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的“密令

下面这份颇有内涵的名单，列出的是中共历史上举足轻重的14个头面人物的中文名字和俄文名字。

周恩来↔莫斯克文
刘少奇↔达尔斯基
邓小平↔多佐罗夫
任弼时↔布林斯基
王明↔克劳白夫
王稼祥↔科穆纳尔
张闻天（洛甫）↔伊思美洛
秦邦宪（博古）↔波戈列洛夫
陈延年↔苏汉诺夫
王若飞↔尼姆泽夫
赵世炎↔辣丁
……

毛泽东早期没到过苏俄，大概因此，毛没起过俄文名字。但是，在俄罗斯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秘存着共产国际印制的、由毛泽民（毛泽东胞弟）亲笔代毛泽东用中文填写的十分完备的“个人履历表”。除了填写本人自然情况外，还要详细填写受教育程度、政治态度、参加共党后的简历，以及家庭和社会关系等——这是一个人（毛泽东）与一个以颠覆和毁灭人类为终极目标的恐怖组织（共产国际）存在隶属关系的最好证明。它表明，毛泽东的“人事关系”在共产国际备案，受共产国际控制。

同时，一份由周恩来为共产国际用俄文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也被发现。

我们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中共成员有这种中、苏沆瀣的诡异名字。然而，我们知道的是：

中共1931年在江西建立“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以“苏维埃”冠名的；在其宣言中，称苏联为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中共生死大逃亡，是在万不得已时以苏联为保命地的。1937年成立的“陕甘宁苏维埃政府”，也是以“苏维埃”冠名的。中共“六大”在国内开不成是跑到苏联开的。贺子珍受不了毛泽东沾花惹草负气出走投奔了苏联，还在苏联生下她和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儿子。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治病养伤都是去了苏联。截至1930年，在苏联学习受训的中共党员大约有3000人之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100多名中共的“红孩子”生活在苏联伊万渃沃国际儿童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后代都在其中……

可以这么说，从中共建立到中苏关系恶化之前这几十年间，中共到苏联既像是“走亲戚”，又像是“回娘家”。苏共跟中共哥俩好、一家亲？这里边不会有什么猫腻吧？

共产国际的密令被全文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在马林的衬衫里带给中共。这块白色绸缎今天陈列在荷兰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网络图片）

笔者在《共产党爷、子、孙三代“家谱”》一文中，通过对共产党来龙去脉的追溯，揭示了共产党与撒旦教和光照帮的渊源迭代关系，把共产党魔鬼世家的黑“家谱”摆上了阳光大看台。

如果按照从上到下的辈份排，撒旦教是共产党的“亲爷爷”，光照帮是共产党的“亲爹爹”，苏共是中共的“大哥哥”，而魔鬼撒旦是它们共同的崇拜和邪灵主宰。“魔鬼撒旦→撒旦教→光照帮→苏共•中共”一脉相承。

今天，我们再从另一个时空维度，来表述一下苏共与中共的关系。

1919年3月列宁在苏俄组建“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成立主要针对中国的远东书记处，1921年6月成文的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最贴切的比喻就是：共产国际是设在苏俄的公司总部，中共是它开在中国的一个分公司。

对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形象描述是：盘踞在苏俄的公司总部（共产国际与苏共两位一体，老板是列宁），要在中国搞事，派马林和尼尔柯斯基到中国，在中国招募了一帮“打工仔”：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后十三人为中共一大代表），组建了一个分公司，上述一众人等是分公司的骨干分子。

老板就是老板，打工仔就是打工仔。老板叫干啥，打工仔就得干啥。下面我们来看“老板”的一道“密令”，如何通过“打工仔”改写中国历史。

1883年5月13日，马林降生在荷兰鹿特丹。中学毕业考入荷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1902年，19岁的马林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开始政治生涯。1913年2月，马林前往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工作”。

1914年5月9日，在马林的倡议下，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共前身），马林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武装暴动推翻沙俄政权。消息传到马林耳朵里，令他兴奋异常，他一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因此，1918年12月5日，被东印度总督驱逐出境。

1920年5月，马林从荷兰前往苏俄，以印尼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筹备工作。列宁对他的能力格外赏识，在共产国际二大上，马林当选为执委会委员，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国际挑选赴中国建立“远东支部”的人选时，列宁认为马林是“非常合适”的不二人选。

以光照帮为“亲爹爹”的苏共，自然遗传了父辈的伪装与渗透伎俩。早在1920年春，苏共已派魏金斯基以学者身份为掩护，来华与李大钊等取得联系，随后在几个城市建立了分散小组性质的共产党早期秘密组织。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北京后，通过魏金斯基搭桥，找到李大钊，提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正式建党，马上得到李的赞同。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参会者除了13位中国人，还有两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

身为共产国际执委的马林，在代表共产国际致辞时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当时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在内的中共早期成员，对马列主义建党理论了解不多，马林在会上的介绍起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中共把7月1日定为“建党日”。

“宁信世间有鬼，也别信共产党的嘴！”聚众摇唇鼓舌传播歪理邪说，是共产党的起家本领之一。在苏共对中共党员的培训中，当众演说能力是一项必修课。

列宁以演说著称于世，其实，马林的口才也不比列宁差多少。马林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中国派上了大用场。

1921年12月23日，马林在广西桂林获准“拜望”了孙中山。马林在孙中山的大本营一住就是9天，对国民党进行了仔细考察。马林在孙中山面前，再次施展了他的雄辩口才，获得孙中山好感。孙中山向马林表示，虽然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思想与马主义有一致的地方。通过这次会见，为后来孙中山确定“联俄容共”政策埋下了伏笔。

