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资产、别父母：中国中产“润”的重重难关

2022年，一种“跑路”的焦虑感在中国大城市的中产和白领阶级里蔓延开来。

学者分析，这批人群有别以往多年的移民人群，他们出国既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因为发财了而移民享受生活，驱动他们的更多是一种价值观。

不过，与早已准备好退路的富豪阶层来说，中产和白领要跑路的时间点十分尴尬。面对中国在出入境和资金跨境流动方面的双重管控，他们要经历重重困难，才能抵达他乡，享受片刻宁静。

今年9月，晓雅（化名）和女朋友把家中的4只猫装进宠物航空运输笼，逃离了中国，飞往泰国清迈。这是一趟艰难的旅程。自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由，禁止国民以旅游、访友之名出国，许多人出境时被劝返。

“如果只是个人还好，劝返也可以承担，但我们带了4只猫，如果去折腾一圈又不能出国，猫的创伤太大了。”为了更新护照和办理签证，晓雅一年来过关斩将。起飞之前，她们把几百公斤的家当海运去了泰国，想著未来几年都不要回国了。

晓雅和女朋友都是心理谘商师，生活在中国南方一线城市，她们喜欢自己的专业，同温层中也有许多关注性少数的朋友，但平稳的表面下，两人愈发不安。

“女朋友嗅觉比我更灵敏，2018年（中国）修宪她就很想走了，疫情之中许多新闻都让她感觉不安⋯⋯太多情绪了，都没办法好好过日子了。”

她们加入了许多“润学”网络群组，又在起飞之前全部退出和删除，因为听说边检人员会查验手机。

2022年，一种跑路的焦虑感在中国大城市的中产、白领和专业人士中蔓延。上海封城后，许多人行动起来，“润学”广为流行──润与英文Run为谐音，意指跑路、逃跑。人们在茶馀饭后和网络群组中研究逃离封控甚至彻底离开中国的方法。有钱有学历的研究加拿大技术移民，年轻人申请留学、父母申请陪读，而一时没有办法的就试试运气，先落地泰国再想办法。

在清迈，晓雅很快认识了新朋友：有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移民泰国的香港人，还有不少逃离封控、带著小孩去读书的中国年轻父母。

从事移民仲介服务超过5年的林之儒（化名）告诉《报道者》，有别以往，这几年中国人的移民动机与政治事件高度相关。他特别记得2018年3月宣布修宪的那一天，“新华社下午3点宣布消息，一直到晚上10点，我们4条热线打进来1,000多通电话，完全接不过来，只能先留下联系方式。以往我们每天就10几通谘询电话。”林之儒说，今年上海封城之后，以及中共20大会议闭幕当日、胡锦涛疑似被架走的画面流传之后，谘询同样见涨。

这几年林之儒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移民人群，他自己也早已移居他国，对于最近火爆的“润学”，他感觉这个词太有欺骗性。润和Run为谐音，又衍生移民后生活滋润的意思。“润这个词，在中文里比较美好，它比较会掩盖人的很多痛苦和移民的血泪史，就是我要抛弃前半生的所有资源，重新学语言，到一个异国他乡⋯⋯，”林之儒说，而且和富豪相比，中国中产和白领现在的选择太少，而限制太多了。

“（中共）20大之后的半个月，我接了将近100个人的谘询。”

中国人阿哲（化名）早年从北京移民日本，从事不动产销售，移民本来只是附带做做，一、两个月接一个客户，最近在东京每天忙著接移民谘询的电话。阿哲说，中国人移居日本的途径比较多，谘询他的人因而遍布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他们大多对中国早有不满，疫情政策又推了一把。

