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生命中的最后七天

本文摘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徐焰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核心提示：短短7天时间里，表面看似平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暗流涌动，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齐聚此地，离开的却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

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联峰山莲花石旁，一栋青灰色工字形二层小楼隐蔽其中，因其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处别墅楼中排序96号（毛泽东居住的别墅为95号），亦名96号楼。

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是从这里，匆忙坐上了前往山海关机场的汽车，一去不复返。这栋青灰色工字形二层小楼由此成为林彪生命中最后时光的唯一见证。

1969年北戴河96号楼建成时，林彪如日中天，他怕光、怕风、怕水、怕剧烈的声音、怕骤变的温度、怕人多……怕很多常人不怕的东西。因此，当林彪对其在北戴河的住处提出离热闹的地方远点，离其他首长远点，离海远点的要求时，有关部门马上接受，并调用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七工区在原莲花石公园内的松涛草堂原址动工建设起这幢独特别墅。

别看它外表稀松平常，内部设施却颇具匠心，为了适应林彪怕风的生活习性，96号楼室内墙壁极为宽厚，木质门窗非常坚硬，窗户全部用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遮掩，密不透风。

96号楼的格局与毛家湾类似，林彪住在东边，叶群住在西边，中间的长廊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林彪卧室西墙上有四个用来放电影的放映孔，大小高低有序。一楼转角处有一个20多米深的室内游泳池，林彪怕水，这是专门为叶群设计建造的。别墅旁是利用原山地形建造的车库，十分隐蔽，有从车库到楼内的汽车通道，汽车可以直接开进客厅里。

北戴河96号楼

一般来说，如果夏天在北京没有事的话，林彪会经常去大连或北戴河居住。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不愿住在北京，而是经常往返于苏州与北戴河之间。直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九届二中全会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还未作过任何检讨，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

1971年，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林彪又去北戴河避暑，他的得力助手和儿子林立果坐镇北京，不时向他汇报情况，特别是毛泽东的动向。

毛泽东的南巡始于这一年的8月15日，主要目的是向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招呼”。

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学陈伯达到处游说，强调“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同时，在与干部的对话中，毛还点了林彪的名，直接批评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一事。

往年毛泽东外出，返程基本上都是在9月底，但1971年的南巡，毛却提前半个多月返回北京，在他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11个小时后，林彪专机突然从北戴河强行起飞，两个小时后飞机坠毁，九一三事件由此产生。

从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林立果，到9月6日晚间，黄永胜将毛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与叶群，再到9月12日晚林彪等人慌忙乘飞机逃跑，短短7天时间里，表面看似平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暗流涌动，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齐聚此地，离开的却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

1991年，林豆豆，张清林和张宁的合影

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回忆，9月6日那天，周宇驰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接见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党政军领导干部批评林彪的讲话材料来到北戴河见了林彪、叶群、林立果，谈话内容，他不清楚。

随后，叶群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林豆豆带着她的男友张清林和林立果女友张宁马上到北戴河来，说“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9月7日上午11点多，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和空政保卫部专做林豆豆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达北戴河，林豆豆他们三人被安排在距96号楼400米的一幢黄色小楼里，警卫编号56号楼。林立果的57号楼在50米外的小柏油马路对面。

到达北戴河不久，林豆豆就被林立果接到57号楼他的住处密谈。其间，林彪、叶群要见林豆豆，李文普跑去57楼通报，被周宇驰挡在门口，直到他说，是首长要见豆豆时，周宇驰才放人进去。

见到张宁、张清林后，林彪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此时此刻，叶群正在紧张地为叛逃做准备。

9月7日晚上9点30分左右，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本来内容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叶群却一反常态，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关心起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知悉南行谈话后，儿子在北京准备鱼死网破，老婆在北戴河密谋出逃，林彪自己反倒过得“平静如常”。

在李文普的记忆里，“9月8日这一天，林彪一切如常，96号楼很平静，林彪也没有问我林立果到哪里去了。到了晚上，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安全到达北京，要我报告首长，我马上报告林彪、叶群，林彪点头说：‘好！’

9月9日，北戴河96号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

因9月9日一夜未眠，林豆豆9月10日睡到下午2点，起床后便与张清林、张宁去山海关、秦皇岛游玩，张宁给林彪买了一只小鸟，林豆豆给他父亲买了一个机械兵，上足发条后，机械兵可以扛枪、匍匐、瞄准射击，林彪见了后，笑得很开心。

