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和李香兰合影背后，隐藏着这么多往事

我数学不算好，虽然小时候考试过得去，于数字上却是十足的糊涂蛋。这个问题体现在具体生活上，便是时常买尺寸不对的东西回家，比如有次想买只洗脚桶，结果某日到家，门口立一庞然大物，原来尺寸看错，买了一只足供两人洗澡的洗澡木桶。写作中遇到年代和人物年龄，也时常会出错，最离谱的错误是某次发表小说，到终校编辑忽然发现主人公的年纪中间被我少算十年，大惊失色，还好校正，否则贻笑大方，还得害编辑扣钱，实在不好意思。

当然，如果发挥一点阿Q精神，我就会撒娇说对数字不敏感且糊涂的作家也不止我一个的——比如张爱玲。

在《对照记——看老照相簿》里，那张顶顶著名与李香兰的合影，张爱玲这样写道：

1943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影星李香兰（原是日本人山口淑子），要合拍张照，我太高，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张椅子让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对照记——看老照相簿》

她絮絮叨叨写了那么多祖母老被面做的裙子，带着一点得意洋洋的记忆犹新。可惜却把最重要的时间地点统统弄错。1943年的张爱玲初出茅庐，李香兰则凭借在《万世流芳》中演唱的“卖糖歌”成为真正的实力顶流，两个人这样拍照的可能性非常小。

这篇照片实际上拍摄于1945年7月21日，活动也并不是“园游会”，而是《杂志》月刊社主办的“纳凉会”。

手边恰好有《杂志》，一翻就知道，确实是1945年8月，算是封面报道之一。

这期《杂志》很好看，这篇《纳凉会记》之前，有包天笑写的《六十年来饮食志》，还有石挥写的小说《大杂院儿》。

我想好好解读一下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纳凉会记》请到李香兰，是因为她在这一年的五月末来到上海，此行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开拍卜万苍和李萍倩的电影，一个是开演唱会，演唱会有好几场，六月在大光明连着开三场，算是比较小型的；8月8日在跑马场开的演唱会是露天的，比较大型。

我在b站上看到一个李香兰在1992年来到上海的视频，她进入已经在拆除改造的大光明内部，感慨说，这是当年的舞台，我就那上面唱歌。

后来才知道，这些视频来自NHK的纪录片《李香兰 遥远的路途：中国 俄罗斯》

纳凉会举办的7月，正处于李香兰的演唱会宣传期，因为主办方是《杂志》，所以他们邀请了《杂志》的头牌作家张爱玲。

《杂志》中刊登的张爱玲照片

说张爱玲是《杂志》的头牌是一点不夸张的。

比较张爱玲在《杂志》《万象》及《紫罗兰》上发表的文章，以数量来看，《杂志》最多（10篇小说和13篇散文），《紫罗兰》发表了2篇小说，《万象》发表了3篇小说；就质量而言，《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都发在《杂志》；从合作时间而言，从1943年7月至1945年6月，张爱玲的踪影几乎遍及《杂志》各期，有时一期甚至刊登四篇，说是“张爱玲专期”也不为过。

《杂志》是一本很特殊的杂志，一开始因反日亲共倾向而两度被当局勒令停刊，1942年8月，《杂志》再度复刊，复刊后的《杂志》隶属于《新中国报》系统，得到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支持。《新中国报》为袁殊所办，汪伪组府后袁殊出任伪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而实际上他和《新中国报》的经理翁永清、总编鲁风、主笔恽逸群与吴诚之等，都是潜伏于日伪内部收集情报的中共特工。

我在一本讲述“女汉奸”的战后出版物上找到张爱玲的条目，里面说她是被袁殊等捧红，由此说明张爱玲的主战地确实是《杂志》

1945年7月21日，星期六，上海咸阳路二号，是这次《杂志》主办的“纳凉会”举办地点。

咸阳路，就是今天的陕西南路，这个名字存在时间只有两年：1943——1945，在此之前，它的名字是“亚尔培路”。

《申报》1943年有《沪市府公布一八两区等处更改路名表，双十节起西文路名一律改称》，内有“亚尔培路”改名“咸阳路”字样。

咸阳路二号，当时是金雄白的私宅，但我查了查，发现古今出版社也在此地，可能金雄白当时让这些杂志挂靠在自己家？

金雄白结婚照

金雄白是一个奇人。他曾经在1927年采访战地新闻，被孙传芳抓捕，险遭处决。曾经一个人担任上海英文《大陆报》《时事新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社驻京联合办事处主任，甚至在做记者的同时申请了律师证书，在上海开业当律师。

金雄白当律师之后在《申报》刊登的广告

因为和周佛海关系好，金雄白曾经出任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委，又创办《中报》，在沦陷区主持多份报纸和杂志。除了办报，金雄白还负责处理汪政权的秘密账务，并担任南京兴业银行和苏州银行的要职。

