力不足问题；高敬文则表示，中国当前没有组织登陆作战的能力，封锁更可行，因此也更有可能。

而最大的风险可能来自战略层面。宋高祖表示，一场对台湾的长期战争或失败，会给中国的党国（Party State）体制带来风险，危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甚至是政权之存续。

位于巴黎的亚洲中心（Asia Centre）研究院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称，任何针对台湾的战争行为都可能引发美国的反应和干预，并有可能使冲突核武化，从而迫使双方在开战前三思而后行。“事实上，核武器是和平的因素，而不是战争的因素”。

2035年，习近平82岁；2049年，他将96岁。

中共建政以来，习惯于设置各类时间节点，近至三年之后，远至100年后。习近平上台后，也设置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2035年。

其背后的逻辑是——邓小平时代，中共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目标实现现代化，随后逐步形成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然而，2049年时习近平可能已经96岁。于是，在两个目标中，加入一个中间节点2035年，届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提出八条更细的目标，包括国家治理、生态、国家安全体系等，其中经济上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3万美元），照此计算中国极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那时习近平82岁，与拜登当前年龄差不多。

此后，2035年经常出现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之外的讨论声中，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个被人为创造出来的时间点，最大的意义是习近平在执政生涯最后总结的高光时刻。

对此，宋文笛称，“借用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形容中俄关系的譬喻，在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对于历史使命感的习近平而言，连续执政至2035年或许是其‘加油站’，未必是其‘终点站’。”

专家认为，面对这个中期目标，中国也面临不小的挑战。

宋高祖（Claus Soong）表示，随着当局对经济的控制越来越紧，以及聚焦于过度安全化的目标，中国的经济增长正遵循着 “国进民退”的模式。 借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的论点，中国的采掘式经济增长不太可能持续，因为中国缺乏容纳“创造性破坏”的环境，而“创造性破坏”可以促进竞争和创新，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也点出这一关键，“主要障碍是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阻碍中国经济向前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的重压、地方保护主义和强势垄断企业的存在。”与此同时，城市中产阶级对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的期望日益增长，而中国没有能力建立福利国家。不过他也补充称，“事实上，今天谁也没有这个能力”。#

2049年是当前中共叙事里最远景的目标，而且被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

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邓小平就提出“三步走”，其中最后一步就是“到21世纪中叶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年后，江泽民提出新的“三步走”，最后一步还是“到建国100周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胡锦涛未更新“三步走”的内容，但继续强调这一“战略安排”。

在习近平时代，他把“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到2035年，然后扩展2049年的目标内涵——在建国100周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共的宣传叙事中，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百年的开始，1949年中共建政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直到2049年，再用100年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2035年的目标不同，到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未得到官方细致描述，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称，届时中国“成为全球主要科学中心、创新高地和重大科技成果主要输出地”，“城乡居民将普遍拥有较高的收入、富裕的生活、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等。

但实现这样程度的社会建设，同样面临挑战。宋高祖认为主要有三点：老龄化社会、经济长期低迷、党的意识形态在年轻一代中的吸引力下降。

2049年最能够推测的就是老龄化程度，因为2049年时的一位26岁青年，当下已经出生。

本世纪中国人口增速相对平稳，平均每年在700多万的水平。然而最近五年，新增人口开始急跌2018年到2021年，依次为530万、467万、204万人、48万；2022年进入“人口萎缩时代”，减少85万人，2023年，跌幅进一步加深至-208万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向BBC中文表示，“这个数据揭示了一个必然会到来的危机”——

2023年仅出生了900万人，到2049年，他们26岁，正是成家立业的年纪；

而2049年时，出生在1989年的人满60岁，开始退休，而这一批人正好是中国第三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最高达2500万人之多，那么建国百年之时老龄化危机会突然加深。

易富贤测算，2035年左右中国人口将迎来第一个分水岭，此前中国的人口仍然比美国年轻，之后老龄化程度超过美国，到2049年中国将迎来老龄化危机。

2020年每个中国老人有5个劳动力供养；到2050年，中国每个老人仅有1.5个劳动力供养。而同期老龄化较重的英国还能有2.4个。

易富贤认为，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谁执政，执政水平怎么样，都是做面包的技术问题，而人口问题意味着压根没有面粉，何谈面包？

“老龄化是一个问题，但结构性困难更为重要”，高敬文认为， 放开经济、给予私营部门更多自由是唯一的出路，这样不仅可以为中央政府，也可以为地方政府提供额外的税收和收入。在向完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重大的政治障碍。中共是否会接受削弱其权力和对经济的控制？ 很可能不会，因为这是中共作为一切主导者的存在条件。

“不排除在 2049 年之前发生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但我们也必须事实求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韧性。”高敬文补充称。

“也许最大的挑战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合法性不断下降”，宋高祖（Claus Soong）认为，习近平的理论虽然全面，但往往缺乏实质内容。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必修的宣传课枯燥乏味、压力巨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日益增长的幻灭感可能会动摇未来几代人的政治根基，并对这个政权和习近平的遗产在 2049 年是否依然存续画上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