叶群马上示意李文普用照相机记录下这一美好时刻。

又是见准女婿、准儿媳，又是高兴玩弄小礼品，又是拍照合影，没有人知道林彪真实的想法究竟为何，即便从事后的揭发材料看，在这最后的七天里，林彪在卧室里到底从事了哪些活动，亦少为人知。

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让李文普给毛家湾打电话要家里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拿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并试探性地向他透露想去广州的想法。当时的李文普不以为意，只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也没再深究。

12日上午，林彪叫李文普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下午，林豆豆又突然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弄得李文普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边厢，李文普还在为林彪到底是去大连还是去广州纠结，那边厢，叶群领着林豆豆、张清林走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

林彪拍手称好：“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且与叶群、林豆豆、张清林照了合照。

当晚，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

就在所有人为林豆豆与张清林的订婚开心庆祝时，他们并不知道，歌舞升平的北戴河96号楼里，一场“大地震”即将悄然来临。

首先是林立果的突然到来。天黑后，96号楼走廊正在放映香港爱情电影《甜甜蜜蜜》，林豆豆、张清林、“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一同观看。

20点左右，电影放到一半，秘书宋德金突然接到海军山海关机场的电话，说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即将降落，问“林办”是否知道。

叶群因忙于操劳女儿的订婚仪式，忘了为儿子派车，得知飞机降落的消息后，她赶紧打电话告诉李文普，林立果此行前来是专门为了庆贺豆豆订婚的。

晚上9点左右，林立果捧着一束鲜花到达林彪住地。

工作人员看电影间隙，叶群一直在林彪房间与其长时间地密谈，林立果回来后，马上加入了密谈的队伍，林豆豆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

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林豆豆见形势紧急，马上找来李文普和刘吉纯商量，并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周恩来得知后，很快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要求由林立果坐回北戴河的那架256号三叉戟飞机，只有在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的前提下才能起飞。李作鹏念在他与林彪特殊关系的份上，巧妙更改周恩来命令，最终确保了林彪的逃走。

然后是周恩来的电话慰问。9月12日晚11点半，周恩来亲自给叶群打电话，询问林彪的情况，当他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时，叶群先是否认，后又稍微顿了一下，改口对周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在电话里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答道：“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临挂电话时，周恩来不忘嘱咐他们飞行的时候，把气象情况掌握后，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挂完电话后，时间定格在11点40分，叶群叫来李文普，让他在林彪卧室门外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再叫李进去。

李文普回忆，“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

23点50分左右，当事人陈占照说，“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这时，刘沛丰站在客厅门口，一言不发，我还看到沙发上放着三四个黑色手提包。”

当晚，96号楼许多人在场目睹，当红旗防弹专车开到后，林彪、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按照平时出车的惯例，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立果、刘沛丰、叶群、林彪。

刘吉纯刚刚赶到96号楼前时，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他与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起，迅速上了一辆“伏尔加”车，直奔山海关机场。

此时，8341部队姜作寿大队长接到北京指示，宣布警卫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要拦住林彪的汽车，不让他们离开北戴河。

因96号楼位于半山坡上，只有一条向南的马路，要往下走的话，林彪的车会经过林豆豆的57号楼和林立果的56号楼，再往下就是8341部队的58号楼，而在马路中部的东西两侧，又分别是55号和56号等楼群，为警卫部队的住处。

所以，姜作寿规定，“在55号和56号楼之间设一个分队，顺马路向南200多米处再设一个分队，队员横排在大道上，分别形成了两道‘人墙式’的卡哨，以便拦截林彪的车辆，阻止其外出。其他警卫战士，全部在楼房内，房内熄灯，但不脱衣，不睡觉，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

吕学文回忆，“当警卫人员看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和林彪的秘书、警卫队长李文普，从96号楼出来，上了汽车，随后，司机杨振刚开车，快速驶上向南的大道。

这时，不知哪里的警卫战士连声喊叫起来：‘车下来了，快拦住！’当时我在第一道防线，10多名战士又打手势又叫喊：‘停车，停车！’可是，汽车不但不减速，反而不断地按喇叭并加大油门，直接向‘人墙’冲去。

后来才知道，这时叶群在车内对杨振刚下了命令，她说：‘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要谋害首长，赶快冲过去。’