“从10几岁到60多岁都有──有的是父母主导，赶紧让小孩出来留学；有的是自己带上父母一起走；不过最多的还是大城市的80后至95后、有小孩的家庭。”阿哲说。

阿哲有许多客户是赶在封城前一夜离开，仓皇抵达东京的。“他们看到隔壁有人黄码了或者红码了，拎著行李箱立刻就跑，跑到深圳蛇口海关，坐船去香港机场，再买从香港飞来（东京）的机票，”阿哲说，“不然你被封住一、两个月怎么办？签证都过期了。”

林之儒观察，中国最新一波移民潮以大城市的中产、白领家庭为主。“富豪早就准备好了，现在中产和白领的困难和限制都特别明显。”他介绍，因为早年太多中国人进行海外投资，加拿大等国早已停止投资移民；澳洲投资移民的门槛不断提高，需要投资125万至500万澳币（约新台币2,579万至1亿元）；美国投资移民申请案件里，中国人队伍特别长，需要等待10年或以上。而假如走技术移民或工作签证，这些家庭就要留下年迈的父母。

更致命的是，许多家庭并没有准备好转移资产，这意味著他们没有足够资金支撑海外生活。

中国对资金流动有严格限制，除留学学费等特殊审批之外，国民往外国汇款限额每人每年5万美元，严禁资金外流。自1980年代以来暴富的许多生意人、企业家早有打算。大约从2008年开始，伴随著出国旅游的频繁，他们透过地下钱庄、银联卡海外刷卡等方式，在海外开银行帐户、投资房地产、购买大额保险等方式转移资产，并获取外国身分。

“对于富豪来讲，他们美国（银行）帐户、日本帐户、香港帐户是很多年前就有的，但中产阶级来讲，根本没做这个准备，我们还要做很多知识普及──除非做金融的，很多中产家庭不清楚境内外资金往来的基本知识，”林之儒说，近年地下钱庄运作愈发困难，银联卡在2016年大幅调低每日刷卡限额。无论是钱还是身分，普通家庭都更加难以筹谋。

这一、两年，就连移民也变成敏感话题。简体中文的网络上仍可见讨论“润”的内容，也有不少网红分享海外生活，但林之儒表示，新浪微博和百度搜索都会刻意屏蔽移民信息，在微信上如果发直接宣传移民的文章会被删，现在他们在微信上做内容行销时会避免使用移民二字，“我们就是讲故事，讲国外生活是什么状况，最后加一句，如果你对海外生活有兴趣，请添加我们的微信。”

2021年年初开始，晓雅和女朋友就一直在焦虑怎么走。她们积蓄不多，但学历不错，女朋友是博士毕业，谘询了许多人意见后，最初寄希望于加拿大技术移民的快速移民通道（Express Entry），两人努力考雅思（IELTS）。最后一算总分，她们发现自己在众多申请者中不算有优势，两人失望又迷茫，每天都在想还走不走，怎么走。

“处在很挣扎的情绪中⋯⋯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不去离开这个我很熟悉的环境，我觉得去告别、失去一个你很熟悉的生活环境，其实是很痛苦的事，但是如果不走的话又会很难过，”晓雅说，那阵子她每天坐地铁、进办公室、进商场，全部都要扫码检查核酸，“好像每进一道门，都要被检查一次。”近年来她也看著许多同志组织被噤声、性少数的话题被打压，不自由的感觉死死绑住了生活。

最后她们狠心拿出每人60万泰铢（约新台币52万元），申请到泰国的精英签证。“我们没有很多积蓄，但都是自己一点点慢慢存下来的，你知道现在转钱出去也很困难，之后再蚂蚁搬家一点点转出去吧，”晓雅说。

在上海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生活中，诗诗（化名）一家三口也苦于没有办法逃离。她大学毕业后白手起家做生意，在上海开餐厅，丈夫从事IT行业，把儿子送去双语私立学校。他们一家早于2014年就申请了美国投资移民，但8年过去了，至今没有等到结果。

