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土狗死亡背后，乡村纠纷调解“秘籍”

村里一只狗被毒死了。

狗主人做水产生意，凌晨出门干活，狗就跟着叫。邻居们睡不好，去提醒他，但说不过，也打不过，狗就遭了殃。狗主人怀疑，是旁边开工程车的那户人干的，因为见过对方拿铁锹追他的狗。

报复开始了。这户邻居家挨着公共停车场，狗主人把水产车上的氧气泵整夜开着，吵得邻居几天没怎么睡。双方互不退让，事情到了村委副书记刘磊那里。按法律，狗主人可以报警，调监控，取证。刘磊回宁波该村之前，当过辅警，对这些再熟悉不过，知道还可以解剖狗尸体，查出更多线索。

双方都四五十岁，刘磊喊他们“阿哥”。狗主人在菜场做生意，以前坐过牢，村民有些畏惧。刘磊去之前想着，对方死了狗，心情不好可以理解，反正好好说。

“你这么灵，分贝控制得刚刚好，怎么做到的？”他先跟狗主人套近乎。邻居报警后，民警检测氧气泵分贝达不到噪音标准，除了那户邻居，周围人几乎不受影响。听这阿哥“吹”自己认识派出所的谁谁谁，刘磊赶紧说，自己也跟对方熟。然后开始劝：你也没看到对方下毒，万一冤枉人家，人家可以告你。狗主人找了个条件：再让我开3天氧气泵，消消气。刘磊同意了。

但开工程车的阿哥那头行不通——要这样我就拉石头堵停车场的路。这个阿哥也脾气冲，以前闹矛盾推掉了别人家的围墙，对方喊来兄弟打架，他打破了对方耳膜，自己断了三根肋骨。

刘磊读高中后就离开村庄，后来在外工作10年，这次才了解到，狗主人做生意得罪过不少人，以前因为狗的事，周围邻居就有意见。刘磊也怀疑邻居不清白，下毒者可能有好几家。

他提醒开工程车的阿哥，表明自己有刑侦手段，花两万块解剖狗的遗体，去找卖农药的追溯，就能清楚。严格按法律条文的话，如果行为人向私人场所他人所有的犬只投毒，在犬只价值较高的情况下，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如果在住宅小区公共区域、公园等公共场所投放对犬类具有毒害性的物质，情节严重的，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

他先和开工程车的阿哥说法律后果：你要是堵了路，派出所来人了就算我不说是你做的，但那么多监控能看到，要关你几天，还要罚钱。再用上关系攻略，“你一下把这里停车的几十户人家得罪了，你女儿马上要结婚了。”

其实，刘磊只知道这家有个女儿刚读大学。不过从长远的人情关系考虑，“以后女儿要办婚礼没人帮忙，女婿怎么想你家？何况你为什么拿铁锹追人家的狗，万一打到不就拍死了？”阿哥听了，只能再忍几天。

像刘磊这类“法律明白人”的角色，目前有不少是由村干部兼任。南方周末刊文介绍，以福建为例，在村一级的人员配置上，除村委干部外，有普法志愿者、村居法官、法律顾问和调解能手，这些人员承担了宣讲法律政策和调解纠纷的功能。热心普法、调解，且具有一定法律素养的“法律明白人”，更有利于基层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

对于这个身份，南阳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李丹解释，“法律明白人”首先得是明白人，熟悉乡村正义和乡村生活的基本逻辑，知晓乡村日常纠纷最相关的法律——比如《民法典》，李丹曾在湖北一个“法律明白人”的办公桌上，看到它被翻得卷边。他主动向李丹自我介绍，还展示了相关证书。

至于他们的调解技巧，李丹按先后顺序，总结出四个字：情—理—利—法。先打感情牌，再讲道理，最后搬出他关切的问题。法律是后盾，不照搬法条，转译成百姓更容易懂的语言。至于要运用乡土逻辑，还是走法律程序，李丹说，“百姓最不教条，符合我的利益、对我有利的，就会接受”。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为何狗主人、刘磊不死磕真相，下毒者也只敢暗暗报复，李丹在当地调研后分析，村庄是熟人社会，要“面向未来”。调解艺术的核心在于保持相对模糊，不能明牌，给彼此留点面子，下得来台，又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才符合“长期互动的生活预期”。

后来，狗主人的第二只狗也被毒死了。狗主人再次怀疑开工程车的邻居，在停车场吵起来，给人迎面泼了水。接到电话，刘磊再次赶来。后来，他在村里公开普法，专挑几户“嫌疑人”在场时大声讲：下毒搞不好要判个10年20年，毒死人的话你去坐牢，你的孩子将来考公、政审都过不了——下一代的未来是大家最关心的。

最终狗主人不愿道歉，也没深究——刘磊说，一只死掉的土狗，还是不花钱弄来的，农村人不会花两万块去解剖。

做生意得养“汪汪”，谐音“旺”。今年，狗主人养了第三只狗，晚上放出门，被戳了一刀。两家又闹起来。前两次事件后，刘磊专门把停车场的摄像头调转方向，正对着那个工程车邻居家。

