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参崴：散落异域的华人往事

　　2009年4月的最后一天，我第二次到访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这次是以亚洲研究所所长的身份，陪同校长藤本和贵夫先生与远东大学洽商校际交流事宜。

　　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着苏维埃印记的“Mayday”依然鲜活，例行的庆祝游行也保留至今。

　　“五一”当日，晨起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我们10点多就来到中央广场附近等候。广场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战士广场”，正中矗立的塑像为一名高擎红旗的苏维埃士兵，十分伟岸，他的身后还有左右两组将士群像。扩音喇叭里播放雄壮激昂的进行曲，大道两侧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人们手拿与俄罗斯国旗颜色相同的红白蓝三色气球或鲜花，三五成群地赶往游行队伍集合地，一派节日气象。

　　11点左右，游行开始。走在队伍之首的是击鼓方阵，由身着蓝衣白裙制服的女孩子组成，接下来6对小伙子神情庄重地撑起一面巨幅俄罗斯国旗，随后便是游行队伍的洪流。游行人群不讲究列队整齐，似乎按单位或公司区分，有的只着便装，有的则穿工作服，大多举着各色气球。我们的几位熟人教授朋友也参加了游行，他们视此为自己的义务。因为该城已被确定为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举办地，罗斯基岛上的会议设施正在为此赶工建设，绘有醒目的APEC标志的彩车也开进了游行队列。作为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军港所在地，队伍里也有军人的身影，十来个年轻水兵手持伞形彩条，边行进边换位，让彩条如陀螺旋转。这时有人在扩音器里喊口号，每一组口号完毕，就领呼“乌拉——”，游行人群也齐声呼应，一同高喊“乌拉——乌拉——”。在宣告与社会主义诀别的俄罗斯，Mayday游行却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如此完好地定格下来，这一事实给人很多感想和回味。

游行队伍集合后沿斯维特兰娜大街由东向西行进，到阿列乌茨克大街附近解散

走在队伍前列的击鼓方阵

　　游行结束后，人群如退潮般散去，出城道路立刻被私家车堵得水泄不通。休假是不能留在城里的，一定要赶往郊外享受自然，这是当地的传统。而对于我们这些访客来说，变得空旷的城里多了几分悠闲，正好可以信步游览，可谓两得其宜。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城区坐落在紧靠金角湾的丘陵地带上，城市不大但地势起伏，坡道很多。东西向延伸的斯维特兰娜大街是城市的主轴线，南北走向的阿列乌茨克大街与其相交，以这个十字路口为中心，方圆1公里的范围是中心闹市区，涵盖海军元帅福金街、谢苗诺夫街等多条街道。纵横的街道两侧，俄罗斯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虽然已显沧桑，仍不失厚重和典雅。但是你能否想到，这座美丽城市的早期建设者竟是华人。华人不仅建造了这座城市，也曾是城市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这里曾有“北京大街”“中国大街”，以及因为华人聚居而得名的“百万庄”!

　　1933 年时的百万庄

　　历史回到一个半世纪前。1872年，沙俄将阿穆尔太平洋舰队总部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但是远在圣彼得堡的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向远东输送劳动力，要在当地搞建设，除了接受华工别无选择。1897年，当地的华工数量达到万人。他们修港口、修铁路、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站——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还修建所有重要的市政设施，甚至1891年为迎接当时还是王储的尼古拉二世(NikolaiⅡ)而建造的凯旋门，也是中国承包商带领华工所修。华人工匠的技艺折服了当地的媒体，有报刊盛赞这座拜占庭-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显得“轻盈和空灵”，格外美丽而优雅。俄罗斯学者聂丽·米兹(NellyMitz)这样写道：“自1880年起，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人就不少于居民的三分之一，中国人参与了城市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建筑、贸易、服务业、手工生产、农业、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行业”，“中国建筑工人对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事实上，整个革命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他们的双手和他们的劳动建设起来的。”

华工修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

　　华人移民用坚忍和智慧在这片失去的故土上扎下了根。除了华工，还涌现出许多知名华商和企业家，不仅经营店铺、茶馆和酒肆，还经营房地产，投资金矿和煤矿，没有哪一行哪一业能离开华人。久居此地的华人，通晓俄语，改信东正教，成为俄籍华人。20世纪初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市的1316个商家中，华商占了706家。据1916年的人口统计，全市近10万的人口中，华人有近4万，此外还有朝、日两国移民，共占总人口的48%。而且，这个数字里不包括季节性移动的华工，每逢建设季到来，华工会猛增至10万人以上。

建在百万庄遗址上的当代饭店(藤本和贵夫摄于2017 年)

　　但在今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很少能听到有关华人移民的讲述。从白色政权到红色政权，历经风云激荡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当地华人，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遭遇灭顶之灾。苏联当局给华人扣上“日满间谍”“潜伏特工”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驱逐和逮捕，整个远东地区的入狱人数超过万人，很多人只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财产尽数充公。血雨腥风之后，华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消失，这段历史从此被尘封。

　　福金街7号，传说此建筑与早期华商有关

　　感谢远东大学的卓娅教授，没有她放弃休假来引导和为我们讲解，我不可能看到这么多与华人有关的历史性地点。

　　卓娅教授主攻远东日俄关系史，着重研究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日本移民，对华人史事也很留意，说起往事来如数家珍。我们随她来到斯维特兰娜大街北侧与之平行的海军元帅福金街，原来这里就是曾经的“北京大街”。这个街名使用了上百年，直到1964年，为纪念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福金(V. A. Fokin)而改为今称。不过当初冠以“北京”二字并非因为俄罗斯人对中国的什么好感，而是为了纪念他们“引以为傲”的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从清朝手中一举夺得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个条约给沙俄带来的利益实在无可估量!