诗诗说自己一向支持自由主义，如果不是因为父母和家庭，早就一个人离开中国了。被封在家里的时候，她觉得一家人都过上了“反人性的生活”。

“你知道自己过著不正常的生活，但是你得逼著自己正常下去，因为你不能在那里就崩溃了。”她和丈夫都拒绝做无休止的核酸，但今年12月防疫政策放开之前，中国各地都要求凭48～72小时有效的阴性核酸才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一阵子她干脆躲在家里，两个星期才出门一次，还是不断接到公安派出所的电话，要求他们务必做核酸。

上海人流萧条，她在此开店多年的两家餐厅都陆续倒闭了。

为了结束让人崩溃的状态，她决心逃出去，选了“离中国最近的一个说英语的文明国家”──新加坡，为儿子申请了当地学校。今年8月，儿子顺利拿到新加坡学校的入读通知书，而她则需要先用旅游签证出境，落地后才转换陪读签证。只是，丈夫不得不留在上海照顾老人。诗诗说：

“这一趟完全是逃难，就是我先带著小孩逃出来，其他再想办法。”

临别一刻，诗诗一家人感觉有些悲壮，她记得丈夫对儿子说：

“出去了你再也不要回来。永远不要回来了。我没关系的，我在这里跟他们斗到底。”

社会人类学家项飙主力研究华人的流动和迁徙，目前生活在柏林，担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所长。他接受《报道者》访问时表示，中国数十年来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移民潮：自1970、80年代开始的“早移早发”，许多人以申请家庭团聚甚至偷渡的方式去西方国家打工赚钱；在2008年之后10年左右，伴随著中国富豪阶层的形成、出入境便利等因素，加上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发展投资移民等项目吸纳资金，形成了“早发早移”的移民潮，发财后的中国人纷纷购买外国护照甚至直接移民外国，享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与以前相比，现在这一波移民的经济因素下降了，首先他出去不是为了赚钱，第二呢，他也不是因为有足够的钱才出去的。（这批移民）不是经济驱动型的，更多是价值观驱动型，”项飙分析，“他们的价值观未必上升到民主、多党制这种政治层面，追求的更多是社会价值观，例如平等、尊严，人的自主性，活得是不是诚实，基本生活是不是自己说了算等等。”

在中国南方一线城市生活多年，小南（化名）觉得自己总是活在紧绷之中。“每天都有一些东西要去理论，要去为自己争执，可能才会过得更好。”小南从事媒体行业，丈夫是IT从业员，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初，两口子突然被封在家里，她焦虑恐慌，不断在网络上刷新闻，许多人被封住，吃喝、医疗得不到保障的消息看得她流泪。

“我挺容易共情的，如果刷到别人被封住了，我就很难受，我可以看一天。我就想问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活得这么可怜。”他们决定跑路，锁定了两人很喜欢的日本，但随后因为怀孕而延缓了行程。

今年眼看著上海突然封城，他们一边增添大冰箱，往家里填塞了各种食物，一边决定尽快带著小宝宝离开。小南的丈夫随后在东京找到工作，办理了工作签证。

小南身边，准备润的朋友不少。她有一个活跃的微信群，其中100多人，都是多年来认识、可以畅聊时事的朋友，今年聊的却都是跑路，小南戏称为“跑路群”。

“里头的人大多数有家庭、孩子，都是已经抵达（外国）或者著手计划的，大家能去哪儿就去哪儿，条件好的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是比较容易的。”但大家即使想方设法办好了签证，最后却卡在了护照上。

“除了上海比较好，可能会按正常手续办理，其他城市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难，”小南总结“跑路群”中办护照的不同经历，“（政府人员）会问你为什么出国呀，得了新冠怎么办呀？够不够钱活下去呀，说是担心你家庭情况。”

疫情之前，中国人领取或更新护照一般不需要提交有关出国理由的资料。2020年之后，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清零政策之下，中国严格限制人口流动，规定“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国”，出入境部门从护照申办的源头就开始卡紧。

