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政府“远洋捕捞”式执法下的恐怖平衡

《第一财经》于2024年8月29日报道，近来，部分司法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情况频发，其中有逐利之嫌的跨区域执法被称为“远洋捕捞”式执法。

如上所述，远洋捕捞的主要动因是地方财政吃紧，但非始于今日，疫前数年即有法律专家一针见血指出，其目的就是“财政补洞。”

如此，执法扭曲现象立显。

侦查阶段即强行查封企业财产，扣压企业人员，并通过案外谈判达成财罪交换。《第一财经》报道的“司法机关违法违规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情况”，即此。

案件一旦被拖入司法程序，多有小案大办、疑罪从有、刑事前移情况。

想要自证清白，即应推翻每项认定，如同翻越一座座大山，堪称难上加难。所以在每道程序之前寻求妥协，似乎是最不坏的选择。

程序中的第三方评估也争议颇多：或被司法机关指定被迫接受鉴定结果，或因自采独立第三方意见而遭司法机关否定。

争议较多的有管辖权、证据排非、律师辩护权、司法人员角色混同，以及边审边取证、文书送达、阅卷时间和突击开庭等太多的程序问题。

其中，律师权益和人格受损问题，在近期成为一大热点，其因不外乎社会普遍担心的司法平衡机制，正在遭到机制性破坏的担忧。

《第一财经》引用专家指出：“远洋捕捞”式案件涉及对管辖权、行政处罚权的滥用，破环的是营商环境的公平性，进一步挫伤的是老百姓对于法律的信心。

必须强调：深陷此类案件旋涡中心的，多为民营企业！这正是近年财税和就业机会骤减，失业反向暴增的根本原因！

与此类具有深厚财产潜质的案件主动服务上门对应的是，一般小型民生案件却面临立案难的窘境。两厢对比，选择性司法的目的大致了然。

这是一个各地方搬起石头互相砸脚的游戏，痛感最强者必先喊停。

前不久，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义乌公安，由于频受异地执法的负面影响，不得不以发公开信的形式劝戒各地同行：“对于一些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义乌公安将不予支持，并将认为具有过错的情形，上报相关部门，由主办方承担相应执法活动的责任。”

世界、国家、地方、行业，分别是不同规模的市场，契约和秩序是维护正常运行的前提，一旦域内某个构成单元破坏既有平衡，成为秩序挑战者，必引发众怒。

根据恐怖平衡理论可以预见，那些与义乌有同样痛感且财政不那么过度紧张的地方，在喊停同时，必然首当其冲地呼吁并试图建立某种制约机制，以抵消冲击。

综上可见，现已到全面喊停异地无限执法的时候了。如果不能与顶层设计达成共识，则“地方互保”将呼之欲出。

传统的一统观认知，喜欢辖区无限扩张，却不喜欢新辖区更多的人口对存量资源的占用（有效劳力除外）。这当然与原始经济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人均分配不足有关。但对辖区领土的宗教式崇拜，却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在后工业化物资不再匮乏时代依然如此。

不过，这一次反而出现了生产过剩，恰恰是因为分配机制出了问题！

如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拒绝和非斥，导致的一系资源错配和社会矛盾。如本文中的国家大市场前提下，却没有统一的法治大市场，更没有执法公平和程序正义。

总之，辖区崇拜与人口敌视的悖论，需要资源市场化和自由流动来化解，前提条件是法治契约机制的建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防止和纠正一些地方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这场互相抄底的零和游戏，正使社会恶性螺旋不断攀升，各方无一幸免，当引以为戒。（作者：金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