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内首次出台这份重要文件 两大群体令习忧心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创高之际，中国政府出台了24条促进就业文件，作为其追求“高质量发展”下的社会实践路径。分析人士说，这凸显了中国的就业形势非常险峻，令中共十分担心会冲击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9月25日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部署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渠道、保障平等就业权利等24条举措。

根据说明，文件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破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就业矛盾，以不发生规模性失业风险为底线，希望能实现劳动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增强劳动者的幸福感与安全感。

新华社列举的24条举措的五大看点分别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就业促进协调联动”，在重大政策制定时要同步开展岗位创造；“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根据产业需求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列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健全精准高效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打造“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5分钟”就业服务圈；“提升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虽然这份文件希望能有效解决中国当前的青年高失业率问题，想要摆脱“重学历、轻技能”的观念，加大学校与市场需求对接，但在中国一所师范学院任教的李姓老师对美国之音坦言，中国高校功能混乱，根本无法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人力资源，而且中国实际上的失业率比“账面上”的还要高很多。几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青年失业率达18.8%，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李老师表示，在科举制度的遗毒下，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很多，但真的在专科上能够名实相符的并不多，高校仍然以培养考试能力为优先，难以符合相应企业的做事态度与能力。就以在学校来说，中国大学生都必须完成一份本科毕业论文，文法商要求8000到1万字，但是学生大多是完成多少交多少，只求字数达到即可，但答辩时提交的文章多是残缺不齐的。学生只希望查重（检查重复率）过关不被判定抄袭，答辩成绩能够及格就好，但是在格式、错别字，甚至文章架构上，往往都还有很大的修改空间。

他表示，如果认真去检查，会发现真正能够参加答辩的学生非常少，但老师们在不愿意增加工作量和多耗费时间的情况下，也都会降低标准让学生参加答辩。中国的大学也并不希望学生因为成绩因素延毕，因为这样会增加学校的开销和管理工作，所以即使学生再混，学校也会降低标准让学生补考到过关为止，获得学分（俗称为清考，清理出去的意思，是毕业最后一道保护墙）。李老师说，这使得企业对于满坑满谷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见得敢用，但企业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这也会影响到企业发展扩张的意愿。

他说，而大学的行政部门也陷入一种有权无责的怪圈，中国的大学都设有招生就业处，顾名思义应该是提供学生就业信息、媒合学生就业的单位，但以他自己任教的高校来说，招生就业处就只负责下指标提高就业率，定时要求各学院回报，如果毕业生没有回传就业信息，导师就要做检讨并且被扣绩效，严重时会扣薪或影响续聘。对一些已经习惯或是已经变得冷漠的老师，就干脆向亲戚朋友的公司或店铺借个公司章来盖一下，当成学生已经完成就业。在学生和老师都变得敷衍的情况下，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就业率可能并不如官方公布的那么乐观。

李老师强调，中国失业率高并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供需失衡。2022年有北大博士报考城管，2024年甚至出现斯坦福海归博士报考安徽基层公务员，而这些工作其实只需要非重点院校的本科学历。近日看到中央出台24条促进就业文件，虽然政府很希望能解决大学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但在提供扩大创业就业的资源方面，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对于劳动力的质量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否则大学教育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李老师提到的情况在中国高校显然并非少数。有网友在24条举措出台后留言：“毕业了并未就业，然而在学校那边我已经‘就业’了”；也有网友发帖写道：“毕业的时候同一届的只有一个找到工作，其他人被学校要求签假合同，这就是双一流农学专业就业现状，硕士喔”；也有人对于政策回应道：“天天喊的不知所云”、“一群分蛋糕的人，把蛋糕都给了自己，然后嘴上假惺惺的安抚一下韭菜。”

对于中国促进就业的另一个重点群体农民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指出，要推出一批适应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的新职业，注重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市人才下乡创业，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并推动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帮扶常态化，防止因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

目前正在新疆建造陆桥的农民工阿平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房地产“不行”了以后，农民工在内地的活慢慢变少了，现在基本上西部的投资比较多，所以很多农民工都跑去新疆工地。他认为，政府提出的农民工促进就业方案很不切实际，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并没有对农村投资基础建设，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和城市化的推进下，中国八成的农村人口都进到城市了，现在留在农村的只剩下老人，连小孩都没有了，因为幼儿园也撤除了，小孩现在都是在城里上学。

他表示，农民工在中国是一群很大、将近3亿的人口，就跟牛群一样逐水草而居，哪里能挣钱，就往哪里去，流动性非常大。要找到能够安置这么多人的产业并不容易，“那么大的市场哪里来呢？中国现在还培育不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行业呢。你想现在农民回去种几分几亩地怎么可能生活？生活不下去嘛！”阿平说。

他并表示，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是早就在三、五年前就已经在做的事情，这不是一项新的前瞻性政策，取不取消对农民工已经没有意义。在他看来，如果真的想要发展农村，首先要解决农村医疗和幼儿园的问题。他说，有的农村甚至连最基本的水、电和道路都不完善，年轻人怎么可能回去农村。没有支柱型产业，农民工赚不到钱，也不可能回去农村。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洪敬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这次的就业指引其实是呼应中共在今年两会期间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而这也是当前习近平时代经济战略的一个核心，所以这次出台的就业指引可以说是“高质量发展”下、社会实践的一个很重要的路径，两者相辅相成。

他说：“这一次所谓的指引其实也折射出来或透露出来说，中共中央其实担心所谓的这种就业市场严峻的问题，它其实会冲击整个社会的稳定。”

为了挽救经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9月26日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会议，要求加大所谓“白名单”的贷款力度，以期房地产市场能止跌回稳，并推进实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等，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目标。

洪敬富表示，中国青年的失业问题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全貌去理解，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世界工厂时一样快速，加上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的对抗，以及疫情时中国的清零政策造成生产供应链中断，使得中国整个外部经济形势变得十分险峻，造成中国财政赤字恶化，国人对未来的经济前景堪忧。房地产疲软，国人消费信心不足，也使得广大的中国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想要“躺平”或是“润”出去的想法，或是出现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说法。

但洪敬富表示，外在环境虽然是一个最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因素，但也折射出中国内政治理上的失败，因为“国进民退”导致私营经济在政策和资金上都不断被限缩和监管，也因为习近平的集权统治让中国民间社会不断地受到压制，触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关注，开始重新评估他们与中国的关系。

洪敬富说：“所以其实我想，外部环境其实是因应了整个中国内部环境的变化所连动的影响。归根结底，其实是中国内部习近平新时代的很大的治理失能。”

洪敬富认为，中共出台的24条就业指引在短期之内可能会有激励效果，未来一段时间或可看到教育部门、金融部门、财政部门或者是地方政府等出台一系列行动方案。但如果放在中国整个内外经济结构与形势条件下来看，尤其最直接的观察点就是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