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进入最不确定和最危险的时期

　　中国疫后经济复苏不如预期，过去3年多来房市持续低迷，进而波及股市和消费者信心，要实现今年设定的约5%成长目标岌岌可危。北京当局9月底以来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令中国股市在1周内大涨逾20%，但很快就失去药效，回跌了近10%。出生于北京的美国知名华裔学者、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学教授黄亚生直言，中国正在进入最不确定和最危险的时期。

　　韩国《朝鲜日报》WeeklyBiz 4日刊出对黄亚生的访问。针对中国9月底以来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黄亚生指出，北京当局似乎相信“政府主导的成长”是可以实现的，尤其在国内生产毛额（GDP）每年成长6%至7%，资金充沛的时候。但如今中国经济成长放缓，政府财政出现赤字，不仅先前的模式无法持续，若继续这样做，经济显然将会崩溃。

　　中国自9月底以来推出了降息、降准、松绑房地产贷款、提前投入明年预算等各种经济刺激政策。但有评价认为，由于这些刺激政策不够具体，而且很多是过往政策的换汤不换药，所以效果并未持续太久。

　　被问及中国该如何度过经济危机，黄亚生说举韩国为例说，1997年韩国爆发外汇危机时，政府没有固执己见，完全改变了制度，其中金融和政治分离是非常重要的过程，韩国得益于此，之后发展了私人金融，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企业，新创企业数量增加，文化也获得解放。中国也应根本改变经济结构，恢复1978年的改革开放精神，唯有政治去中心化和经济自由，才能发展经济。

　　黄亚生认为，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企业可就创新、技术的采纳等问题讨论出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但目前中国的政治正在拖经济的后腿，这种讨论已经消失，中国开始在发展之路上开倒车。

　　黄亚生指出，针对5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对中国的战略会有很大不同，两人都会继续对中制裁，但川普认为中国是绝对的对手，而贺锦丽似乎认为中国是对手和必要的伙伴。

　　黄亚生说：“中国若想解决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矛盾关系，首先应该采取行动，减少对台湾的敌意，不要支持俄罗斯和朝鲜。中国支持俄罗斯，欧洲怎么可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与西方国家、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将大大帮助中国。”

　　近来，中国半导体大厂中芯国际（SMIC）正在挑战生产3奈米芯片。中国电动车大厂比亚迪（BYD）已经崭露头角，在全球市场超越特斯拉的销量。在中国企业高技术能力和低廉价格的攻势下，跨国企业感到紧张，但黄亚生对中国的“技术崛起”持批判态度，称“中国独有的技术能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假象”。

　　黄亚生指出，“中国拥有技术能力本身就近乎假象。比亚迪使用什么软体？是复制特斯拉的软体。制造5奈米芯片的中心国际，用的是荷兰艾司摩尔（ASML）的老旧设备。中国在过去40年向跨国企业学习了技术，中国实现今日的成就是因为承袭了这些技术，中国几乎没有独有的技术能力。”

　　黄亚生进一步表示，“人工智慧（AI）是来自中国吗？大语言模型（LLM）是源自中国吗？不是。中国政府支援尖端技术领域，但只支援已经发明的技术。相反的，在美国，政府支持基础科学。因为只有部分基础科学成长为尖端技术，所以做这种决定可能并非易事。至于中国，政府能投资大量金钱开发和制造3奈米芯片，但中国能开发1奈米芯片？中国能做出世上不存在的东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