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的政治家族，才能走到最后

公元前5世纪，在南方的《吴越争霸》如火如荼的时候，北方的“三家分晋”也缓缓拉开大幕。

自晋文公取得天下霸主地位以来，赵、魏、韩、范、中行、智等六卿逐渐侵占了晋国的军政大权，成为事实上的晋国之主。三家分晋，便是这六个家族角逐出最后的胜利者，彻底瓜分晋国的政治遗产。

而六卿间的最终角逐，导火索是赵氏的分裂。

公元前501年，因为卫国背离晋国，齐国便以“助卫”的名义，讨伐晋国的夷仪（河北邢台）。次年，晋国为了报复卫、齐两国，又出兵包围卫国首都，准备把卫国拉回自己的阵营，为伐齐铺平道路。

此战以后，卫国为了争取晋国的谅解，进贡了五百家人口，暂时放到邯郸。

那时，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是赵简子赵鞅，邯郸是晋国邯郸大夫赵午的世袭封地，而赵鞅的五世祖是辅佐晋文公的赵衰，赵午的五世祖是赵衰之兄赵夙。

也就是说，赵鞅和赵午是同宗同族的堂兄弟。

公元前497年，赵鞅命令赵午，把卫国进贡的五百家送到晋阳，自己直接管理。

既然邯郸是赵午的世袭封地，赵午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肯定是邯郸的利弊，而不是晋国或赵氏的利弊。

赵午认为，邯郸离晋国首都绛城较远，中间又隔着一座太行山，交通非常不便。但邯郸离卫国较近，同属华北平原，理应共同进退。正因如此，卫国信任邯郸，便把五百家放到邯郸。

把这五百家送到晋阳，便是断绝了邯郸和卫国的关系。

为了不得罪赵鞅，同时挽救邯郸和卫国的关系，赵午决定绕个圈子——侵略齐国，引起齐国出兵邯郸，再以“避祸”的名义把五百家送到晋阳。

这样一来，邯郸和卫国的关系不受影响，赵鞅的命令也有了回复。

但问题是，赵鞅的初衷其实是破坏邯郸和卫国的关系，防止邯郸和卫国因共同利益勾结在一起，维护晋国的领土完整以及赵氏家族的团结。经过赵午的一番折腾，邯郸和卫国的矛盾，事实上转化成晋国和卫齐的矛盾、赵鞅和卫齐的矛盾。

可以说，赵午的做法，有了一丝分裂晋国、分裂赵氏的意味。

赵鞅查明事情的真相以后，大怒，下令召赵午回晋阳，随即诛杀。

为了挽回事态，消弭晋国、赵氏和邯郸的矛盾，赵鞅命人通知邯郸，允许他们任意拥立赵午的继承人，晋国和赵氏都不做干涉。

赵鞅处理问题的手段有些欠妥，但从政治的层面来看，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邯郸看来，你赵鞅随意杀人，一句话又想轻松揭过，想的太美了吧？

于是，赵午之子赵稷、赵午的家臣涉宾直接举兵起事，以邯郸叛晋国、叛赵氏。

以一城叛一国、以一家叛一族，在春秋时期非常罕见。但他们既然敢这么做，肯定是有资本的。

什么资本呢？

用血缘维系的政治势力。

晋国六卿世代联姻，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赵午的舅舅便是荀寅，荀寅的亲家即范吉射——“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

荀寅是中行氏的宗主，范吉射是范氏的宗主。

换句话说，邯郸的背后是中行氏和范氏。

姻亲关系决定了荀寅、范吉射和邯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晋国无力向外开拓导致晋国出现存量竞争，又决定了荀寅、范吉射想扩大利益，就要兼并其他家族。

