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密监控的中国大使馆

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间，总觉得使馆对外活动受到很大的约束和限制，对外调研和交友工作非常困难。

当年伊外交部多次照会各国驻伊使团，反复强调以下规定：

各国驻伊使馆人员欲会见伊政府各级官员时，必须提前至少一周时间书面照会伊外交部，由后者统筹安排，不得直接与伊相关部门或官员联系、自行安排会见；

各国驻伊使团人员离开巴格达市区40公里之外，无论因公或因私、乘坐何种交通工具、去往伊拉克的任何一个地方，必须提前至少一周时间书面照会伊外交部并获得书面准许，否则其安全无法保障；

各国驻伊使团如需雇用当地雇员，可通过伊外交部推荐而聘用，如使团自行或直接雇用当地雇员，必须将其姓名、地址、电话和身份证号码及时通告伊外交部，雇员本人必须前往伊内政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谨请各国驻伊使团每年年初将其外交人员、工作人员、外籍雇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务、在伊住址、电话、所乘汽车车型、底盘号和车牌号一并通告伊外交部，此项名单和有关资料每年更新一次……

伊方的这一系列规定固然反映出伊相关部门对一些使团的内外活动已经有所关注和警觉，同时也折射出萨达姆直接掌管的复兴党和情报部门正在伊全国范围内构筑层层铁幕和无形的网络，不仅对伊各阶层人士和百姓严加监控，对各国驻伊使团也不例外，或许更会加倍防范和管控。使团的外交官们不便与当地人交往，相互之间的来往和交流自然便多了起来。

我记得，当年我经常陪同大使和参赞拜会一些友好国家的使节，每次会见突尼斯和黎巴嫩大使时，他们都打开会客厅的收音机，干扰可能发生的窃听，罗马尼亚和加拿大大使索性选择在花园里的阴凉处会客。

本文作者秦鸿国，1963年北大研究生班毕业后进外交部工作，同年12月赴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工作，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随员、中国驻科威特使馆政务参赞、中国驻亚丁总领事、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在中东工作25年，经历过海湾战争、也门内战等重大事件。

伊内政部在各国大使馆门前都设立一个警察岗亭，这是一般的国际惯例，并不奇怪。设在我们大使馆的岗亭虽然占用了使馆门旁的一个车库和一个厕所，不过为了维护使馆的安全，这也无妨。但是，荷枪实弹的警察昼夜站在门前，仔细盘问和记录出入使馆的当地朋友或被疑为外国人的人，使得使馆无人敢入、门庭冷落、工作难做。

1975年，赵行志大使（左二）举行国庆招待会，赵大使与伊拉克外长哈马迪（中）以及其他三位部长在贵宾席上。左一为作者。（图源：《一位外交官的中东亲历》）

而使馆每次举行大中型招待会时，倒是门庭若市，车水马龙。门里是熙熙攘攘的各方宾客，门外是挤来挤去的治安警察、便衣警察、交通警察、各使团的司机。里里外外都需要热情招待和打理，只是一些不请自来的特殊“客人”令人不知所措。

每次这样的招待会上，我们总发现有三四个“不速之客”，混杂在宾客之中进入使馆。他们没有请柬，进门时只是与主人握握手，不讲话，甚至连简单的英语都不懂。他们不与使团的外交官交谈，也不与任何人扎堆，只是自己围在一起毫无顾忌地大吃大喝，时而东张西望，时而相互嘀嘀咕咕。

这伙人在其他国家使馆招待会上也经常见到。使团之间的外交官们不禁相互询问：这些不请自来的“食客”是何方神圣？时间一长，大家都心知肚明了：这些人是伊内政部派来的密探！

在类似这样的使团大型招待会，诸如中国国庆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上，我们每次还能看到一名不请自来的当地摄影师。此人技术精良，捕捉镜头机敏，比报社记者都积极活跃。他紧随招待会的主人站在门口，有选择地为个人需要抓拍的“来宾”拍照，每个进出使馆的宾客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两三天之后，他拿着筛选过的部分照片来到使馆，交出照片，索要一些费用，年年如此，次次如此。使团的外交官们对他都很熟悉，但问他在哪个照相馆或哪个报社工作，他都支支吾吾，仅告自己是个体摄影师，混口饭吃。问他有无名片和联系方式，有事好请他来帮忙，他只答：“没有。”

