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单、贫富和生意：残酷的网球职场

2024年10月27日，郑钦文夺得WTA500东京站冠军，细心的网友在镜头里观察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在比赛时，郑钦文手上只带了白色的护腕，但在颁奖时，她的手上却多了一只劳力士手表。

劳力士是郑钦文的赞助商，这并不是一个秘密，但也有有不少人觉得这种“植入”略显刻意，毕竟没有球员会在打球时真的带一只沉重的手表，在颁奖前的间隙特意把去把手表换上，有一种“被迫营业”的感觉。

但无论营业是不是“被迫”，郑钦文很早就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状态了，环绕在她身边的团队已经构成了一家小型的商业公司，赞助商的支持和比赛奖金一样，都是郑钦文用来支付各类账单的来源。

而放眼望去，如今活跃在世界网坛上的职业球员，绝大多数都通过组建专业团队来提升自己的球技和身心素质，用赛事奖金和广告赞助来支付交通、场地、餐饮和团队工资，扣完税之后，还要留下用来抵御风险的发展资金，最后才是属于自己的净利润。

所以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打球就如同创业，不乏亏本的风险。郑钦文飞遍全世界参加各种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做好Queen Wen，也是为了当好Boss Zheng，赚奖金拿赞助，为整个团队提供经费。

WTA500 东京站颁奖仪式上的郑钦文，2024年

随着世界排名的上升，郑钦文对“老板”这一岗位也越来越驾轻就熟。比如在2024年9月的美网8强赛里，当时郑钦文刚刚拿下奥运女单冠军，势头正猛，但还是 0:2 输给了萨巴伦卡。

赛后郑钦文不留情面地批评了陪练，认为是他的频繁失误导致训练效率低下，并对教练“和稀泥”式的调解感到不满。之后，她毫不犹豫解雇了这名来自西班牙的陪练，向外界展现了自己作为Boss Zheng的一面。

2024年11月10日，郑钦文在WTA年终总决赛中摘得亚军，拿到1654万人民币（230万美金）的赛事奖金，个人年度奖金也逼近4000万人民币，而加上各类赞助，郑钦文和她的这家小型商业公司在营收层面上，已经超过了不少A股上市公司。

而那些跟郑钦文一样的明星球员，大多数也都同时在扮演运动员和CEO的角色——他们不光要刻苦训练提升球技，还要处理好团队的人事、财务和商业策划，两方面都兼顾好，才能在网球这门全世界“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体育赛道里“营业”下去。

所以，职业网球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网球这项始于14世纪修道院里的贵族运动，在1968年进入公开赛时代（Open Era），取消了参赛身份限制。这之后，它的职业化和全球化程度迅速提高，逐渐形成了如今复杂而完整的赛事体系。

今天，任何一个年满14周岁的公民都可以在ITF（国际网球联合会）上注册成为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然后通过大大小小的锦标赛事攒积分、吃金币，而世界排名则每周刷新一次，公平公开。

成立于1924年的ITF是全球网坛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制定全球网球规则并监督赛事的举办，最著名的便是澳网、法网、温网和美网这四大满贯。此外，它还管理男子戴维斯杯和女子联合会杯（比利简金杯），它们分别代表男子和女子团体赛的最高荣誉。

而在 ITF 之外，还有两大网球权力机构，分别是管理男子网球赛事的ATP（职业网球联合会）和管理女子网球赛事的WTP（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其中ATP于1972年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是维护球员权益并组织比赛，但随着女子网球商业价值的上升和男女选手间超过两倍的奖金差异，女子网球传奇巨星Billie Jean King在1973年发起并成立了WTA，旨在为女子球员争取更公平的奖金分配权。