中队长肖启明在第二道防线，他在大道的东侧，眼见汽车冲过第一道防线向他们冲来，在战士们连声叫喊‘停车’无效的情况下，他横向（防止伤害首长）向司机开了枪，想用击毙司机的手段，达到拦住逃车的目的。可是，这是防弹车，子弹根本打不进去，汽车又冲过第二道防线。”

车外，警卫战士们被汽车冲得七零八落，车内，据李文普事后口述，当他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时，李文普马上明白了此行居然是要外逃，他决意下车。

当汽车开出七八十米后，吕学文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红旗专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紧接着车上的李文普跳了下来，并向车后跑了几步，他好像还向后面喊了几句什么话，接着车上有人（后来知道是林立果）就向他开了一枪，接着又打了好几枪，李文普应声倒下。

我们警卫人员飞快地向汽车追去，但追到离汽车三五米远时，汽车风驰电掣般地逃出了北戴河”，警卫人员被甩得远远的。

吕学文坐在吉姆车上，飞速向林彪的汽车追去，过了北戴河小街后，汽车向北奔驰。过海边大桥时，他们看到了林彪车的影子，司机加大了油门，可惜，林彪的车毕竟是一等车，吉姆与红旗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等到他们快追到山海关机场附近的铁道口时，铁路值班房已放下栏杆，横在南北的通道上，示意将有东西向的火车通过。这时，“林彪的车怕后面的车追上，凭着车身的特殊构造，一加油门，撞断栏杆，飞驰机场。

当我们的车赶到铁道口时，一辆拉油罐的火车，隆隆地由东向西开了过去。我们的汽车灯光前，一片尘土，视线十分不清楚。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正好是13日的凌晨零点13分。当我们的车追到山海关机场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刚刚起飞。此时，大约是零点30分左右。”（据吕学文《我是林彪出逃的拦截者和追击者》）

在离开北戴河96号楼两个多小时后，林彪、叶群、林立果执着地飞向天上，再也没回来。至于林彪本意是否要逃，他究竟是去大连、广州、苏联还是蒙古的解答，也随着坠落的碎片，消失得无声无迹。

照片：山海关场站参谋长佟玉春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

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才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

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

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

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

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

“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我睡觉时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

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

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站长潘浩和副站长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他们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

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以后好多人问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拦林彪的飞机。我说：周总理不让起飞，不管谁让起飞，都不能起飞，我有把握！林彪这次上飞机就像逃命一样。塔台既没有调度放行，也没有领航和通信保障，太反常了！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这时，林彪专机的三台发动机都发动起来了，声音非常大。因为林彪专机的机头灯开着，所以我能看见飞机在快速移动。也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太着急，冲着跑道边上的一堆大石头去了。

这些石头是维修跑道时剩下的，还没有来得及移走。潘景寅强扭了90°的大弯，致使专机提前转了弯，一个轮子陷入跑道边的豆子地里。9月12日白天山海关下了大雨，地里全是泥。我急忙坐一辆油车去追，还没有等我赶到，林彪专机已经加大油门，狂吼着从东向西冲进了跑道。

专机虽然看不见了，但我当时认为专机没有起飞，还往西边秦皇岛的方向看。这时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也乘车来了，说飞机已经飞走了。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

林彪专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我们如数转交给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了调度室。我让李万香通知附近雷达开机，监视飞机去向。林彪专机向西飞，然后转弯，向赤峰方向飞去，很快雷达就看不到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林彪专机出了国境。天亮以后，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来了，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也来了。

9月13日14点前，姜作寿给我打电话说，林彪专机坠毁了，在什么地方不知道。之后，我们8个当事人，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和另一个司机（名字忘记了），都被集中到沈阳军区，各写各的材料。之后我们又回到机场上班，王学高和王敬之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理。

林彪所乘三叉戟飞机残骸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空军有份报告，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原因是没油了。

从到现场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的书中，我特别注意到三叉戟专机的右翼上有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飞机外壳是铝壳，油车盖儿是铁壳，铝可比铁软多了，铁棍都撞弯了，这架飞机的右翼底部受的损伤也不会小。

三叉戟两个机翼都是油箱，而且飞机右翼底下有个加油口。也许刚撞上没事，但是飞行一两千公里后，在高空气流等各种复杂因素作用下，飞机受伤处比别的地方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很可能破裂，或者造成起火。

当然，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这么分析过。不过，我认为这是分析“九一三”事件飞机坠毁原因的一个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