小南的护照过期了，而新生宝宝则第一次领取护照，为了办理手续，小南一家带好了日本公司的录取通知书，但政府人员又要求他们提交存款证明，以及房产等财产资料，后来又要求工作通知要有中文版。

“跑了4、5次，每次去都要求提交不同资料⋯⋯最后一次去他们还是不给办，我们争执了3、4个小时，真的很生气了，他们又说，还要把爸爸妈妈的资产证明交上来。”

愤怒之下，她拿出手机，要把政府人员的说法录下来，对方马上改变态度，“他们说你不要把这些发到外网上，我们可以给你办⋯⋯，”小南说，这也是跑路群后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录影”通常能让政府人员改变态度。

不过，同样被卡在护照上的晓雅和女朋友就不敢用这么硬碰硬的方法。“如果对方比你更硬怎么办？他可能把你按倒在地，把你手机没收了。”

还在尝试申请加拿大签证的时候，晓雅就发现护照过期了。早听说现在更新护照不容易，为了尽快办理，她找了仲介，“仲介给我开了一个出国派遣劳务的证明，还花了几千块钱（人民币），递交资料之后，结果审核下来是这个公司没有劳务派遣的资格，我的资料就被打回来了，几千块钱也白花了。”

焦虑之下，她又找了一家留学仲介，“真的申请到英国一个学校，拿到了offer，最后才把护照办下来。”她后来听一些群友分享经验，有些人仅有录取通知书也不给办理，还要学费的缴费纪录。

在北京，准备带著孩子润的朱久洋同样到处碰壁。他是当代艺术家，又是基督徒，在画作中把基督信仰融入作品，近年一直被处处监视。

“我参加的教会已经解散了，做展览也有时被限制，总是找人盯著我，毕竟拖家带口的，天天提心吊胆怎么生活啊？我的艺术创作也受到很大挑战，感觉再走下去就寸步难行了。”

朱久洋说，他圈子中许多艺术家都打算润，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小孩教育。他的孩子从小接受家庭授课，采用的是外国编制的家庭教育课本。“今年突然课本没了，给我们供应课本的人被抓了⋯⋯，”早已活得窒息的朱久洋马上帮孩子申请美国的一家私立学校，孩子很快就被录取了。

为了给孩子办护照，朱久洋跑了好几趟出入境中心，最后把孩子的录取通知书、学费缴费纪录都交上去了。政府人员还问：“我们北京也有很多好学校呀，你怎么不把孩子送到国内学校呢？”

朱久洋回：“我们的孩子一开始也没有去学校，况且我们也没有北京户口呀，孩子在北京上学非常困难的。”他强调现在孩子已经“无书可读”，几番折腾，护照才办下来了。

小南说，申办护照是许多润的人的第一道难关。“很多人这时候已经害怕了，没想到这么难⋯⋯ 以前办护照很简单呀，没什么阻碍。不过想起来，可以自由出国也就这么10几年吧。”

中国国门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才逐步开放。1984年，中国公安部下发文件，明确“因私出国”是公民权利，标志著中国私人护照制度开始施行。“就是普通人也可以自己申请护照了，在此之前中国公民没有权利有护照的，”项飙说，不过直到2000年之后，护照申办才真的变得便利。

2006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规定保障国民出入国境的权益，促进对外交往，此后西方国家开始针对中国国民开放个人旅游签证，自由行和移民都变得更为频繁。

疫情爆发之前，管控已经开始加强。在反贪风暴之下，2014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通知规定从严管理干部出入境，要求干部出国后7～10天内上缴因公出国证明和因私护照等。紧接著，全国包括大学在内的不同组织均发文，要求处级以上干部直接上缴个人护照、港澳通行证等，“由组织部集中保管，个人需要时再领取使用”。

林之儒说，此后公务员、干部移民甚至旅行都变得困难，他的客户中只有极少数是公务员，大多由伴侣申请移民，自己再申请依亲签证。2018年，中国设立由公安部主管的“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签发国民的所有出入境证件，抓捕非法出入境人士和仲介；在疫情期间这一部门也多次发文呼吁国民“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国”。