他最有名的书是《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但是我推荐他写的一本《春江花月痕》，是他逛四马路的指南，写得很精彩。

一言以蔽之，在当时的上海，金雄白是个大佬。

《纳凉会记》的排版很有趣，可以看出当天出席的主角有四位——

金雄白我刚刚讲过了，陈彬龢是当时的《申报》社长，百度百科上说他1945年在日本去世，这个是不确切的，实际上，陈彬龢一直活到1970年。

除了四位主角，旁边还有一些小小的名字，不要以为这些名字不重要，川喜多长政是中华电影、中华联合制片、中华电影联合在上海的真正掌门人，也是李香兰在电影领域的“boss”之一。

出席名单里还有两位我们很熟悉的名字，一位是闺蜜炎樱，一位是张爱玲的姑姑。

他们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合影

纳凉会是在户外的草坪上进行的，喝的是咖啡，但是配咖啡的是玉米——是金雄白特意从园子里采摘来的，因为这是李香兰喜欢的食物。

李香兰当天是结束了练歌之后赶来的，记者说她穿着黄色的旗袍和“象牙珠的项圈”——后来很多人都写成是珍珠项链。

张爱玲的装扮显然要隆重很多，她在《对照记》里描述了这条炎樱设计、由祖母的老被面做成的裙子，但《杂志》的记者印象更深刻的是她头发间的“青紫色绒蝴蝶”。

我把这张图片放大，还是隐约可以看到头发的发饰

她其实还戴了一条项链，在裙子的设计里隐约露出来，这条项链也可能是炎樱的，因为《对照记》另一张戴着这个项链的照片上有写，《小团圆》里也出现了这条项链，是“比比借给她的细金脖链吊着一颗葡萄紫宝石，像个突出的长乳头。”

记者也注意到了炎樱，说她穿着玫瑰色的裙子，“浓而艳”。为什么此时炎樱已经不是小透明，这当然是张爱玲的功劳，我们之后再详细说。

开场白是陈彬龢讲的，调子起的很高，说是“第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第一流的东亚女明星”欢聚一堂，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张爱玲给李香兰写一个剧本，那么李香兰会想要演一个怎样的女子？

这倒是不算一个坏问题，但可能因为张爱玲没有及时回答，李香兰就先讲了讲自己最近想要演的角色，blablabla讲了一段，川喜多长政帮她总结了一句：

但这时候李香兰忽然和张爱玲窃窃私语起来了，记者就问张爱玲，李香兰在说啥？

张爱玲就回答说：

“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和一个二十六岁的女孩子所想主演的电影是两样的。因为心境的关系，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要激情的。”

“激情”这句话说出来，在当时当然是很刺激的，因为当时正在传说李香兰已经结婚，但是我看到这里关注的点却是：“怎么那时候二十六岁的女孩子看起来这么老了？”——李香兰和张爱玲都出生于1920年，李香兰比张爱玲大几个月。

陈彬龢还在追问他的问题，这当中炎樱好像还“热情地插话”了，最终，张爱玲回答，她觉得李香兰的感觉像“仙女”。她说自己看了《万世流芳》，并不满意，觉得李香兰的演技很自然，但是当时中国电影流行那种很过火的演法，所以李香兰演起来感觉有点“瘟”。她意味深长地说：

“替李小姐着想，现在还是开演唱会的好。”

张爱玲还是挺会讲话的，因为当时李香兰和卜万苍传说要合作的电影《嫦娥》，确实也泡汤了。

陈彬龢这时候忽然爆了一个料，说他前阵子和李香兰在国际饭店吃饭，李香兰的包包掉出来了，她就去整理，然后他发现李香兰有个镜子破了，他就劝李香兰把镜子扔了，说“破了的镜子在中国不吉利”，但是李香兰说自己喜欢“旧物”，这时候记者就打断说，那这个电影可以叫《破了的镜子》。

陈彬龢接着问李香兰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情况，李香兰就说最近还是在唱歌，学英文学俄文学音乐，但是从大光明电影院开了演唱会回来忽然哭了，因为“感到寂寞”。

然后记者就说，哎呀，张小姐还能在小说里实现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李小姐在电影里却得不到这样的安慰——妈呀，这个记者有没有看过张小姐的小说，看过就会知道，谁想要谈张小姐小说里的爱情啊。

