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民族主义，太害人了！

　　稍早前的11月15日，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主要是三条：

　　其一，取消铝材、铜材以及化学改性的动植物或微生物油脂等产品的出口退税；

　　其二，将部分成品油、光伏电池、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出口退税率由 13%下调至 9%：

　　其三，本次公告自 2024年12月1日起实施。

　　这一次经济民族主义者终于放弃了“中国制造占领世界”的高调叙事，转而为“不该补贴外国人消费”鼓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进步吧。不过，出口补贴政策造成的负面作用，可不只是“补贴外国人消费”。由此引发的外怨内伤，应该认真反思。

　　首先要说明的是，出口退税政策是WTO允许的、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国际税收制度。其设立初衷是为了避免双重税负，保护出口企业的正当利益。制度设计的意图是良好的，却在执行中“进化”为鼓励倾销的出口补贴政策，最终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

　　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始于1983年，目的是鼓励出口。执行到1994年，就出现了问题——出口高速增长，财政负担不起了。随即大幅下调出口退税税率。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出口锐减，出口退税成了救急的政策工具，再次加大了力度。“药效”不错，那就“药不能停”，还得“量足管饱”。

　　很多出口企业一面享受各种免税收减免政策的“暗补”，一面享受出口退税的“明贴”——压根没缴纳过的税却能“退”回来，实际上就是与公平贸易背离的出口补贴。政策本身就留了“灰色地带”的狗洞，开门揖盗的结果可想而知。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钻政策空子”空手套白狼的名场面，就此诞生，屡禁不绝。

　　家里出了“内贼”，外面也遇到了阻力。违反贸易公平的出口补贴问题，一度成为加入WTO组织的拦路石。“入世”成功后，不能搞大规模“明贴”，出口退税政策也要做出相应调整。

　　可是，这么“好用”的政策工具，舍不得放弃。而且，分税制改革大幅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买得起出口退税的账单，就没有采取此前全面下调的措施。取而代之的是“结构性调整”。

　　2004年后，出口退税率按不同商品分档设定。于是乎，出口退税又有了产业政策的性质。“鼓励”哪些产品出口、“引导”哪些产业发展，都受到出口退税的税率设定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再次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救急”，又是上得去、下不来。救急的非常之举，又成了“鼓励出口”的常态化操作。

　　政策工具越用越“方便”，副作用也愈演愈烈。

　　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为4.91万年。2008年突破10万亿大关。次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2021年，出口总额达到20万亿。“中国制造”占领全球，成为经济民族主义“民族自信”的重要元素。出口退税等政策鼓励也就成了不可触及的“禁脔”。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也就成了“西方国家打压中国”的力证。

　　“打压”的确很频繁。1995年至今，全球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原审立案累计达2495起，“中国制造”成了“被告大户”。2024年，全球贸易救济原审立案303起，我国以创纪录的167起，占比过半。

　　很多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天下围攻”，是“中国制造”出口赚外国人的钱，被妒忌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量初级产品出口，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比如这次被取消出口退税的铝材产业，是引发贸易摩擦的“惹事精”。2008年欧盟对中国铝箔反倾销调查，打响“第一枪”，然后是加拿大、印度、东南亚。近年来又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角之一。

　　能被“天下围攻”，中国铝材行业的确是大到全球无可争锋。2023年中国铝材出口量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5%。原铝产销量更是占比全球60%以上“遥遥领先”。成了所谓“铝可制天下”的“逆向卡脖子”想象。

　　可是，铝材行业并不赚钱，而且长期不赚钱。2010年，铝行业综合毛利率为7.92%，净利率为1.49%。今年第三季度，中国铝业毛利率也仅为11.67%。如果不是高达13%的出口退税“输血”，以铝材行业远低于基准线的毛利率，不可能出现“遍地电解铝”的“繁荣景象”。

　　这是“出口赚外国人”的钱？分明是赚国内财政的钱，不仅吃了大量的税收补贴，还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铝材产业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环境成本很高。

　　类似的情况还有钢材行业，这个老牌“惹事精”，曾经是“河北一年钢产量能顶全欧洲”的“民族骄傲”，却是靠出口补贴“薄利多销”打下的江山。

　　2021年出口退税取消，加之基建、房地产都陷入低谷，全行业两位数亏损。钢材出口量也从2015年的每年1.1亿吨，下滑到2022年的6000万吨出头。

　　虽然2023年“报复性反弹”8000万吨，却是出口一吨亏一吨的“痛并快乐着”。这样宁可我亏钱也不绝让你赚钱的“占领国际市场”，能不拉仇恨吗？大量涉华贸易摩擦，不能都归咎于海外同行的恶意、地缘政治冲突的“大棋”。这样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竞争”，谁都受不了。