在这样背景下，邯郸反叛以后，他们两家坚决站在邯郸一边，准备打倒赵鞅瓜分赵氏，进而重新洗牌晋国的政治格局。

同年7月，荀寅和范吉射便起兵讨伐赵鞅，响应邯郸的叛乱。

其实在他们起兵之前，赵鞅的家臣董安于，已经得到消息了，建议赵鞅提前准备，先下手为强。

但赵鞅拒绝了。

因为晋国有一项政治正确，或者说所有人都遵循的政治秩序，那就是“始祸者死”——首先发动叛乱的人，便是破坏晋国和平的公敌，被动防御的人天然拥有道德制高点，不论做什么都能得到谅解。

于是，赵鞅明知道荀寅和范吉射要起兵，但就是不为所动，他宁愿损失一部分力量，也要赢得道德制高点，然后依靠大义名分，后发制人。

就这样，荀寅和范吉射起兵之后，赵鞅便一步一步的撤往晋阳。

而这个决定，成为日后赵鞅回归绛城的重要筹码。

既然荀寅和范吉射站在邯郸一边，那谁站在赵鞅一边呢？

其实，赵氏在晋国深耕二百年，树大根深，没人希望赵氏继续壮大，但这并不妨碍其他家族和荀寅、范吉射有矛盾。

《春秋左传》里写道——“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梁婴父嬖于知文子，文子欲以为卿。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

范皋夷是范吉射的庶子，无宠。

知文子，即智文子荀跞，智氏宗主。

梁婴父是晋国大夫，荀跞的政治党羽。

韩简子，即韩氏宗主韩不信。

中行文子，即中行氏宗主荀寅。

魏襄子，即魏氏宗主魏曼多。

范昭子，即范氏宗主范吉射。

这段话非常简单，但透露出三个意思——

范皋夷做为范吉射的庶子，不受宠爱，要想继承范氏的家业，他就必须打倒亲生父亲范吉射及其嫡子。

荀跞为壮大智氏的势力，便想推荐他的党羽梁婴父做晋国六卿之一。要想名正言顺的实现这个目的，荀跞和梁婴父就必须立大功。

韩不信和荀寅有矛盾、魏曼多和范吉射有矛盾，尽管他们不愿意站在赵鞅一边，但非常愿意借此机会，打倒荀寅和范吉射。

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人便因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站在荀寅、范吉射的对立面，为逃往晋阳的赵鞅，争取到难得的休整时间。

而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人，便是智文子——荀跞。

为了获得足够的大义名分，荀跞向晋定公说：“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今三臣始祸，而独逐鞅，刑已不钧矣。请皆逐之”——晋国的政治正确是发动叛乱者死，现在邯郸、中行氏、范氏发动叛乱，却只驱逐赵鞅，非常不公平。唯有驱逐三家，才能维护晋国的政治秩序。

晋定公已经无权无势，能说什么呢？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至此，撤往晋阳的赵鞅，便和智、韩、魏三家间接的达成统一战线。

11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统兵讨伐荀寅、范吉射，并把晋定公安置到军中，搞了一出春秋版的“奉天子以讨不臣”。结果，他们浩浩荡荡的去，丢盔弃甲的回，战败了。

此战的胜利，给了荀寅和范吉射极大的信心，决定尽起大军，讨伐晋定公。

明明是其他三家出兵，他们两人却把矛头对准晋定公，目的，应该是夺取晋定公，再以晋定公的名义发布讨伐命令，得到大义名分，反向来一出“奉天子以讨不臣。”

见他们两人准备这么做，从齐国逃亡而来的高疆极力反对，说讨伐国君是没人支持的，我就深受其害，与其做这种违背人心的事，不如利用智、魏、韩的矛盾，各个击破，到那时国君就是最大的战利品，事后怎么写总结报告，都随你们的意——

“二子将伐公。齐高疆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

但荀寅和范吉射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不听高疆的劝谏，随即起兵讨伐晋定公。

果然，晋国首都绛城的人民听说荀寅和范吉射讨伐国君，都把他们视为晋国的叛臣，纷纷揭竿而起保卫晋定公，并出城击败荀寅和范吉射的大军。而见到两人战败，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感觉反败为胜的战机已经到了，立即统兵追击，连战连胜。