1995年斯维特兰娜大街鸟瞰

　　斯维特兰娜大街、阿列乌茨克街和北京大街之间，曾是海参崴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也是华人拥有房地产最多的黄金地段。19世纪80年代，一位蔡姓商人买下了这里的两大块地皮建房出租，开创华人经营房地产的先河。他修建了两栋以石或砖为建材的大楼，及十多栋一到两层的木头建筑，可供上百人租住，也使这一带有了很中国的名字——“蔡街”。不过他本人除了姓氏没有留下更多信息，俄方文件称其为：“中国人蔡”或“满洲人蔡”。继蔡之后，又来了一位女富豪邰彩铃，虽然目不识丁，却经营有道，出手大方，也在此筑屋，其中一栋加了绿色瓷砖的楼房得名“绿砖楼”，至今仍在使用中。中国人兴建的早期电影院、剧院也都集中于这个区域。今天的福金街(旧北京大街)是市中心最漂亮的步行街，花坛里鲜花盛开，喷水池中水花飞溅，走到尽头就是度假海岸。而两侧房屋的历史变迁，依然有线索可循。近些年有俄罗斯学者打开尘封的旧市政档案，发现里面的内容惊人地丰富且详尽，记载了大批华人的信息，不仅有名有姓，还有籍贯、家庭以及从业经历，如果进一步深入整理，一定能为我们还原更多的历史原貌。

斯维特兰娜大街与阿列乌茨克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藤本和贵夫摄)

　　不过，能够跻身上流社会的华商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华人劳动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住在哪里呢?卓娅教授带领我们穿过一条巷子，来到与北京大街一路之隔的谢苗诺夫大街。这条街的第18街区曾是下层移民最集中的栖身之地，因为人口高度密集，多时有几千居民，被当地人叫作“米林奥尔”，即“百万庄”。有人说它是城市中的另一个城市，有人称它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唐人街，也有人这样描述它：“挨得紧密的建筑体，大部分属于中国人。有许多入口和出口，是容易迷路的迷宫;有秘密的通道和坐落在死胡同中的小院子。那里有住宅、大车店、理发馆、小酒馆、货铺、鸦片馆等，那里掩藏了许多犯罪分子和非法移民，经常发生杀人和抢劫案。”沙俄和后来的苏联当局以整顿市容为名，多次试图清除百万庄，将他们逐往郊外，而移民们始终顽强坚守，直到大清洗的灾难降临，才四散而去。

2009年阿列乌茨克大街(纵)与谢苗诺夫大街(横)相交的路口，卓娅教授介绍，早年这一带也曾有华人市场

　　百万庄不复存在。从巷口向里探望，可以看到旧址的一角，仍然显得阴暗窄仄且粗陋，与另一侧闲适优雅的福金街恰成鲜明对照。站在这里，你可以想象穷苦华人当年窘迫的生活状况。对于一些藏污纳垢的现象在这里发生的情况，也不会感到难以理解。如果不是迫于生计，谁会愿意千里迢迢背井离乡来忍受这种煎熬?比起那些负面描写，我们更应该记住百万庄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他们超乎常人的忍耐与辛劳，便没有这座城市近百年的正常运转。对于这一点，沙俄时代的作家倒还肯说些实话，如1897年施罗德在其题为《我们的远东》一书中写道：“我就听到当地居民描述中国人对于这个年轻的刚开始移民的城市的重要角色和意义的一句话：没有满洲人，我们就会饿死。”这里的“满洲人”指的是中国人。早期的苏联当局也承认：“中国人在这里能为我们做的最大的恶事，莫过于他们一下子全都离开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军元帅福金街(旧北京大街)为步行街，尽头是度假海岸

　　同年秋天再来时，我又旧地重游，重温了一遍这段历史。阴雨天气里，在街角偶然看到一个中餐广告牌，应该是新来这里的中国人开办的餐馆，写着“东方口味，中餐快送”，照片里都是熟悉的菜品，品相不错，至少我看了挺有食欲的。他们知道百万庄的故事吗?也许听说过一二。时代不同了，他们不会重蹈百万庄人的遭遇，但是如果知道前辈们的故事，也许会更珍惜今天的环境，更多几分在此打拼的勇气吧。我还听说沿金角湾向东到郊外，那里有一个颇为热闹、聚集人气的“中国市场”，是新移民开办的，规模不小，还上了近年日本的旅游指南《地球の歩き方》。新移民将演绎新的华人故事，祝愿他们好运，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