此后，WTA和ATP分管男子和女子职业网球赛事，每年都组织多种级别的巡回赛。积分越高奖金越丰厚的比赛，参赛门槛也更高。

在所有的网球比赛中，四大满贯被所有网球运动员视做最高荣誉，有着顶尖的积分和奖金。在这四场比赛各自开赛前六周，排名在WTA和ATP世界前100-120的球员会得到进入正赛的资格；排名更靠后的球员，则要通过参加尽可能多的巡回赛事，尽可能多赚积分，争取在下一次资格统计来临前，够到进入四大满贯资格赛的门槛。

而积累足够数量积分的顶尖球员还可以参加ATP和WTA的年终总决赛。以郑钦文刚刚参加的WTA 2024年总决赛为例，一共有 8 名单打球员和 16 名双打球员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她们一起分享了高达1525万美金的奖金。

四大满贯加上ATP和WTA的年终总决赛，构成了网球奖金最高的六项赛事。

职业网球奖金最高的六项赛事

另外，全年积分排名够高的球员，还有一项诱人的年终福利：拿到ATP和WTA的年终分红。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参加足够多的比赛，并攒到了足够的积分。

以2023年的ATP为例，年终分红高达2130万美元，但在这一年拿到三个大满贯和年终总决赛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因为积分不够，没有参与分红的资格。而排名第二的阿尔卡拉斯则拿到了444万美元的分红，在总奖金上距离小德仅一步之遥。

2023 年男子网球运动员收入前10名

这些丰厚的赛事奖金和分红，主要来自赛事转播费、门票、赞助商和周边产品销售。不过，对于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赛场上挣到的钱，只是通向团队经费和个人财富的开始，在场外，财富的增长没有顶点。

由于网球运动属于个人项目，球员的性格、外貌甚至国籍都能炒出热度，利于打造个人人设；不受团体活动的人身限制，能更灵活参加商业活动；同时，网球运动赛事基本全年无休，不断制造新冠军和新话题。这些都意味着，相比四年出一个的奥运冠军，网球球员明显是更具合作价值的广告载体。

罗杰·费德勒是一个极致的例证。

过去15年，得益于签到手软的代言和赞助，费德勒几乎每年都作为唯一的网球运动员，入围全球运动员收入的前10名。即便在退役后的2023年，他只有一笔10万美金比赛收入，但依然以9500万美元的商业收入，成为全球十大最赚钱运动员中的第九名。

值得一提的是，在福布斯2023年度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榜上，前10名中有9人都是网球选手，她们拿到的赞助费均超过赛事奖金。日本网球运动员大阪直美在这一年休赛生产，仍以1500万美元的赞助费位列全球女运动员收入第五名。

2023年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排行榜

在庞大而成熟的商业市场里，亲身感受过名利飞涨的职业运动员们，还会早早开始筹备自己的品牌，布局投资，以此延续个人IP更加持久的商业价值。

网球运动员瑞恩·拉克斯特（René Lacoste）在1933年创立了同名品牌 LACOSTE（鳄鱼），成为跨界时尚教父。40年代末，网球手Fred Perry的同名品牌也横空出世，至今仍是深受追捧的英伦潮牌。有“红粉骷髅”之称的前世界第一网球选手玛丽亚·莎拉波娃，在获得全满贯后创立了自己的高端糖果品牌Sugarpova，销往30多个国家。

莎拉波娃代言自己旗下品牌Sugarpova，2014年

除此之外，威廉姆斯姐妹、纳达尔、德约科维奇也都曾创立自己的品牌，进行多元化的投资。郑钦文也在最近两年将自己的肖像、名字以及球迷对她的昵称注册为商标，包括但不限于“Queen Wen”、“淘米姐”、“淘蜜姐”等，国际分类涵盖方便食品、设计研究、教育娱乐、广告销售等等。

不过，网球世界里的财富故事，都只是聚光灯下顶级球员们的专属。对于更广泛的职业网球运动员来说，这项商业有着极其残酷的一面。

02. 账单和贫富

网球的普及率高，入门快，但若要将兴趣当作谋生职业，就不止挥动球拍这么简单。

比如一个打巡回比赛的职业网球球员，他的基础开销就包括：参赛费用、器材费用、练习场地租金、酒店机票、团队成员的工资和食宿交通费，而且这些开销会随着收入和排名的上升而同步提高。

