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到一个阶段,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最聪明的人和最蠢的人都会变懒,懒得再想问题。 这是我读金庸的一大发现。 注意到没,现在最关心热点的,只有营销号了。 看到一条追问: 沙白这么重大的事,直击灵魂的事,高质量的讨论在哪里? 这条追问之后,群组里很长时间没有回答。 接下来的第一句发言是:原来刘晓庆真的70多了啊。 事实上,这是一个成员非常聪明、讨论水平也很高的群组,但大家已经只转新闻,懒得思考了。 所谓“懒得思考”,就是关我屁事,不愿多想了。注意,不是不肯说,而是压根连想都懒得想。 如果你关注新闻,会发现最近发生的都是冲击性极强的大事,无论国际还是国内。连东北副市长的千套房产都排不上号了。 但人们普遍呈现一种“智力发懒”的状况,罕有有价值的深入讨论。公开的没有,私域的也没有;工作场合没有,饭桌上也没有,似乎唯一有价值的思考,是想想下顿饭的饺子吃什么馅儿。 那么最蠢最恶的人呢?同样也中止了思考。 他们选择直接提刀去干。例子不用多讲了。 在人们通常的认知里,伤天害理,一般都是“想不通”的结果。 可现在渣滓们连想也不想了。 真是不得不佩服金庸,他就写出了这一神奇的进化。 过去,最聪明的人和最蠢恶的人,都是很爱琢磨问题的。 黄药师、杨过、黄蓉、郭襄、张三丰……这些最聪明的人都爱思考。 比如,什么是礼法纲常,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爱? 不但思考社会问题,他们还思考深刻的哲学问题:能不能以柔克刚?能不能后发制人? 最蠢恶的人也思考,南海鳄神就非常爱思考。 反而是智力水平居中的人不爱思考。丘处机就不思考,我行侠仗义就行了。 然而,随着江湖的演进,事情开始起了变化。聪明人和蠢人都不约而同发现一件事——思考没屁用。 金庸的最后两部小说《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就集中体现了这一变化,准确得惊人。 《笑傲江湖》是金庸的倒数第二部书,也是最后一部明白人还肯琢磨事儿的书。 从风清扬到令狐冲,都还在努力思考。 令狐冲就苦思冥想:为什么要非黑即白?为什么要党同伐异?可不可以不这样? 同样,江湖上脑筋最轴的也在努力思考,桃谷六仙就每天思考个不停。 而到了《鹿鼎记》的时候,转变彻底完成,最明白的人开始放弃思考了。 最精明的韦小宝就放弃思考了:到底是清朝好还是明朝好,关老子屁事,哪里有丽春院哪里最好。 因为老子想再多又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不如护好自己家人,花差花差,不比什么都强? 最精英范儿的陈近南也放弃思考了。 反清大业到底有没出路?我这样一条胡同走到黑到底值不值?他也懒得想了。与其想个明白,不如稀里糊涂到死吧。 同样地,最蠢恶的群体也放弃思考了,选择直接干。 “神拳无敌”归辛树,拎着U型锁,看弹幕里说谁是坏人就干死谁,不接受反驳。 在这种时期,还热衷“思考”问题、喜欢激烈争论的,大多是思维能力中等的。 好比天地会、沐王府的普通成员,对于“拥唐”还是“拥桂”之类的话题,吵得热火朝天。 又好比“杀龟大会”的普通会员,对于到底怎么处置吴三桂,到底是先奸后杀还是先杀后奸这种话题,也是聊得兴致盎然。 而陈近南只感到疲惫落寞。“拥唐”还是“拥桂”,能想吗,轮得到你们想吗?你们讨论出了结又有个屁用? 如果给这种时代取个名,不妨叫做思想者的懒惰时代;人们所患的这种症状,可以叫做思想者的渐冻症。 因为这时候,社会观念不但保守,而且已经趋于板结。 思想没有了驰骋的空间,反智的冰棱到处都是,一句普通的人话可以平均激怒三波人。几乎没有人能不受伤,就像那句话说的,已经没有谁不被人恨着,也几乎没有谁不恨着别人。 “思考”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了三无产品,即无效、无益、无聊。越是聪明人和智者,就越早地感受到了这种无效、无益、无聊,他们疲惫了、厌倦了,受够了内伤,终于发现一切的大事都敌不过一句关我屁事。 而当智力板结、思想停止的时候,最蠢恶的人看不到反面观点,当然也就停止思考了。这就是为什么思考总是从智商的两极开始停止的。 当他们放眼江湖,南海鳄神认为自己对辈份最拎得清,桃谷六仙认定了自己全江湖智力最高,归辛树觉得自己每次杀人都杀得对极了,他们还思考什么呢。 写到这里,觉得越发怀念金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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