常言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马林进入孙中山的大本营，其实是来“探营”的。孙中山先生哪里知道，这次“拜望”，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开始。通过探营马林认为，中共党员在保留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加入国民党，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这样可以迅速壮大中共。其实，共产党的前身光照帮为了生存秘密加入共济会，与马林的思路如出一辙。

1922年4月，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工作，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获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1922年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报告，介绍中共的成立和他访问孙中山大本营等情况。

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指示，让中共立即把中央委员会驻地移到广州，同时要求中共与马林密切配合，开展“国共合作”的有关工作。由魏金斯基签署的这个绝密级“密令”，被打印在一块白色绸缎上，缝进了马林的衬衣。

就这样，怀揣共产国际的密令，1922年7月24日，马林第二次赶赴中国。他到上海后便会见了陈独秀，将共产国际密令交给了他。全文如下：

“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

共产国际远东局维金斯基1922年7月莫斯科”

文件中提及的“菲力浦同志”就是马林。

为了统一思想，马林建议召开一次中共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意见，他在发言中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马林手握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尽管陈独秀、张国焘以及蔡和森对此有强烈异议，也不得不低下头来。最后，陈独秀代表中共表态说：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

当打工仔的想法与老板不一致时，当然是老板拍板说了算。

“我们应当服从”让中华民族付出惨重代价

如果我们用国际贸易的概念，来表述中共成立的话，那么，中共早期骨干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苏共进口“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堪称人类历史上一笔最大的赔本儿买卖——甚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

这笔买卖最初是以牺牲中国人的国家独立和人格尊严为代价，从此中国一步步成为苏共的掌中物。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中共，执行主子的世界革命计划，以颠覆国民政府为目标，先是在江西建立“国中国”，继而抓住日本侵华乘机坐大，直到在大陆建立政权。中共当政几十年，致使国土丧失，道德沦丧，文化变异，生民涂炭，台陆骨肉分离，河山失颜。

李大钊、陈独秀加上中共一大十三代表等等人，也许不知道，马克思是秘密的撒旦教徒，列宁是暗藏在共济会里的光照帮——撒旦教分支成员。撒旦仇恨上帝、毁灭人类的罪恶心理，就是马列理论的精神源头。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魔鬼撒旦降临中国的标志；1921年中共成立，则是魔鬼撒旦附体中国人的开始。只要加入了中共的党、团、队三级组织的人，都是魔鬼撒旦附体的对象。撒旦附体中共信徒，跟中国民间老百姓常说的“被黄鼠狼给魔住了”是一个道理。一旦被撒旦附体，就被撒旦所操控。这种操控既隐于无形，又显于有形。共产党是通过把“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歪理邪说根植于党、团、队员的大脑，大脑支配人的躯体，来实现其具体操控的。共产党强调“个人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以及举着拳头为其发出“奋斗终身”的毒誓，就是这种无形操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中共的原始名称，是共产国际的一个“远东支部”，而实际上是以苏共为主子的卖国党。共产国际打在布条上的密令，就是中共的御旨。尽管在接旨前中共另有打算，接旨后就只能“绝对服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也不敢有丝毫的违背。陈独秀代表中共说的那句：“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大家不妨对照一番，这与后来所有中共成员面对党组织时的表态何其一致？这就是被洗脑操控后的共产党组织成员必然、必须的生命常态。

附体，是共产党组织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方式。它不仅体现为撒旦附体其成员，也表现为共产党组织附体其它社团或社会整体。大家知道，共产党组织的前身是光照帮，光照帮为了掩人耳目，其成员秘密加入共济会。中共为了生存和发展壮大自己，先后两次假“国共合作”之名，附体国民政府。今天的中共，则是附着在中国和中国人民身上的庞大特权犯罪集团，盘剥压榨，残民以逞。

苏共与中共历史上形成的这种“主子党”与“奴才党”的关系，为中共向苏共出卖中国主权，以及其它丧权辱国的事件创造了机会。比如，中共迫于苏共压力最终放弃外蒙古主权；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出兵朝鲜，致使数十万中国军人魂丧异国；1953年斯大林死后，中共在天安门广场为这个杀人恶魔追悼等等。此类事件伴随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与苏共关系恶化暂告一段落。

然而，中共向苏共卖国的行径，被中共前头目江泽民再写续篇：江泽民早年留学苏联时秘密加入克格勃，为了掩盖这段丑恶历史，讨好俄罗斯，1999年12月，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订《国界叙述议定书》，出卖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外兴地区”，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乌东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共计344万平方公里。这些土地，是清朝末年因不平等条约割让给沙俄的。按国际法，可以如香港、澳门一样回归中国。

以魔鬼撒旦为源头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在我中华落地，有“三匹黑马”罪不可赦。

其一是马克思。是他代言撒旦，抛出了邪恶的共产主义理论，实现了共产主义在人间的“理论落草”。

其二是陈望道。他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人。加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大力鼓吹，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实现了“理论落地”。

其三就是荷兰人马林。是他作为共产国际的执委钦差，力促并主导了中共一大，使共产主义在中实现了“组织落地”。

第三匹“黑马”马林还有两点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一大最后的闭幕式开始不久，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马林感觉其中有诈，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从而使中共避免了还未“出生”就胎死腹中的厄运。

●马林先是“探营”用花言巧语打动孙中山，后又怀揣共产国际“密令”挟迫中共“国共合作”，让中共由黑社团非法变合法，由弱不禁风到发展壮大，直到窃政夺权成功，为祸中华百年，造成我神圣领土、传统文化、同胞生命、汉字正体致命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