荀寅和范吉射没有容身之地，被迫逃往朝歌（河南淇县），而赵鞅自晋阳回到绛城，和晋定公举行会盟，重掌晋国军政大权。

此后六年，晋国不断的发动平叛战争。

尽管齐、鲁、卫、宋、郑、中山等诸侯国甚至是周朝，都卷入晋国的内乱，而且都出人出物的资助荀寅和范吉射，但晋国凭借强悍的国力屡战屡胜，终于在公元前492年10月，赵鞅统兵攻破朝歌，次年9月又攻破邯郸，荀寅和范吉射逃往齐国，赵稷逃往临城（河北临城），后来下落不明。

为了报复各诸侯国支持两家、分裂晋国的行为，平定叛乱以后，晋国又连年出兵伐卫、伐中山、伐齐，让各诸侯国饱尝春秋第一大国的铁拳。

做为这一系列战争的统帅，赵鞅，建立了赫赫无双的功业。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会盟，试图取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赵鞅又辅佐晋定公参与会盟，并利用吴国出现内乱、吴王夫差着急回国的心理，一再拖延歃血的日期，为晋国争取主动权。

经过一番心理战术，晋定公得到第一个歃血的权力，晋国又一次成为名义上的天下霸主。

可以说，晋国复兴，赵鞅是有大功的。

到了这个时候，中行氏和范氏做为晋国的叛臣家族，已经有了浓浓的政治污点，再也不可能回到晋国权臣的第一梯队。而丧失权力的政治家族，日后的命运，必然是被其他家族兼并。

晋国六卿，至此削减为智、赵、魏、韩等四卿。

造成这样的结果，最重要的转折点，便是智文子荀跞决定拥护晋定公，中行文子荀寅、范昭子范吉射决定讨伐晋定公。

一念之差，家族的百年经营化为乌有，自此人妖殊途。

至于范皋夷，不过是背叛家族、背叛父亲的庶子，又有谁在乎呢？

尽管赵鞅重掌晋国的军政大权，但晋国四卿的纷争，仍然在继续。

韩氏历来是赵氏的追随者，魏氏始祖是晋文公时的猛将，从来没有执掌晋国国政，缺乏政治威望，所以此后能和赵氏争锋的，唯有联络其他家族拥护晋定公、击败荀寅和范吉射的智氏宗主荀跞。

早在击败荀寅和范吉射的时候，韩不信和魏曼多就提议召赵鞅回朝——“韩、魏以赵氏为请”，值得注意的是，智氏的荀跞，没有参与这一行动。

等赵鞅回到绛城，梁婴父准备挑起新一轮的政治斗争，便和荀跞说道：“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何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

安于，即董安于。

梁婴父的意思是，不杀董安于，晋国迟早是赵氏的，不如现在以董安于为借口，趁机讨伐赵氏？

梁婴父重提董安于，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借董安于的手，斩赵鞅的首。

因为按照梁婴父的逻辑，董安于明明知道荀寅和范吉射起兵的消息，却不向国家检举揭发，简直是晋国内乱的罪人。既然董安于是晋国的罪人，那赵鞅做为董安于的家主，岂不是更大的罪人？

这样一来，讨伐赵氏就名正言顺了。

听到梁婴父的话，荀跞不问是非，直接向赵鞅问责：“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也矣，敢以告”——荀寅和范吉射起兵的消息，董安于竟然能提前知道，你敢说他没有参与其中？现在荀寅和范吉射伏罪了，董安于怎么办，你自己定。

