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官员名单越来越长 习权威尽失

　　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爱读禁书，这一趋势在官方频频发布的通报中被发现。

　　古今中外，禁书万千，禁的理由翻来覆去本来似乎只有两条，政治和性。但在政治挂帅的中共治下，当今被列入党国禁书书单的，似乎更以政治和宗教书籍为主。

　　古人就有“雪夜闭门读禁书”一说。禁书最宜在雪夜里，是因为雪夜里造访的人极少，不但相对安全，也能保证读书的连贯性。

　　有从国内刚出来的朋友告知，现在中共的官员也爱在深夜读禁书。他们多数长期也没被发现，偶尔他们会分享给他人，但一旦在官场中出现互相倾轧，可能成为重大罪状，“政治不忠诚是第一问题，贪腐人人都有，但并不是主要的。”

　　近两年，中共党内清查高官购买、阅读“有严重政治问题书刊、音像制品”的风暴愈演愈烈。

　　观察发现，在习近平第一任期，王岐山掌中纪委的末期，开抬提出反腐就是政治监督。从习近平2018年修宪连任，赵乐际掌中纪委之后，当局大搞政治巡视，官方通报落马官员私自携带“反动书刊”入境，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等类似用词开始出现，到2022年二十大习近平三连任，由习的亲信李希掌中纪委之后，相关通报“井喷”。

　　最新一例是9月23日，中共甘肃省纪委监委通报对甘肃省政府原参事王欢祥立案审查调查，称王欢祥“实为饕餮巨贪”，又说王欢祥“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

　　笔者能查到的近年被指携带禁书入境、阅读或传播的官员，粗略数一下就有近三十人。这里只列出几个官阶高一点的：

　　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贵州省贵阳市原副市长林刚；云南省原副省长张祖林；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周清玉；浙江省原副省长朱从玖；北京市国资委原主任张贵林；海东方网原总裁、总编辑徐世平；……

　　中共建政之后数十年，高层官员一直拥有获得更多资讯的特权。中共宣传部早期曾出版“灰皮书”，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比如被认为有“反动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在严格控制下还是有人可以读到。

　　中共高层甚至还有看禁片的特权。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戴河度假期间一直都有观影活动。台湾中央社曾报道说，一些不适合公映或者尚未通过审查的电影，也会被安排进入北戴河观影名单。包括不能在大陆公映的2012年的法国情欲禁片《登堂入室》(Dans la maison)。

　　当然，禁片是另一话题，这里主要是讲政治禁书。

　　按中共的规矩，现在的办案人还是必须看这些禁书内容的。故此，当局要求这类人要极端的政治忠诚，其实，主要就是要对党魁忠诚。

　　对于什么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官媒曾有解释是涉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者歪曲党史、军史”等内容。

　　具体看，中共认为的所谓禁书是指内容涉及六四、香港事件，包括镇压各种团体，还有曝光中共高层私人生活与中共官员的海外资产，以及中共高层内部权斗的内幕性书刊等。

　　香港曾经是“中国禁书天堂”，闹市区的楼上书店都曾是自由购书的地方。昔日的香港机场书店，“畅销书”架上放满中国禁书，成为许多大陆游客离开香港前必买的纪念品。

　　但2020年实施港版国安法后，香港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遭到前所未有的政府和自我审查的箝制，正式步入了黑暗时代。印刷商、出版商、发行商对政治敏感书籍噤若寒蝉。大陆人来香港旅游买禁书的风潮消散。

　　自由的中文出版世界现在只有移到台湾。但事实上，中共对进入中国大陆的地下渠道一直无法完全封堵，特别对于有特权的官员来说。

　　官员秘密读政治禁书，在20多年前就比较盛行，正好是香港禁书市场兴旺之时。1990年代末，笔者是县城机关的年轻干部。当年一位中层领导干部“陈哥”与我相互信任。他是“六四”亲历者，在当地有改革派官员之名，还有升职空间，但也是个贪官。当地曾流传一些对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没有人能动得了他。

