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财万贯, 所居宅邸堪称京城一绝。 他一生散尽家财, 只为留住国宝,
有人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 张伯驹出生于河南项城, 7岁那年, 他被其生父张锦芳, 过继给做总督的伯父张镇芳,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 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 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 位高权重,家财万贯。 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 自然是锦衣玉食, 吃穿用度,一应俱全。 他聪颖好学, 7岁入私塾, 9岁能写诗, 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 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民国元年, 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 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 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 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 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 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
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 张伯驹虽家境殷实, 常与阔公子为友, 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 他生活素淡, 也不故作清高刻薄, 喜同名士交涉,
父亲让他打理银行事务, 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 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 只要看中, 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 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
每年,张伯驹都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 而闲散之际, 他就经常会去一些风月场所走动,
潘素生于姑苏, 祖上曾经做过宰相, 可无奈到她父亲这一辈时, 祖产已被挥霍一空。 幼年时,其母遍请各地名师, 教潘素研习音律、书画。 13岁时,母亲病逝, 继母便将她送去了青楼。
有一天,张伯驹查完账目, 就约着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 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 曲声和缓,余音绕梁。 张伯驹看她出落秀气, 颦蹙之间更显不凡, 断定此女子不俗,
当得知台上的, 就是有“潘妃”之称的潘素之后,
而风流倜傥的张伯驹, 也很快就获得了潘素的芳心。 但当时的潘素, 已经被一名很有权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 得知张伯驹有意潘素之后, 连命人将潘素软禁了起来。 强龙难压地头蛇, 迫于无奈, 张伯驹强抢不能,
成婚之后, 张伯驹深感潘素聪慧非常, 又请人教给潘素画山水画, 晨钟暮鼓,琴瑟和鸣,
潘素知书达理, 再兼二人兴致相投, 对于张伯驹收藏字画的爱好, 她一贯选择支持。 正因如此, 张伯驹更加醉心于名品字画, 整日里四处寻访名家, 收集奇珍异宝。 有一年, 与张大千有着“南张北溥”之称的溥儒, 想要把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转卖给洋人。
而溥儒曾将国宝级画作, 唐代著名画马高手韩干的代表作《照夜白图》, 卖给英国人。 张伯驹听到消息后气得跺脚, 如此无价之宝,
于是他立刻找到溥儒, 问所需多少大洋, 溥儒张口便要20万, 一毛钱都便宜不得, 奈何实在有心无力, 张伯驹也就只能作罢。 直到1937年, 当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 正是缺钱的时候, 他二话不说,就借出一万大洋, 这令溥儒愧叹不已。 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 溥儒才终于答应4万大洋卖给张伯驹,
此后,张伯驹又陆续买下, 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 十多卷珍品。
1941年的一天早上, 寄居上海的张伯驹正要出门办事, 迎头走来三个大汉, 绑了张伯驹便走。 不久之后, 潘素接到了电话, 绑匪称没有200万, 就等着收尸, 这可急坏了潘素。 别说200万了, 一时间让拿出来这么多钱, 100万也凑不到啊!
正当潘素准备变卖字画赎人的时候, 经过多方斡旋, 潘素终于见到了张伯驹, 此时的张伯驹,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而见到潘素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没过多久, 绑匪害怕事情闹大, 就把张伯驹交给了上海当地的的一个伪军头目, 等潘素去要人时, 头目一张口便是20根金条, 无奈之下, 潘素也只好四处借债, 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曾对潘素说: “我死了没什么, 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 一直都细心保管, 不敢有半点懈怠。 北平沦陷的时候, 为了保护国宝, 潘素将这些名品字画, 都缝进了被子里, 一路担惊受怕, 最终才把它们带出了北京。 1946年, 古董商人马霁川, 在北平拍卖一幅,