荀跞的话，可谓是杀人诛心。

如果赵鞅要保董安于，却又拿不出董安于没有参与叛乱的证据，那就要接受荀跞的问责，让“讨伐赵氏”名正言顺。

如果赵鞅不保董安于，便相当于亲手诛杀董安于，那以后谁还愿意追随赵鞅，为赵氏的基业做贡献？

不论怎么选，都有无穷的弊端。

从以上两件事来看，荀跞既不希望赵鞅回朝，也不希望赵氏延续下去，两次出手，都是不见血的杀招。

赵氏和智氏，自此有了无法化解的政治矛盾。

荀跞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但从赵鞅之前的作风就能看出，赵鞅同样不是善与之辈。

面对咄咄逼人的荀跞，赵鞅只能两权相害取其轻，选择了退让——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让咄咄逼人的荀跞高歌猛进，藏于幕后的赵鞅默默经营，一旦时机到来，便一击必杀绝不留情。

既然赵鞅选择退让，董安于就必须死。哪怕背负诛杀家臣的恶名，损害苦心经营的名望，董安于也必须死，否则就不能给荀跞一个交代，赵氏就无法真正安全。

于是，赵鞅把荀跞的话转告董安于，但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董安于非常聪明，立即明白了赵鞅的意思，回家就自缢身亡。随后，赵鞅把董安于的尸体放到绛城中心，让整个晋国的人都知道，他赵鞅诛杀了自己的家臣。

赵鞅的做法，属于自毁名望，从此以后，赵鞅唯一能做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巩固赵氏的地位，吞并整个晋国是绝无可能的。

而见到董安于的尸体，荀跞便明白了赵鞅的意思，选择与赵鞅和解——“知伯从赵孟盟。”

总的来说，政治功绩方面，赵鞅是胜利者，荀跞处于下风，权力斗争方面，荀跞是胜利者，赵鞅处于下风。

此后数十年，尽管赵鞅建立了赫赫功业，但赵氏家族是逐渐隐退的，智氏则凭借政治斗争的胜利，开启了高歌猛进的辉煌岁月，逐渐从晋国六卿的落魄家族，成为晋国四卿的最强家族。

赵鞅和荀跞的争锋博弈，可以说是互有胜负，而他们的政治继承人，也都继承了他们的政治风格。

赵鞅的嫡长子是伯鲁，幼子是无恤。

在决定谁做继承人以前，赵鞅准备了两支写满训诫辞句的竹简，分给他们两人，然后就不管了。再过三年，赵鞅突然问起，结果伯鲁的竹简已经丢失，无恤的竹简仍在，并能熟练背诵竹简上的训诫辞句。

对于无恤的做法，赵鞅非常满意，正式决定立无恤为赵氏继承人。

《资治通鉴》里说：“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但我觉得，无恤能随身携带竹简整整三年时间，说明他是一个谨慎的人，而谨慎正是赵氏需要的。所以赵鞅选无恤做继承人，不是因为他能背诵训诫辞句，而是因为他的谨慎风格。

赵氏宗主赵无恤，史称赵襄子。

荀跞的继承人是荀申，史称智宣子，荀申的继承人是荀瑶，史称智襄子。

荀跞为什么选荀申，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荀申选荀瑶，《资治通鉴》开篇就说了，看中的是五个优点——美髯长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惠、强毅果敢。

总而言之，荀瑶是相貌堂堂、文武双全、能言善辩、多才多艺的人，唯一的缺点是“不仁”，但荀申认为不重要，直接无视了。

可以说，荀瑶能做智氏的继承人，说明智氏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荀瑶的身上，希望用他的聪明才智，带领智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公元前463年，赵无恤和荀瑶爆发了第一次较量。

那年，荀瑶统帅晋军伐郑，郑军稍微抵抗一番，便退入新郑，凭借城墙拒守。

要破新郑，便要攻破城门，于是在某次攻城的时候，荀瑶招来随军出征的赵无恤，命令道：“入之”——上吧，把新郑的城门打下来。

荀瑶的命令，明显是让赵无恤送死，所以赵无恤拒绝攻打城门，说了一句：“主在此”——你是主子，应该勇冠三军，还是你去吧。

见赵无恤反驳自己的命令，荀瑶大怒，骂道：“恶而无勇，何以为子”——你长相丑陋，到了战场又没有勇气作战，有什么资格做赵氏的继承人啊？

赵无恤不卑不亢的答道：“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我做赵氏的继承人，无非是因为我能忍罢了，不惹事，就不会危害赵氏。