但是这时候李香兰就忽然自我爆料了，说做艺术家要经验丰富，但是做女人是另外一条路，我现在走在歧路上，又说自己想要做坏事，不晓得是不是可以。

如果我是记者，此时肯定要追问了，但是这里的记者是不是被交代不能再往下问了，反正都自爆到这个份上，金雄白站出来打圆场说，他听了李香兰讲的，非常感动。

但是李香兰还是继续自己的话题，问陈彬龢，自己如果要谈恋爱，是不是可以找新闻界的。

我最初读到这里只觉得李香兰“刮三”，谁问你了，为什么一再曝光自己的感情生活？后来忽然想明白了，

因为李香兰要借这个问题说明，自己此时是单身的，结婚子虚乌有。

但实际上李香兰当时是有恋人的，她当时在和外务大臣的儿子松冈谦一郎谈恋爱，两人地位悬殊，只能谈一场没有结果的地下恋爱。一直默默守护着她的是日本文艺部的儿玉英水，他以陆军报道班成员的身份出征菲律宾，出发前他给她的信里写道：“我若能回来，还想保护你。”那个纳凉晚会之前，李香兰收到儿玉的信，他说菲律宾人也喜欢听李香兰的歌。我时常在日本网站上看到关于三人恋爱关系的各种玛丽苏文。

李香兰曾经和刘呐鸥谈过恋爱，我几年前在李香兰百年时写过文章，李香兰在1996年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当刘呐鸥遭到暗杀时，我和他有个约会，正在等他。”刘呐鸥曾经算半个新闻人，所以李香兰其实和新闻界人士谈过恋爱。但是陈彬龢回答说不要，因为新闻界的人太忙了，给不了你正常的生活。

李香兰就说，她喜欢新闻记者，是因为他们有自由的生活，可以一会儿去巴黎，一会儿去俄国，一会儿见斯大林，一会儿和叫花子攀谈，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肤浅的，

“当然上海有没有这样的记者，我却不知道。”

说到这里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雨来了，于是大家把椅子搬到阳台上，开始下半场谈话，主角从李香兰换到了张爱玲。

下半场由金雄白开启，谈的是小报。

张爱玲说自己是“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张爱玲还透露，自己曾经给小报写过文章，但是发出来之后觉得不是很“小报”，于是决定以后还是只做读者——这个说法蛮可爱的。

陈彬龢作为大报的社长，当然要问张爱玲对于大报的意见，张爱玲的情商下线，很耿直地讲，大报现在不行。

陈彬龢大概有点生气了，于是对张爱玲说，你喜欢读小报，这是一般太太小姐们对时局不关心。

张爱玲又直接了，说大报的语言是灰灰的，和现实生活离得很远，所以我不看。

虽然一边怼爹味十足的陈社长，一边还在夸李香兰到三十六岁还是小女孩

陈彬龢和张爱玲的梁子应该就这样结下了，因为接下来陈彬龢讲的话更难听了，他说自己一向是不读小说的，但是听朋友讲，读小说没有不晓得张爱玲的，又时常在小报上听见张小姐恋爱的消息，请问张小姐的恋爱观怎么样？

哦册那，介个男人太恶毒了，因为就在6月份，胡兰成刚刚在《申报》上刊登了自己和应瑛娣分居的消息，小报上面传说，之所以要发这条消息，是因为要和张爱玲结婚。

陈彬龢这时候提起这个，明显就是要张爱玲回应和胡兰成的恋情咯。

记者说，张爱玲“淡淡的，正经的”回答——

就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您吧？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损失太大了么？

回答很精彩，难怪众人只能“哈哈”。

顺便说一句，金雄白好像也对张爱玲印象很不好，沈西城先生曾经回忆：“七十年代中，我跟金雄白初晤于中环兰香阁，香浓咖啡两杯对对碰，说得好好的，一提爱玲女士，就变脸：‘额个女人侬千万勿搭我讲，一日到夜作，作天作地，吵死人！’说时，青筋暴现，嗓子发抖，啥个缠头劲？好友王志坚告诉我金雄白顶瞧不起胡兰成，说他是周佛海身边的一条狗，‘恨’屋及乌，连累张爱玲。”——

虽然但是，就是说，金雄白不也是周佛海身边一条狗吗？

张爱玲和李香兰的这场纳凉会之后一个月，日本战败投降了。

陈彬龢和金雄白四处逃窜，8月28日，胡兰成撺掇二十九军军长“起义”仅仅十三天便宣告失败，只得仓皇逃离汉口。同一天，李香兰和“中华电影公司”的日方员工一同被关入虹口某收容所，她的精神状态很差，一听到汽车声音，就吓得躲起来。

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身为中国人却演玷污中国的电影，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推波助澜”。

报纸上一度刊出枪决她的具体日子——“12月8日，李香兰将在上海国际赛马场枪决”——她曾经在那里开过演唱会。

最后，仍旧是她的童年密友柳芭帮助她获得了自己的出生证明——她是山口淑子，不是李香兰。她得以被释放。

李香兰和柳芭最后见到了，大家有机会要把纪录片《李香兰 遥远的路途：中国 俄罗斯》找来看

而张爱玲脑子里全是胡兰成，先说要和他一起去逃难，后来又心心念念要去浙江找他。

她这时候当然不知道，胡兰成心里，一边想着要去救小周，一边也不妨碍和范秀美搞七捻三。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对当年那条裙子，质地颜色图案花纹来历款式设计裁缝，个个历历分明，为什么偏偏把拍照的时间和地点通通记错？