当时抗战已经结束, 故宫正广泛收购民间珍品, 张伯驹闻言之后,
马霁川却张口要价800两黄金, 故宫方面也只能望洋兴叹。 而就在此时, 有洋人称有意购得此画, 张伯驹气得捶胸顿足, 连忙放话给马霁川:
马霁川也有些怕了, 就松了松口说,
尽管价钱已经减少了很多, 可对于家财散尽的张伯驹来说, 这笔钱也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个宅子在京城之中, 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构建之宏伟,实为罕见。 连马未都曾感叹说:
等凑够了钱, 张伯驹便立刻前往马霁川处买画, 可没过多久, 就愁眉不展地回来了, 一问才知, 这马霁川托辞黄金成色不好, 竟要追加20两,
无奈之下, 潘素只得回到房里, 将多年来珍爱的首饰金银, 一应拿到当铺当了, 才凑够了钱, 终于买下了这幅《游春图》。 后来,南京总统府遣人来买, 并称愿意出500两黄金买下《游春图》, 而张伯驹却一口拒绝,称:
其中包括:
而这8幅作品, 任拿出一件来, 都是价值连城, 不可估量地。
当政府意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时, 张伯驹一口回绝, 只答应收下了一张文化部颁发的奖状。 当有人问起, 为什么会无偿捐献这些绝品时, 他说:
年青的时候, 张伯驹就喜欢听曲儿, 还曾跟京剧大师余叔岩学过戏, 后来,为了发扬“国粹”, 张伯驹还创立了“国剧会社”。 建国后,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的号召, 他拉了一帮老艺人排演戏曲《马思远》,
解放时期, 张伯驹曾和陈毅有过私交, 经常在一起下棋, 陈毅得知此事之后怒斥道: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
对此, 陈毅还曾赋诗一首, 送与张伯驹:
1961年, 吉林博物馆候补有缺, 陈毅便安排张伯驹夫妇, 去长春做文物鉴定工作。 临行时,谈及此事, 张伯驹也只是恬淡笑道:
到了长春之后, 张伯驹将毕生所学, 悉数传授给了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们, 还将30多件藏品, 一并捐献给了吉林博物馆。
此画不仅是中国现存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 对于张伯驹来说, 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而就是这样一幅重要的画作, 张伯驹依旧选择了捐献。
1966年, 文革爆发,
隔离审查之后, 被下放到吉林舒兰县插队。 此时的张伯驹已经年近70. 舒兰县派来的人一看,
便拒绝接收张伯驹夫妇。
回到北京后,老两口才发现, 原先的宅子已经成了大杂院, 里面住着十几户人家。 无奈之下, 两人只得找了一个, 不到10平米的小房子住下来。
谁能想到, 这个曾经挥金如土的民国公子, 迟暮之年竟却落魄至此。 但生活的清贫并没有让张伯驹自哀自叹, 相反,夫妇二人依旧在家赋诗作画, 好似什么也未曾发生过。 而同当时许多被侮辱和诬陷的人不同, 张伯驹并没有选择悼心疾首、愤愤不平, 而是一如既往地平静。 对此,红学大家周汝昌也感叹道:
张家鼎盛之时, 曾有10位管家, 有4位负责中西餐的大厨, 每逢会客, 席间皆珍品无数, 令人叹为观止。 而多年之后, 画家黄永玉在饭馆偶遇张伯驹时, 只见他独坐在一个角落小桌前:
黄永玉事后不禁感叹道:
1972年, 陈老总去世, 张伯驹闻言悲痛不已, 连忙前往吊唁,
无奈之下, 张伯驹只得手书一挽联, 被放置在了会场的角落里。
主席听后,不觉慨叹, 嘱咐身后的周恩来说,
就这样, 张伯驹进入了文史馆, 潘素则进入了中国画院。 除了宠辱不惊、生性豁达之外, 张伯驹待人接物也从未有过派头, 在后辈面前, 更从来没有端过架子。 红学大家周汝昌和张伯驹熟识之后, 每每到张伯驹家中拜访, 自行翻阅藏书字画,
一点也不必拘礼。 收藏大家王世襄, 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上的印章, 但又不好开口, 苦思许久之后, 才提出请求, 谁知张伯驹听完之后说,
王世襄大喜过望, 连忙捧着《平复帖》小心翼翼回到家中, 生怕有丝毫闪失。 1982 年阴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的大红灯笼挂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进入医院之后, 张伯驹被安排进了一间8人病房, 寒冬之中, 病房里嘈杂非常, 条件十分简陋。
84岁的张伯驹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目睹着一个个病人的死亡, 情绪十分低落, 而当潘素再次向医院提出请求, 又再次被回绝。
两天之后, 病房中又死一人,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
追悼会上, 挽联如雪。 经济学家千家驹感叹道:
他的一生, 如同一叶扁舟, 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 而他富不骄,贫能安, 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的境界, 更是常人所达不到的。
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 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 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 再无人记起。
时至今日, 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知道他, 达者为先,师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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