在一切收紧之前，小南觉得生活还是可以慢慢变好。她在相对自由的2000年代上大学，毕业后投身记者行列，工作中她目睹了许多自己讨厌的、不认同的事情，但有一段时间，她说自己的心态是尽量“隔岸观火”。

“好像自己是两面人，你很讨厌这份工作，但你每天还是要服从禁令，去学习去开会，类似于一种事不关紧、隔岸观火的感觉，”小南说，“我自己过得还不错，我还不是那么著急，没有那么极端，我很看不惯这种东西（审查、禁令），但我还要靠这份工作生活下去。”

如同许多80后的同龄人，她忍受著束缚和不自由，但也享受著中国快速发展的红利以及熟人社会的安全感，“很质朴传统的想法，就是家人朋友也在，在中国不需要吃这么多苦。”在一线城市，她和丈夫收入都算体面，婚后两人买房买车，盘算著日子如何过得更好。直到疫情爆发，政府的反应撕破了她努力维持的小日子。

李文亮事件彻底改变了她。2019年12月30日，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在微信表示中国可能出现类似SARS的病毒，提醒同行防护，却被公安以“在网上发布不实言论”而训诫。他之后坚持在一线抗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在2020年2月7日被宣布死亡。他被称为“疫情吹哨人”，他说真话的勇气以及随后的悲剧一度引发舆论沸腾，人们纷纷在网络分享蜡烛图像以示悼念，网民大量前往李文亮微博帐号下留言感谢，分享个人经历，百万条留言被称为“中国哭墙”。

“李文亮的死，给自己的冲击是难以形容的⋯⋯ 你每次点进去他微博，你都会觉得太痛苦了！你去看那些评论，你会发现这几年大家都过得很糟糕。”小南说，疫情这3年，自己有了以前30年都没有过的愤怒：

“以前还觉得可以忍，就是努力生活，会愈来愈好吧；等到李文亮死的那天，你觉得在这里努力没什么意义了。”

同样是80后的诗诗，更早就感受到中国愈来愈不自由。

“我们这一代是用Google长大，但是慢慢地你不能用Google了，不能用YouTube，不能用Instagram⋯⋯ 我之前用Gmail很多年了，突然连一个邮件都收不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困扰。”但想到父母，她不能离开。她的母亲多年前中风，此后病情一直反复，父亲身体也不好。

过去一年多，诗诗父亲去世了，母亲病情相对稳定，她才终于狠心带著儿子润出去。

中国绝大多数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别父母”是移民的又一道难关。小南说，和自己一样，“跑路群”中绝大多数人和父母宣布移民消息后，几乎都听到一句相似的回应：“你敢出去你就不要再叫我爸妈！”

尽管老一辈以前大多觉得子女出国留学工作是风光之事，但近年中国常常宣传中西对立以及西方国家在疫情等多个方面管理混乱，许多人对出国有了不同想法。小南说，再加上自己去的是日本，双方父母更加生气和反对。

“日本在老一辈中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他们天天看抗日神剧⋯⋯我听我妹说我已经变成家族的耻辱，要去变成『小日本』了。”小南笑说，直到自己生了小孩，父母才愈发觉得自己管不了太多，态度慢慢软化。

不过她知道，父母终究无法接受自己“移民”。临别前，小南对家人说的是，“我们出去个5年、10年，如果赚不到钱了，那就回来。”父母不解，出去打工还带上小孩吗？又劝说他们留下孙子给老人照料。

她不忍心说，自己永远不想回去了。

诗诗没想那么远。带著儿子在新加坡安顿好之后，这几个月她一直窝在租来的公寓中休息，做家务、游泳、散步，不时坐地铁去看电影。这一切在她看来都是珍贵的“正常生活”。因为拒绝做核酸，她在上海已经好久不能坐地铁、巴士，偶尔出门都是搭计程车。