　　“陈哥”经常私下骂共产党，比如对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发下来又不得不应付下。后来我离开体制，和他保持联系，我从香港带回的禁书，他也敢看，有关“文革”的历史、“六四”屠城真相的资料都敢看，还收藏了一本《九评共产党》。

　　20年前读禁书的虽然多，但官方公开说，官员之间心照不宣。公开通报这类“问题”，也只有到习时代，也说明当局认为“问题严重了”。

　　2023年6月被开除公职的北京市国资委原主任张贵林，被通报一项“私藏、阅览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罪名，并且排在所有问题的首位。

　　有知情人对外透露，这次导致张贵林出事的，就是鲍彤儿子鲍朴在香港出版的那几本书，《新纪元》周刊也被搜出来。据说当时北京有专做地下图书的，从香港运入，拆封弄过来。

　　一位刚从国内出来不久的文化人朋友曾对笔者透露，他熟悉的官员中就有读禁书的，但是最怕同僚知道。

　　中共内部告密之风盛行。这种风气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中共建政前和建政后，内斗中互相举报不绝，最高峰时是文革期间，父子、夫妻都可以互相举报。习时代的反腐败，特别是时下搞所谓“政治体检”之后，使官员们面临的身边环境更加复杂，官员们为了升职，可以想尽办法拉别人下台，这使偷读禁书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人们希望知道真相，以求避险，这种终极的安全更重要，所以这些年许多人还是冒险从海外偷偷带禁书入境，而被查出的官员就有这么多，可见一斑。

　　被列出看禁书罪名的高官，其罪名往往也涉及同样频频出现的“妄议中央”。

　　湖南长沙市产业投资集团前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君来，首要罪名直接是：私自携带有诋毁、污蔑中共领导人的书刊入境。

　　浙江省前副省长朱从玖和中国银行前行长刘连舸等高官，阅读的禁书涉所谓“严重政治问题”，首要的肯定也是“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等，主要是针对习本人的。

　　最近中共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层全部被撤换，起因据说是受副所长朱恒鹏“妄议中央”所牵连。《华尔街日报》披露，朱恒鹏因在一个微信私人聊天群中批评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已遭到拘留并免职。朱恒鹏的言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疲软的评论，以及提到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

　　我们不清楚朱恒鹏有没有读过有关习的禁书，但是有清醒思想的人，多半也会接受看这类禁书，以及翻墙接触海外真实资讯。

　　政治禁书如果细分，有反共和反习的两类，如果涉及别的领导人的，也可以归入反共，但触及习近平的，可能更受当局重视。

　　多个消息来源表示，现在是批习比反中共更能触怒当局。或许因为共产党臭了百年，已走向末期，习近平上来想保这个党，并控制全党，他更怕当连他自己都保不住，共产党也就没了。

　　一位在中共官员圈子混得烂熟的大陆媒体人朋友透露，现在地方的官员们，包括一般的公务员，不管中央三令五申，还是“躺平”。他们日常最爱去的还是饭局，只是更加小心，说话也怕被人录音。在各类饭局中，每当说到可笑可气的人或事时，甚至有时表达对上级的不满时，人们会将气发在习身上，只是用些习的某些代号，然后引发哄堂大笑。

　　三年疫情中，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摧毁了他前几年靠反腐抓贪官积累的一点民望，但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选择性反腐只是为保他的权力。这几年经济不好，社会上怨气冲天，中共靠高压维稳和强力封堵，纸终究包不住火。

　　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后马上就在官场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似乎有备而来。可能他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妄议中央”成风，并从官场流散到社会上，这意味著他权威尽失。而中共党魁的权威消失，与中共的气数已尽，实际上是相伴而行的。

　　从最近几波全社会对中共政策的反弹，包括对网证制度、房屋养老金、延迟退休等，可见中共现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被真正相信，人们暂时只是无奈、躺平，但是埋下的定时炸弹随时会被突发事件引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