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新评：《以革命的名义》

大陆中国现年50岁以上的电影观众，相信大多会看过一部名叫《以革命的名义》的电影，并且对片中列宁所说的一句话耳熟能详。那就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著背叛！”

笔者是在广州首次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年21岁，深受震动。原因有二：一是片中所展现的列宁与捷尔任斯基的“高大形象”，二是其中两位主要演员方掬芬（1929-2020-12）和覃昆（1936-）的精彩表演。

该片讲的是1918年冬天列宁和捷尔任斯基与两个孤儿的故事，以这两位领袖对第二代“慈父般的关怀”，表明其对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高度重视。片中列宁的形象平易近人，由周正饰演；捷尔任斯基则显得机智果断，由于是之饰演。那两个孩子给人以纯洁鲜活，善良倔强的印象。而饥饿、贫穷的场景和敌人的凶狠，残酷尤其令人震撼。

影片结尾处列宁就所见青少年一代的表现慷慨陈词：“尽管饥寒交迫，尽管没有衣服，没有鞋，他们还是勇往直前，准备为新生活牺牲生命。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不，只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才会忘记。而他们，那些我们为他们生活的人，是绝对不会忘记的……不，绝对不会忘记。因为忘记，这就意味著背叛……”

该片是由一部苏联话剧改编的。原作者米哈依尔·沙特罗夫1932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工程师家庭。1956年他从莫斯科矿业学院毕业。翌年创作了剧本《以革命的名义》，在“1957年全苏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戏剧汇演大会”上，力压群芳，获得一等奖。翻译成中文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儿艺）将其搬上舞台。195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并于1960年1月1日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

六十四年过去，笔者已是耋耄老翁。左眼最近受伤，一耳听力大减。所幸戴上耳筒在网上重看这部影片，依然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归根结底一句话：无论话剧还是影片，都是骗人的！不过，手法很高明，不明真相的芸芸众生，很容易就会被其洗脑。

列宁真那么爱民如子？不妨借用毛泽东的一段话：1925年12月，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列宁面对他管治下的亿万苏俄臣民啼饥号寒的惨痛现实，都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派出数以千计的“征粮队”到传统产粮区搜刮农户家中的存粮，一方面请高尔基出国设法游说欧洲大陆德法意等国的社会名流，募集捐款购买粮食无偿地运进苏俄，以便拯救上亿饥民。

那些“征粮队”无不身穿皮夹克，荷枪实弹，闯入乌克兰等地世代务农维生的普通农民家里，喝令其交出粮食。尽管他们早已依照当地苏维埃政府规定依时缴足了名曰“农业税”的粮食，剩下的只是其一家大小仅可糊口至明年秋收时分的紧巴巴的口粮，但仍被收缴一空。“征粮队”犹嫌不足，往往继之以挖地三尺。一那情景跟我们唐代诗圣杜甫所写的《石壕吏》相仿佛。

而作为列宁挚友的高尔基先前在国内已同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党都曾参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十月革命后仍属苏维埃里的合法政党）里的社会名流，并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对此建议列宁极其重视，1917年7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了成立该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还拥有国外代表。文坛宿将柯罗连科同意挂名誉主席的名。加米涅夫担任主席。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等政府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委员会。名流包括尚未被消灭的各政党领袖以及在西方有影响的学者作家和演员，这些人在委员会的人数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布尔什维克希望利用他们的关系获取西方的援助。名流们为在祖国危难时能稍尽绵薄而洋洋得意。他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法国作家法朗士把1921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全部献给俄国灾区。美国也向俄国拨发了大批救济粮。高尔基为此于1922年7月10日致函美国亚当斯女士，高度评价了美国31届总统,当时任救济总署署长的胡佛所起的作用，信中称“美国有权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他们在辽阔的战场上，在传染病肆虐的,孤独的和人吃人的环境中，如此无畏而出色地工作……“（蓝英年《寻墓者说》，017页，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2016年2月第一版）

名流们为所取得的成就欢欣鼓舞，并以为能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平起平坐，共同治国，渐渐忘乎所以。布尔什维克领袖们警觉起来；绝不容许资产阶级政党头头们兴风作浪。于是政府决定解散委员会，并把他们一网打尽。列宁急于把高尔基同他们区别，便恳请他尽快出国治病。其实高尔基并不认为身体坏到非出国疗养不可的地步。不过他最后还是于1921年10月16日离开俄国，到国外“疗养”。此前，他得悉上述委员会已被布尔什维克当局决定解散，而且其中的名流们身陷囹圄，他极为震惊，为营救被捕的人使尽浑身解数，找遍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但都落了个一场空。此后在国外侨居十年多都没有踏足俄国。