网球虽然在名义上是个人项目，但单枪匹马的独狼胜出概率极低。背后教练的实力、饮食结构、心理素质，乃至对伤病和疲劳的处理方式，都对球员的赛场发挥至关重要。因此，网球赛场更像是一场烧钱吞金的团队养成游戏。

因此，优秀的职业网球手更像一名商人，能在自我投资与赛事奖金间腾挪利润，而那些初入网球职场的运动员们，则会迅速认识到一件事情：网球世界的世界里也有阶层和贫富。

家境富有的网球运动员可以带资进组，雇佣最顶级的团队飞到世界各地打比赛赚积分，就算输了也不过是又多谈资一件；而一位囊中羞涩的天才球员，无法支付自己的比赛机票甚至要住在车里时，往往也没有余力来聘请帮手，积年累月之下的身体劳损、心理焦虑，又势必影响赛场成绩。

目前世界第15位的女子网球运动员宝拉·巴多萨（Paula Badosa）最高排名曾来到世界第二。在采访中，她回忆自己在打巡回赛时的窘迫[2]：

在我打进世界前100位之前，我的财务状况一直让我非常挣扎。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很早就明白不应该让家人为我背负这些，因为网球真的很贵，它不适合所有人，我从15岁起，就开始独立面对我的财务问题。

很多人只看到了职业网坛高投入撬动的指数级回报，却忽略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初始资本。

通常，只有能把排名稳定在世界前100位的运动员，才有可能在巡回赛里通过打球赚奖金实现收支平衡。多数时候，低级别球员遭遇的是低收入-低技能-低奖金的恶性循环，最终被拖进贫苦和失败的泥潭。

这样的情况相当普遍，原因之一便是网球运动员奖金收入之间巨大的差距。以四大满贯赛事为例，正赛中，首轮被淘汰和最后夺冠的选手之间，奖金差距最高达到45倍。

四大满贯奖金分配差距惊人

与此同时，即便同样是冠军，能拿到的奖金也是云泥之别。

以不同级别的WTA赛事为例，WTA250林茨锦标赛的冠军只有3.69万美元奖金；WTA500斯图加特锦标赛中，冠军奖金为12.02万美元；在高级别WTA1000马德里锦标赛上，冠军奖金高达122.65万美元[3]，是WTA250冠军奖金的33倍之多。

这样的分配比例在整个体育界都是少见的。例如，排名位于300名的冰球运动员可能赚到百万美元以上，但排名在139位的网球运动员如克里斯·奥康奈尔（Chris O’Connell），一年打赢了82场比赛，还是要靠船只清洁工作和Lululemon店员的兼职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4]。

而且就算拼尽全力来到世界排名前100，获得了参与顶级赛事的资格，但据VOX报道，在世界TOP1000名内（女子男子分别排名），有约80%的选手无法通过打巡回比赛来支付顶级比赛中的差旅费用[1]——网球的职业性给运动员以自由，但在这些时候，自由也意味着没有退路。

网球媒体Perfect Tennis梳理了2021年全球TOP1000男性网球运动员的平均年奖金。TOP10的球员年奖金平均到600万美元左右， TOP31-40的球员能通过比赛挣100万美元以上，这个数字在TOP91-100折半到54.5万美元，在TOP201-300直接跌到13.9万美元。

更直观的贫富差距是：2021年世界排名第一的德约科维奇收入9100547美元，第1000的米哈尔·米库拉收入4273美元，前者是后者的2130倍[6]。

如果看看网坛复杂的管理组织，会发现一个更加系统性的问题——网坛中有WTA、ATP、ITF等众多组织和赛事主办方，它们各自为政，在维护组织运营上花掉了大头，因此相对能投入奖金池的部分就少了很多。