但监控显示邻居当晚没出门。刘磊坦言，万一真的是那邻居做的，也会说摄像头坏掉了——村里都要讲人情，事情压下来，别人也会记得你的好，“如果矛盾激化，都是大老粗，事情捅出去了，还会引起家族火拼。”

不幸的是，狗送去外面的宠物医院缝合伤口，店员打麻醉剂没控制好量，狗没救回来。出了村子，事情就不一样了。医院不肯赔钱，刘磊让狗主人报案，最后宠物医院赔了3000块。

经过几次“狗”事件，刘磊自认为积累了人脉。村里要评比环境卫生，工程车那家看到有人偷公共场所的花，清洁工作不到位，还会给他提供线索。“像自己的合作伙伴一样。”

狗主人那边，上面发了东西，刘磊会亲自送上门；对方也不时来找他喝茶。有次外村人和本村人发生争吵，茶杯被摔坏，找到村委，狗主人挡在前面，用的是刘磊当时的话术：到派出所报个案，你们都要被抓走。外村人被唬住，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作为“晚辈”，34岁的刘磊从“人民调解员”到现在的“法律明白人”，懂得要想服人，得立威。

5年前，他刚回村任职，就碰到了刺头。村里有个原局长贪腐后出狱回来，以前占地，盖起比别人高的楼，现在要将围墙加高成5米，再盖棚。隔壁的年轻村民被挡光，找到刘磊去劝阻，原局长不搭理。李丹在该村调研时，也了解到这个案例，两家人从父辈就因此积怨。

刘磊只能一边上报给镇政府，一边让村民给城管打电话举报。在他的记忆中，城管来了，下达停工通知书，但原局长继续弄——他在镇上有关系，让镇领导联系年轻村民的老丈人，从中帮忙说情。

刘磊直接去现场跟他大吵——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是）脑子有的了，就别带着镇里的领导，领导都要给你害死。原局长也骂他没带脑子，多管闲事。要不是城管拉着，刘磊说，两人都要干起来了。他当时想，要等对方先动手，自己年纪轻，打回去也不吃亏。

那里挨着老年活动室，二三十个老人出来围观，什么都不做，就看热闹，刘磊有意要吵给他们听。事后在村里碰到老人，几个老党员也来村委了解原委，刘磊一一解释，这是新政策，盖房要找四邻签字，这些老人又帮忙宣传出去。刘磊吵这一架，是让大家看出来他是有原则的，即使对方有权势也不怕。

架似乎吵赢了，原局长来找刘磊说好话，说自己坐了20年牢，情绪容易激动。刘磊的态度也柔和下来，上来就叫“阿叔”，说我也是为了工作，吵过就算了。“阿叔”却话锋一转，还是要继续施工，墙和棚子都要保留。

“你邻居态度很强硬的，两个都要拆，我帮你去说说，给你保留个棚。”刘磊最后这么说。其实隔壁年轻人只要求拆墙，棚可以保留。这成了最终的结果。“农村弄房子你高一点我高一点，吵架很多，不把这个事吵掉，以后我都没有话语权。”

村里1000多人，刘磊记得，每月至少要处理二三十件大小纠纷。他对谁都喊阿叔、阿伯、阿哥，开展工作时也得注意话术，软硬兼施。夏天时，有个70岁阿伯嫌隔壁的空调外挂机对着直吹，热得去闹，说不通，一榔头敲掉了河边的公共洗衣板、衣架——不让邻居用。

邻居报警后，阿伯很淡定，钱没有，你们把我抓走。民警和刘磊提前商量好了演戏，民警迅速给阿伯上了警用约束带，刘磊下一秒来救场：“等一下，我再给阿伯说一下。”戏演完，阿伯赔了100块，刘磊出面换了外挂机位置。

按几个“法律明白人”的讲述，他们调解的都是民事纠纷，且常和派出所合作。开展工作时，他们都有个共同点——柔性。在学者李丹看来，上来就讲法律，容易被认为拿权威压人，感情牌才是最好打的：你是我的长辈，我是来帮忙的。彼此沾亲带故，更能好好讲。

依据2021年11月司法部、民政部等部门印发的《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这个职务可通过村民自荐或者村“两委”推荐、考核来遴选，一般优先村干部、人民调解员、驻村辅警、网格员、村民小组长、“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

为何法律明白人常由村干部兼任，李丹介绍，他们处理日常工作和调解民间纠纷不冲突。此外，现在村干部年轻化，更需要借助法律办事。

李丹常年在各地调研，关注基层矛盾调解，总结出乡村矛盾高发有四点：土地（宅基地和承包地），邻里（出行、噪音等），民间借贷以及婚姻纠纷。他发现，传统乡土中国的乡绅已经消失，乡贤、长老等民间权威也大大弱化，但另一方面，宗族或家族的力量仍然存在。

今年暑假，他在广东潮汕地区调研，有干部告诉他：“选举期间，村里的狗都能叫得累死”，因为宗族内串联、拉票，频繁走动。同一个社区，书记职位在两个强宗大族之间轮流坐庄，为了相互制衡，副书记通常来自另一个宗族。