由上面所述事实，可见列宁心中唯一在意的是牢牢地把统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当时捷尔任斯基就掌管负责侦查和辑捕所谓反革命份子和外国间谍的“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者非常委员会，俄文读音省略语为“契卡”）。所以，影片中列宁那副笑容可掬的面孔只是一副画皮。至于捷尔任斯基那令人不寒而栗的铁面，倒是恰如其分，这样的刻画入木三分。

下面谈谈方掬芬和覃昆。前者当年30岁，后者23岁。分别饰演11岁男孩彼嘉和14岁男孩瓦沙，也真不容易。虽然她们的个子都不过1米6左右，可脸上表情得像男孩子才行，这就要求过硬的功夫了。这当中方掬芬曾接受过来华的苏联专家手把手的培训，自己更是下了苦工夫。结果工夫不负有心人，她不负众望，大获成功。覃昆也获得普遍的赞赏。

方掬芬的表演事业后来蒸蒸日上，身分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1987年，任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1988年和1993年，先后任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和第八届委 员，2000年任中国儿艺名誉院长。2006年，获全国文联颁发的“表演艺术成就奖”。2007年，获人事部、文化部颁赠的“国家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称号。

颇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王正，1957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原因是向到儿艺视察整风情况的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当面提了意见。七十年代末他获改正后竟然步步高升，最后出任中国剧协党组书记。二十年间从反党分子变成党的“自己人”，这里面的变化堪称极富于戏剧性。

记得鲁迅曾对佛教的大乘与小乘有过评论说“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一餐素，便可以称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为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

鲁迅又说：“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样，待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宏通，还是佛教的败坏？”

仿此，我们似乎也可发问：昔年的“反党分子”变成今日的中共高干，不知是共党的升华，还是共党的堕落？

但，胡适也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伟光正”能容先前的“异己分子”，不管怎样，也算是一种与时俱进，不失为朝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出的一大步！

说回“老大哥”苏联吧，现在主要由俄罗斯继承，普京总统既没有吹捧过列宁，也没有批判过列宁。普京本人曾是克格勃驻东德的官员，但他是文职人员，坐办公室分析情报资料的；不是外勤行动人员，执行盯梢或刺杀任务的。他对契卡的创始人捷尔任斯基并无任何褒或贬。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前也没有捷尔任斯基的纪念铜像。恐怕今天的俄国也没有多少人人记得他曾手上沾满所谓“反革命分子”的鲜血了。

至于社会革命党，应该多说两句。该党于1902年成立，属于第二国际。主张推翻沙皇政权，实行联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实行自由的民族政策、政教分离开；主张土地社会化、工厂社会化。该党认为应由农民主要是富农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与孟什维克一起成为苏维埃中的多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妥协，其领导人曾出任临时政府的部长和总理。该党反对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曾长期进行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活动。1920年被苏维埃政权取缔。（维基百科）

影片中把社会革命党刻画成一伙专事杀人放火下毒的暴徒，难免有失偏颇。它只字不提该党内有左右派之分。那无异于一竹篙打一船人。毛曾说：马列主义的灵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句话本身不算错。例如毛在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之前，曾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宣部代部长，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任命的。他发动湖南农民支援北伐是有功的，至于什么打土豪之类，则导致北伐军中地主出身的各级军官倒戈，有碍于驱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其后毛领导秋收暴动失败而上山落草为寇，那就是十足的土匪了，用鲁迅的话叫做当了“山大王”。公妻共产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抗日战争期间派潘汉年与日寇及汪伪暗通款曲，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核心是为将来坐天下做准备。谈起这些就扯远了。就此打住。

最后要说的是，中共跟俄共都长于文宣，惯于洗脑。笔者也属于喝狼奶长大的。抚今追昔，深感对于共党及其“老大哥”搞的那些个宣传，绝不可掉以轻心。诚如古人所言：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让子孙后代引以为戒才好！

以上便是笔者重看影片《以革命的名义》的感想，愿与读者诸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