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上，球员的奖金池约占赛事总收入的14%-18%；相比之下，NBA总收入中的近50%会发给球员，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美国国家冰球联盟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也都在45%以上。

各类体育职业赛事奖金分配比例，VOX

前温网男子双打冠军瓦塞克·波斯皮西尔，在采访中这样说的：“网坛有很多钱，这块馅饼很大，但我们职业球员得到的那块很小。”这句话等于直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也许是受到来自球员的压力，ATP在2023年8月宣布，将从2024年起试行“底线”（Baseline）政策，比如给每个赛季排在前250名，但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的球员提供7.5-30万美元的兜底奖金。

这个“底线”高不高呢？可以用于参考的是，美国国家冰球联盟中大约有700名球员，在2019年的最低工资保证是70万美元，超过一半的球员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教练、交通和医疗都是免费的，即使球员受伤缺阵，也会得到报酬。

所以，即使网球赛事开始做出一些改变，球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相比其他的运动项目仍然太大。职业网球在可见的未来，依然是一个充满残酷的修罗道场。

在中国，网球运动员们的职业化道路有些特殊。

在2009年以前，国家队麾下的网球运动员们，只需要潜心训练，指哪打哪，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承担。多数时候，体制的栽培是一种托举。当然，谁出钱谁说得算，运动员自主权相对有限也是必然的。

李娜曾经在自传《独自上场》中写道[10]：2008年3月，她的膝盖损伤已经十分危急，必须立刻接受手术，但为了5个月后的北京奥运会，她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回国进行保守治疗。

同时，作为管理单位的网球管理中心，经费预算相当有限，一年只有3000多万的可支配资金，要解决全国1万多名注册球员的温饱，还要兼顾李娜背后年度开销超过500万的团队[11]，的确是捉襟见肘。

2009年，在当时的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的推动下，李娜、郑洁等四名球员得以单飞，运动员开始享有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和参赛自主的权利，只需要把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并且在大赛时服从网协的安排。

李娜后来在传记中写道[10]：“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中国网球史上的‘包产到户’，以前吃‘大锅饭’，可以引导新人成长，可以保证年轻人得到更多锻炼机会，但是在帮助成熟队员进入更高级别领域上，这种体制就显得有心无力了。”

正是这一年网球界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网球运动员们送上了全球职业化的舞台。

李娜由此从一名叛逆的编制员工，变成一个会算账的“民企”老板。2011年李娜的比赛奖金370万美元，是前十二年奖金总和的两倍还多，在法网获胜后，她又得到了7家品牌的赞助，法网之后12个月里的总收入更是达到1800万美元，约合1.26亿人民币[14]。

据《福布斯》杂志的估算，李娜的代言多达18家，累计获得赞助收入超过5800万美元，赛场总奖金达到1670.9万美元，累计收入超过了4.5亿元人民币。

2014年1月25日，李娜接过澳网女单冠军的奖杯，在千里之外的湖北老家，11岁的郑钦文正与武汉网球队的小伙伴一起为她欢呼。十年后21岁的郑钦文成为了首个拿到奥运网球金牌的中国选手。

郑钦文和李娜合影，2024年

郑钦文虽然还没有拿下大满贯赛事的冠军，但各种比赛的奖金收入已经跻身全球顶级。在拿下WTP年终总决赛的亚军之后，郑钦文 2024 年的总奖金收入超过了 55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接近 4000 万。

那郑钦文需不需要像李娜那样给网协交钱呢？

在郑钦文团队经费紧张的2022年，武汉市乒羽网运动管理中心跟她签订了《郑钦文培养攀高协议》，在四年里提供一定资助，而郑钦文则代表武汉市网球协会在中国网协进行注册，参加奥运会亚运会等大赛的费用也由中网协来负担。作为“对价”，郑钦文则会将奖金的11%缴给中国网协做会费[14]。