　　这些政策扶持出来的“优势产业”高歌猛进，不仅输出了“中国制造”，也输出了“中国规则”——产业竞争不再是企业竞争力的市场竞争，而是获取财政补贴的竞争。巨额财政补贴的背后则是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

　　以国内的税收收入，补贴出口产品，哪里是“赚外国人钱”，分明是赚本国人的税金。能用国民的税金当“军费”，“占领海外市场”当然是无往而不利。这种“规则输出”遭到“天下围攻”，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这样的“扩大出口”不是碾压式胜利，而是徒增外怨和身受内伤的“输两回”。

　　这种不顾“公平贸易”的攻略方式，真的对“中国制造”有利吗？短期看，靠补贴崛起是走了捷径。出口数据两位数增长，很有面子。但是，面子之下却是严重的内伤——产业生态的逆淘汰，和内需的持续失血。

　　任何干扰市场的补贴政策，都是产业生态的逆淘汰机制。出口补贴政策最大的生态受害者，正是那些真正优质的外向型企业。

　　大量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出海的国际环境。不是所有“中国制造”都是靠补贴“打天下”的。但是，由于长期执行的补贴政策造成的刻板印象，那些凭真本事打天下的“中国制造”也被殃及池鱼，也要为贸易摩擦诉讼、贸易制裁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而且，由于政策红利的存在，出口产业做大了，却做不强。作坊式生产的劣质产品反而因为成本优势，更能凸显补贴的含金量，获得了竞争优势，抑制了优质企业的成长。劣质产能靠补贴获得了“竞争优势”，迟迟不能退出，产业结构优化就是空谈。所以，我们很多出口优势产业，做大了却做不强。“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无法提升。

　　更为严重的是，出口补贴政策导致内需持续流失。最直接的是税收流失，2024年1-10月，全国税收收入15.1万亿，出口退税1.7万亿，占比超过了10%。更重要的则是保护劣质产能，严重降低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本质上就是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不管是提高管理水平，还是提升科技含量，抑或是品牌培育获取附加值，讲白了都是让劳动更有价值。

　　商品可以廉价，但劳动不应该廉价。中国劳动者之所以勤劳而不富裕，根本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低，低到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匹配。中国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高居全球前三，劳动生产率仅在全球排在50名开外，比印度还低。

　　造成中国人“低效勤劳”的因素很多，产业经济中占比很高的出口企业堆积了大量吃补贴的劣质产能“功不可没”。这些靠补贴“薄利多销”的企业，只有扩大产能赚补贴的“做大”动力，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做强”追求，也就不可能有增加劳动报酬的利润空间。劳动者收入增长的迟缓，内需持续增长就成了空谈。

　　在出口补贴政策退出的问题上，不能只有“补贴外国人消费”的经济民族主义视角。我们更应该关注由此造成的经济内伤，比贸易摩擦频发的“外怨”，更为严重。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的严重阻力。可谓害人害己，有百弊而无一利。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拿出十分之一的税收补贴出口。而这还只是出口补贴政策的“明贴”，到底还有多少“暗补”，无从得知。我们应该反思，原本为了保证公平贸易的制度设计，何以扭曲至此？

　　行政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力度过大，缺乏规则约束。两次危机的政策救急，没有功成身退，反而成了常态化使用的政策工具。2004年后所谓的政策“结构调整”，又赋予了出口退税产业政策的功能。这些试图绕开市场公平交易机制的“捷径”，却成了今天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紧箍咒。

　　时至今日，严重“超模”的出口补贴政策不改不行。可是，积重难返，改革很艰难。上有政策红利养出的庞大利益集团尾大不掉，下有经济民族主义的长期影响。

　　经济民族主义者长期否定漠视国际贸易规则，一味鼓吹“中国制造占领全球”。对大量的贸易摩擦，不问青红皂白，仇外排外的强硬立场拒绝做出合理的政策调整。由此形成了改革推进的所谓“民意支持”，误国误民、害人害己。今天意识到“不该补贴外国人消费”，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