我一直怀疑，每次活动他照的照片很多，拿到使馆的照片往往只是一半，难道其他的照片是他没有照好被淘汰了？

另外，各国驻伊使馆有七八十个，每次重大活动他都能不请自到，信息怎能如此灵通而准确呢？仔细想一想，其实也不意外。根据当年各国驻伊使馆的通常做法，每逢举行重大节日招待会，除向驻在国各个政府部门发送请柬之外，还要特别书面照会伊内政部、市警察总局和交通大队，甚至电业总局，希望届时能够协助维护治安、疏导交通、保障用电。

如此考量，所谓“不请自来”的食客和摄影师原本就是各个使团盛情请来的“客人”，只不过他们肩负着伊有关方面给予的特殊使命。他们在外交使团招待会上关注和猎取的主要目标不是外交人员，而是那些与外交使团有着各种交往的当地伊拉克人。

当年经常参加中国使馆大型招待会的有一对不到20岁的孪生姐妹，两人是乒乓球运动员，曾多次代表伊拉克来华参加国际比赛，与中国十分友好，曾几次戏言“非中国人不嫁”。姐妹两人非常相像，形影不离，每次手持请柬来使馆出席招待会，都被便衣警察堵在门外盘问并做记录。真诚、友好、朴实的姐妹俩虽屡屡向我们抱怨门外的尴尬遭遇，且心有畏惧，但一直坚持凡是我们使馆的活动“有请必到”。

这对孪生姐妹假如能够逃过伊拉克战争的劫难，现在已经年过半百，早已儿孙满堂了。我和夫人经常念叨她们，想念她们，希望她们能够听到或感受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美好祝福。

在巴格达，我们大使的官邸坐落在郁郁葱葱的曼苏尔富人区，这个居民区的环境相对优美一些，人口和车辆较少，又远离闹市，比较安静。但官邸周围总有秘密警察巡视和监护，而且是恪尽职守、夜以继日、毫不懈怠，比使馆门前的警察还要辛苦。

根据使馆的工作安排，我和夫人随同大使夫妇住在官邸，白天上班和一日三餐都在使馆，只有晚上睡觉和节假日时才待在官邸。但是，晚上我们两人经常陪同大使夫妇出席使团的晚宴和招待会，往往回到官邸时已经很晚了，街巷里很少能看到行人和车辆。

为此，曾发生过多起让人心惊肉跳的事情：时近午夜，夜深人静，街坊四邻早已入睡，我们的汽车“唰”的一声，稳稳地停在官邸门前，刚刚迈腿下车，门前昏暗的月光下突然闪出一个人影，匆匆离去……这突如其来的一惊一吓，每次都令人毛发竖起、魂飞魄散。

1990年7月，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临时代办秦鸿国在使馆前留影。

还有一次午夜归来，蹲守门前的便衣特工可能困乏不支，坐在树下昏昏睡去。我们下车走向大门，门旁黑漆漆的大树下猛地站起一个人来，把我们着实吓了一大跳。赵行志大使的夫人欧阳洛脱口惊叫：“哎呀，吓死人啦！”我等都惊呆了，木鸡般地呆站在那里，惊魂久久难以平定。那人却若无其事，一声不吭，拍拍屁股上的土，扬长而去。

这些人白天不见踪影，或许碰面未能觉察，只是夜间频繁出现，偶尔被我等遇到几次而已。这些人的相貌是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是否配带有对讲机或武器之类，一概不得而知。

当年我们使馆聘用了两名当地的雇员，在使馆已经工作多年。一位是花工马哈茂德，棕褐色的皮肤，曲卷的黑发，文化水平不高，地道的阿拉伯人。他的主要工作是护理使馆和官邸的花草树木以及草坪，兼管清扫院落。另一位雇员是汽车司机西蒙，白色而略显粗糙的皮肤，淡黄色的眼珠，金黄色的头发，稍懂一些英语，是典型的亚美尼亚人。他的主要工作是每日去邮电局取送邮件、发送请柬，兼管发送使馆不定期的新闻公报、对外宣传的书刊和新华分社的通讯稿。

使馆上上下下对这两名外籍雇员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关系十分融洽。每年年底使馆都邀请两个人的全家来使馆做客，品味一顿丰盛的中餐，对他们一年的辛劳表示感谢。

有一次，马哈茂德感慨万分地道出真情，他说：“我在中国使馆已经工作14年了，我的11个孩子都是用中国的工资养大的，我岂能不努力工作！”当年仅38岁的马哈茂德竟然有11个孩子，让我等惊讶不已。

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两位雇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分别向使馆吐露了一个相同的内幕：多年以来，内政部勒令他们每周去内政部那里一趟，详细报告使馆人员的活动、言论以及与伊拉克当地人的来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