而另一方面，由于背靠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郑钦文的场外收入在还没有完全被挖掘的情况下，已经远超了比赛收入。

从2023年，郑钦文进入全球排名前20之后，耐克、支付宝、麦当劳、伊利、劳力士等大牌的合作就纷至沓来，帮助郑钦文在当年以720万美元（赛事收入170万美元+场外收入550万美元）的年收入位列福布斯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榜单第15名[18]，成为李娜之后第二位上榜的中国网球运动员。

奥运期间街头上的耐克广告牌，2024年

而今年，她接连收获了兰蔻、霸王茶姬、VIVO等品牌的青睐，VIVO甚至在耐克、支付宝后成为第三个被印在球衣上的品牌，其背后的投入一定达千万甚至更高。虽然郑钦文在2024年的总收入还未有公开可查的数据，但业界预估这个数字可能超过1亿元人民币，并将在未来持续攀升。

这十五年来，由李娜开局，郑钦文接棒，这条脱胎自体制、和世界接轨的“中国特色职业网球道路”，终于成为一条有迹可循、规则明确的职业路径。

在中国体坛中，像郑钦文这样在成熟商业项目里具备强大商业价值的世界冠军，一直十分稀缺。

比如乒乓球是中国诞生冠军最多的项目，但其商业价值偏低一直是乒协苦恼的问题；而篮球在姚明之后再无一位能拥有同等影响力的世界级球员；至于足球，随着国足的持续萎靡和联赛近几年的崩盘，未来能产出的体育明星只会越来越少。

而跳水射击甚至游泳等奥运强势项目，在四年一度的奥运周期间隙，仅靠世锦赛亚运会等难以撑起大规模的流量；至于冰雪等小众运动，其群众参与度又远低于网球——在该项目中成名的谷爱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无法复制的特例。

因此，网球在中国的优势是得天独厚的，它天生就是一片能够孵化高价值体育明星的肥沃土壤。

成为下一个郑钦文的诱惑是巨大的：中国顶级的运动员由于背靠巨大的消费市场，收入通常要远高于同等水平的海外运动员。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要适应本土市场的规则：三观正、嘴巴紧、私生活不能乱，远离一切社会和时政话题，代言品牌翻车要光速切割，而到了重大事件或节日，要及时登录微博转发表态。

行业景气，规则透明，回报丰厚，这样的赛道天生就对爱卷孩子的中国家长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因此，未来中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网球选手，努力试图去复制李娜和郑钦文们的轨迹。

不过，跟绝大多数竞技运动一样，努力在天赋面前一文不值，而天赋也只是觐见山顶诸神的第一道门槛而已。无数人会想成为郑钦文，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才能接近她，更不要说成为她。

冠军们赢得一切，而大部分拼尽全力的人只会成为鲜花和掌声的分母。魅力与残酷共生，这就是网球世界最动人也最冷酷的真实。

参考资料

[1]Why most tennis platers struggle to make a living？VOX

[2]职业网球的钱，要从场外挣了吗？体坛经济观察

[3]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WTA 250 500 And 1000？Tennis Time

[4]A Few Tennis Pros Make a Fortune. Most Barely Scrape By，New York Times

[5]How Serena Williams Makes Money, WSJ

[6]How Much Do Tennis Players Make？PerfectTennis

[7]The World's Highest-Paid Tennis Players 2024，Forbes

[8]ATP Unveils 'Baseline', A Pioneering Financial Security Programme For Players，ATP TOUR NEWS

[9]How tennis inequality lets women down, NYT

[10]独自上场，李娜

[11]改革派孙晋芳，澎湃新闻

[12]李娜跻身全球最耀眼、最富有网球运动员之列，福布斯

[13]李娜职业生涯总收入超4.5亿元，澎湃新闻

[14]郑钦文，冠军！冠军！冠军！武汉广播电视台

[15]WTA官网数据

[16]“顶配”郑钦文的金牌底色，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