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世界第一深” 习的地堡能否抵御美国袭击

近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烈攻势，接连3任真主党领导人在一周内相继被定点清除，推选新任领导人成为真主党高层的难题。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发动对以色列狂射180枚飞弹后，已经躲藏在一个神秘地堡。

据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也有他们的秘密地堡，那么，号称世界第一深的习近平西山地堡能否扛得住美国的袭击吗？仍是个问号。民运领袖王军涛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谈了他的看法。

“像西山这样的指挥中心，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中心”，但中国早已完成了更大范围的防核武布局，西山只是一个传统概念。近年来，中国在秦岭等地区建造了更先进的军事设施，特别是战略导弹旅的部署，这些设施被设计用来应对最严峻的军事冲突。

不过，王军涛认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或许更担心的是内部的威胁，而非外部的袭击。“中共内部历来担心二把手杀一把手的情况，他们的防范更多是针对内部而非外部。”这一点在中共历史上多次得到验证，例如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邓小平对党内其他势力的清洗。王军涛指出，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可能更加关注如何防止内部政变，而不是应对外部军事袭击。

习近平对内部威胁的防范反映了他对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高度警觉。在中共历史上，内部政变和高层权力斗争时有发生，因此，如何防止“二把手杀一把手”一直是中共领导人关注的焦点。王军涛提到，“中共内部历来担心的不是外部威胁，而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他们所面对的最大威胁可能来自于党内的其他权力中心。”因此，习近平不仅要在外部展示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还必须在内部强化防范机制，以确保他的统治不被党内的其他势力挑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看中国摄）

这种高度的防范机制不仅表现在习近平对军队和政府内部的清洗和监控上，还体现在他对政权安全系统的不断升级和扩展。王军涛指出，“西山这样的指挥中心，虽然是一个传统概念，但习近平已经完成了更广泛的防核武布局。”特别是在中国的一些关键战略区域，如秦岭，建立了可以进行二次核打击的导弹旅。这些设施被设计为应对最极端的军事冲突，确保即使中国遭到外部打击，也可以通过二次打击对敌国进行报复。

然而，王军涛也指出，尽管中国建立了这样的军事设施，但在现代战争中，单纯依赖陆基力量已经不足以应对全方位的军事威胁。他特别提到，美国在空中和海上的机动打击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在核武器领域，美国的潜艇和空中力量可以随时发射核导弹，进行全球打击。“相比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在机动打击力量上还远远落后，他们仍然依赖陆基力量，这就使得中国的核打击能力在实际战争中相对更易受限制。”

即便如此，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的防御策略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外部的核威胁，更是为了在内部维持稳定。习近平显然对潜在的政变或党内叛变非常警惕。“习近平对军委委员的不信任、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实际上都反映了他对党内威胁的高度关注。”这种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防范机制，贯穿了中共历史的始终，而习近平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领导人，更加依赖这种防范机制来确保他的统治。

中共自建党以来，内部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毛泽东时期的“文革”、邓小平时期的“改革路线之争”，以及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的“上海帮”和“团派”对立，都反映了中共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这种斗争不仅限于政治路线的分歧，往往还涉及对党内其他势力的清洗和镇压。

王军涛提到，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就是典型的例子。林彪曾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继承人，但最终因权力斗争与毛发生冲突，最终在“九一三事件”中被迫逃亡，并在蒙古坠机身亡。这一事件揭示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最终掌控了大权，并通过改革开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但这并未结束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党内形成了以“上海帮”和“团派”为代表的两大势力。江泽民依靠上海帮掌控权力，而胡锦涛则代表团派势力，在党内形成了微妙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在习近平上台后被彻底打破。习近平通过反腐运动打击了江泽民的上海帮势力，同时通过强化个人崇拜，逐步巩固了对党内各派系的控制。

王军涛指出，习近平与他的前任不同，他采取了更强硬的手段来清除潜在的对手，并通过集中权力，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尤其是习近平近年来对军队高层的不信任，以及频繁的军队清洗行动，表明他对内部权力斗争的高度警觉。“习近平通过反腐打击了江泽民的势力，同时也没有让团派势力卷土重来。他的权力斗争策略更多是通过消除党内所有的反对力量，确保自己能够掌控局面。”

尽管习近平通过内部清洗和权力斗争巩固了统治，但他仍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王军涛分析指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处境日益艰难，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习近平的对外政策面临巨大压力。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外资撤离、产业链外移、科技封锁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得不在国内外政策上作出调整，以应对多重压力。王军涛提到，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表现出退让的姿态，尤其是在与美国的科技合作上，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磋商国际规则的制定，显示出北京在某些领域希望减少与美国的对抗，寻求更稳定的合作。

然而，这种对外政策的调整，并未减轻习近平对内部威胁的关注。相反，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内部的不满情绪也在累积。王军涛指出，党内一些受到压制的势力，如红二代、改革派等，开始寻求在政治变革中的机会，试图重新获得话语权。任志强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代表了党内部分不满势力对现状的反抗。

习近平执政的十年里，通过集权、清洗党内异己以及反腐运动，他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然而，权力的集中也使他面临着更多的内部和外部挑战。王军涛指出，习近平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对军委委员的怀疑，显示出他对内部威胁的高度防范。同时，他对外政策的调整，尤其是在中美关系上的妥协，表明中国在面临国际压力时不得不采取更灵活的策略。

尽管如此，习近平的统治依然稳固，但未来如何应对内部权力斗争和外部挑战，仍然是他面临的最大考验。王军涛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党内不满势力的崛起，习近平或许需要进一步调整他的政策和策略，以维持中共内部的稳定，同时在国际舞台上继续保持中国的竞争力。

（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