《小团圆》里似乎给了答案：

从这时候起，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大半年的工夫她内心有一种混乱。上面一层白蜡封住了它，是表面上的平静安全感。这段时间内生的事总当作是上一年或是下一年的，除非从别方面证明不可能是上一年还是下一年。这一年内一件事也不记得，可以称为失落的一年。——小团圆

从这时候起，指的似乎是1944年她过了生日之后。

她开始祈求和胡兰成的“现世安稳”，其实是因为她已经感受到了小周的威胁。

胡兰成在1945年6月的第一天在《申报》刊登的离婚证明，是这样的——

《小团圆》里面说：

终于这一天他带了两份报纸来，两个报上都是并排登着“邵之雍章绯雯协议离婚启事”，“邵之雍陈瑶凤协议离婚启事”，看着非常可笑。

但实际上只有胡兰成和应瑛娣的离婚启事，胡兰成耍了一个很大的心眼，因为这时候他的正式太太实际上并不是应瑛娣，而是已经疯了的全慧文。

我那年二十八岁，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如此就娶了全慧文，是同事介绍，一见面就为定，与世人一式一样的日子。我除了授课，只在家用功读书，有时惟与慧文去墟场买龙眼黄皮果吃。

——胡兰成，今生今世

胡兰成与全慧文

小报上很快跟进，胡兰成和应女士离婚，是因为要和张爱玲结婚啊！

《小团圆》里也有这一段，姑姑是看得真准

然后又有一个细节，说为什么要刊登离婚启事呢，因为之前胡兰成和张爱玲在兆丰公园约会，被应瑛娣看到，应上前要打张爱玲耳光，结果打在胡兰成脸上了，这样一闹，闹僵了。

张爱玲是不是知道全慧文的存在呢？当然是知道的，因为她曾经和胡兰成回到美丽园的家时，忽然“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探头进来看了看，又悄没声的掩上门”，九莉猜测是之雍有神经病的二太太，于是“想起简爱的故事，不禁有点毛骨悚然”。

这个所谓的启事不过是骗小孩子玩，所以《小团圆》里补上这个窟窿，

只能说，1945年的张爱玲，被胡兰成“岁月静好”的梦pua了。

比如，那个和苏青非常精彩的谈职业女性的对话，是在1945年完成的。

再比如，她曾经在1945年的春天里，想要和炎樱开一个时装店，她写了好几条广告，并且在和李香兰的聚会里穿上了炎樱的杰作，这是最好的广告。

1945年4月9日，她还应《新中国报》报社的邀请，在华懋饭店和来访的朝鲜舞蹈家崔承喜进行了座谈。那天，

她穿着穿着桃红色软缎旗袍，外罩古青铜色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戴着眼镜，沉静的目光从镜片后射出来，牢牢地盯住崔承喜的脸，以至在场的记者觉得张爱玲仿佛不在听人说话，而只专心地要“从崔承喜的脸上找出艺术的趣味来”。她对于崔的舞蹈是有研究的，在此前后，张爱玲去观看了崔承喜的舞蹈。崔舞中有一个情节是写一个少女逗一个自卑的驼背人：她先与他跳了一回舞，使他觉得她对他有好感，但随即又跑开了，使他感到失望。总是那位少女对驼背人的作弄只是出于调皮，一个单纯天真的少女的调皮，行为虽不大妥，但后果不严重，所以观众虽然为驼背人难过，但也容易原谅少女。崔舞如此处理人“讽刺也是这么好意的，悲剧也还能使人笑。一般的滑稽讽刺人来没有像这样的有同情心的，卓别林的影片算了不得的了，不过我还是讨厌里面的一种流浪人的做作，近于中国的名士派。那还是不及崔承喜的这支舞。到底是我们东方的东西最基本。”

那天还有关露和潘柳黛

如果没有恋爱脑，没有和胡兰成搅合在一起，张爱玲的1945年，完全是精彩的一年。1945年，仿佛成了张爱玲生活的分水岭，在那之前，是意气风发的天才女作家；在那之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妻（其实都不能算是妻，太可悲了！），这样一想，她想要忘却1945年的许多人，许多事，也就可以理解了。

唉。

如果能穿越回1945年，我很想把张小姐狠狠骂一顿，如果不行，再打两拳，醒醒啊，爱玲。

这时候收手，总好过很久之后才觉悟，在生日这天“得到七千美元版税与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