忍耐了持续多年的高压之后，11月26和27日，中国各地爆发反封控运动和白纸运动，人们走上街头高喊多年未见的口号，诗诗在新加坡家中彻夜未眠，一直在追踪现场信息。但网络上许多舆论让她不敢抱什么希望。“这些人站出来之后，大部分的人都在指责他们，说他们什么境外势力，什么被坏人利用了。对这个民众的基本盘我是比较绝望的。”

她一直在思考自己国家的走向，近年想法不断改变：

“以前就是对这个政权不满，觉得可能换一个执政团队就好了；今年我开始觉得，哪怕是换了一个政权，但民众也是没有变化的，很多民众比较盲从⋯⋯ 讲难听一点就是什么样的国民配什么样的政权，或者是什么样的政权会去引导什么样的国民，一个恶性循环。”

诗诗说，近来的疫情遭遇和动荡的世界局势让她感觉一切都很难规划，她暂时只想过好一天算一天。

在东京，小南觉得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一些了。她暂时没找工作，一边学日语一边带小孩。她发现许多日本妈妈都很乐意帮助自己，听说她日语不好，就帮她联系孩子的保育园，印好相关资料给她。“一开始我都有点不习惯，因为在中国如果一个人对你很热情，一定是跟你推销东西，但接触下来他们真的很友善。”

随著成员陆续润出去，“跑路群”又慢慢安静了下来，大家现在说话也比较谨慎。“还是有点担心，你也不知道会不会像朝鲜一样，走了的话，（政府）也会找你父母，”小南说，大家也尽量去避免看中国的新闻，因为一看又会很难受。她只想安静地生活。

“不想说太多话了，就过好自己生活就是了，就像以前那样，很小很小的愿望，就是生活慢慢变好。”

与80后相比，年纪更大一些的朱久洋觉得，在美国开始新生活一点不容易。尽管以前也去过美国办展览，但他英语不好，在美国也没有亲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和太太摸索著重新开始，学开车、学英语、租房子。刚落地不久，他就意外摔断了手，骨折了，他没有当地医疗保险，送院后花费了一万多美元的手术费。

“还是有一段艰苦的、艰难的历程要走啊。毕竟在（中国）大陆，生活容易一些，语言没问题，消费也低，像我们做艺术的话，什么成本都低一些⋯⋯”朱久洋说：

“但一想到我们在那儿活得那么惨，在这儿至少你活得像个人啊！也没有人问我查我的暂住证，没人查我的身分，这里的教会也是可以随便的敬拜，没人来管我敬拜不敬拜上帝是吧？”

林之儒认为，虽然近年大家对移民、润学的讨论十分热闹，但从总体来看，移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还是少数，而大量有意愿移民的人中，最终也只有小部分真正行动了。

2018年修宪之后，上千个移民谘询的电话涌来，林之儒的公司最后统计，真正行动的人只有接近2%。许多人想走但没有能力和资本走，但他也觉得，这是因为很多人总是在失望之后又继续抱有幻想：

“中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什么呢？就是他们总是抱有幻觉啊，觉得『唉，可能会好一点吧，他（习近平）连任了之后，可能会更开放一点吧』，就是往往到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然后手上也就停下来了。”

中国各地爆发激烈的反封控抗议之后，中国防疫政策突然大拐弯，12月6日起陆续解除疫情防控，核酸不做了，封城不做了，很快各地就陷入疫情大爆发。林之儒认为，这轮疫情放开之后，原本想走的人中又会有大约7、8成的人放弃移民计划。

在东京，阿哲对这种反复见怪不怪。他觉得中国人每次遇到大事和变局，都会想往外跑：“每次都集中在一、两年内，走一批人，然后就剩下一批容忍度相对高的人，或者没有能力和机会出去的──这些人才是大多数，然后又恢复到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晓雅、阿哲、林之儒、小南、诗诗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