在广东潮州，每个纠纷都牵扯到宗族势力，当村干部首先就得来自大姓。当地一个法律明白人陈鹏富本身是副书记，他此前担任治安主任，今年53岁，在家族里有一定辈份。社区近万人，90%跟他一个姓。

●潮州某渔村。讲述者供图

南方周末报道，二十多年前，就有地方探索培养“法律明白人”，以期改变当地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但主要是上大课、广播喇叭、贴标语等宣传形式。近几年，他们更注重走入普通群众的体验，达到了一定效果——在江西抚州，2015-2019年，法律咨询量同比增长54%，公共法律服务案件数同比增长 67%；2024年1-8月，福建龙岩市各级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调处矛盾纠纷28141件，调解成功28100件。

河南社旗县曹湾村的李显华当上“法律明白人”后，自学法律，每天中午守着电视看央视的《今日说法》，晚上看其他普法和百姓调解节目。学习效果体现在处理纠纷时。前不久，村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被姥姥扔在了家里，无人看管一周——年轻爸妈南下广东打工，爷爷奶奶去世了，委托姥姥帮忙照顾，因为琐事两代人发生争吵，姥姥一走了之。

李显华先打电话给气走老人的孩子爸爸，告诉他这是“遗弃罪”，对方一听害怕了：“犯法不？”——“犯法，你们再不安排人管，我通知派出所给你立案。”对方赶紧给老人道歉，劝她回了家。

但现实中，仍有一些事情难以通过法律手段调解。李丹在河南村庄调研时，得知有个老头续弦后去世了，老伴的亲儿子不孝顺，将这个养老包袱甩给了老头的子女。后者没找现任村干部，而是求助了本村一个有威望的老人。

在葬礼之后，老人安排人给后妈的子女唱白脸：你妈在这里，子女很孝顺也没虐待，现在他们不在家照顾不了，条件也一般，你们是不是可以领回去？另一方面，老头的儿子儿媳唱红脸，哭闹没钱。最后，老人站出来主持公道，让这家人给后妈几千块的红包，说以后还能走动。把问题暴露出来，有威望者软硬兼施，“公道”才能顺势出场。

在潮汕地区，也有两个单姓氏村庄因争抢游神路线大打出手，镇政府也是请本地望族协助调停。李丹访谈得知，上世纪80-90年代，村民遇有纠纷会找家族长辈或村干部解决问题，村民打架主要靠宗族力量进行内部调停。调停无果时，双方用拳头私了，要到远离祠堂的村外、海边去打架。按当地人的说法，同姓相残有辱祖宗，所以要出村解决。

小姓氏在当地生存，要“合纵连横”，李丹介绍。“合纵”指民俗活动上几个小姓凑人气。当地两个大姓分别在正月初五、初八游神，轮到小姓氏是初十了，场面本就不行，小姓氏间更要联合。“连横”是表面上谁都不得罪，暗地里投靠大姓的某个家族。但两个大姓间要是对峙起来，小姓原则上不卷入，因为谁都得罪不起。

●潮州某海鲜批发市场。讲述者供图

不过，宗族、长老、村干部等权威普遍在减弱，李丹在调研时明显感觉到，人口老龄化，市场经济令威权减弱，全民刷短视频提高法律意识、“法律明白人”的工作等，都是其影响因素。

李丹认为，法律反倒又成为这些权威的武器，尤其是兼任法律明白人的村干部。村民闹矛盾后，村干部按《民法典》给出法律意见，村民去咨询律师后发现与村干部的说法一致，其实反向强化了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权威。

他在湖北恩施调研时，有村小组长为了宅基地跟亲姐产生矛盾，两家挨着住，但十几年不往来，也阻拦后代的交往。两家之间的地界不清，当年写的是从“路到猪圈边”，多年过去，猪圈早已拆除，路成了两条。村里、司法所调解都没用，最后逐级打官司到州中级法院。

但离婚纠纷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在河南的曹湾村，常有老人找上门，请“法律明白人”李显华帮忙劝儿媳别离婚。离婚率越来越高了，李显华感觉到，男女出去打工后有其他想法，就要离婚。女性提离婚的比例更高，但即使是男方被戴了绿帽，也不愿离。当地彩礼二三十万，男性觉得结婚成本太高。

大多数人不用走法律程序，李显华介绍，女方为了方便二婚多数不带走孩子，男方想留下自家的后代。也不存在财产分割，孩子都生了，按习俗不会退还彩礼。

每个村子几乎都有十几个离异的——李丹在重庆调研时，看到离婚案件的数量在乡镇法庭排第二，仅次于民间借贷。李丹说，四五十岁的农村夫妇离婚率也在增高，有时基层干部还会派出离异男性去开导男方，讲明单身的种种好处。

这些不是“法律明白人”能明白的问题。几个村干部坦言，有时调解纠纷得在下班后，基层公务繁杂，时间消失在各种表格、检查里。潮州的陈鹏富说，社区近万人，只有22个工作人员，一个指令就要开会、干活，“这件事还没搞完，又有另外一件事”。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刘磊、陈鹏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