简简单单的四句话，完全暴露了赵无恤和荀瑶的处事风格，而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决定了赵氏和智氏的最终胜负。

智氏的势力强盛，荀瑶的能力卓越，这两者，逐渐推着荀瑶成为执掌晋国军政大权的权臣，即所谓的“智襄子为政。”

如果说智氏强盛和能力卓越，助长了荀瑶的骄狂作风，那么手握晋国权柄，进一步把荀瑶的性格缺陷无限放大，导致他成了一个无法无天、欲壑难填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荀瑶开始不择手段的发展智氏，削弱赵魏韩三家。

荀瑶的第一个目标是韩氏，具体做法是伸手向韩康子韩虎要地。

这么做，荀瑶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增加土地和人口，壮大智氏的势力，其二是试探赵、魏、韩三家的态度，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低头，做智氏臣子。

晋国六卿执政的时候，虽然有的家族非常强势，有的家族偶尔落寞，但总体能保持互相制衡的态势，从来没有哪个执政权臣，敢向另外一个家族伸手要地。荀瑶的做法，事实上打破了晋国的潜规则。

于是，韩虎非常抗拒，不想给。

但段规建议韩虎，不仅要给地，给的还要足够多、足够大——“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

什么意思呢？

段规的意思是，如果韩氏不给地，荀瑶便要出兵讨伐韩氏，得不偿失啊。不如满足荀瑶的欲望，进一步激化他的野心，那么他必然向魏氏和赵氏要地。等到三家都不满的时候，荀瑶便激起众怒，到时候三家一拥而上，完全可以消灭荀瑶，瓜分智氏。

段规是什么人？

他是郑庄公的弟弟、《郑伯克段于鄢》男二号共叔段的后裔。

可以说，段规提出这样的建议，那是深度总结了祖上的失败原因，得出的历史经验教训啊，百分百做到了历史照进现实。

于是，韩虎听了段规的建议，把一座万户人口的大城给了荀瑶——“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

荀瑶得到韩氏的地，非常满意，然后又伸手向魏桓子魏驹要地。

和韩虎一样，魏驹也不想给。

但魏相任章和段规一样，觉得一定要满足荀瑶的欲望，受害者群体越庞大，荀瑶的群众基础越薄弱，等到力量对比反转之时，就是荀瑶授首之日——“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

魏驹听完，便和韩虎一样，给了荀瑶一座万邑之家的大城。

两次伸手要地，两次都得到满足，可能荀瑶认为，韩、魏两家已经向智氏臣服，那么下一步便是向赵氏要地，逼赵氏臣服。如果赵氏不从，便集合智、韩、魏三家的力量，讨伐赵氏。

于是，荀瑶开口向赵无恤要地，而且指明要蔡县、皋狼县。

蔡县，即蔺县。

蔡县、皋狼县在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附近，而魏氏的都城在安邑（山西运城），赵氏重镇在晋阳（山西太原），韩氏的都城在平阳（山西临汾）。如果荀瑶得到蔡县和皋狼县，赵氏和韩氏、魏氏就被分割开了，荀瑶完全可以凭借智氏的强悍实力，各个击破。

荀瑶要蔡县和皋狼县，一定是刻意为之的。

蔡县和皋狼县做为赵、魏、韩三家的战略枢纽，地位有多么重要，赵无恤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赵无恤直接拒绝荀瑶。

赵无恤拒绝给地，荀瑶有了借口，便出兵伐赵。

荀瑶来攻，赵无恤就跑到晋阳，准备利用晋阳“政通人和”的条件坚守，等待事情出现变化。

随后，荀瑶统帅智、韩、魏三家兵马抵达晋阳，并掘开汾河倒灌，晋阳城墙只有六尺露出水面，荀瑶再坚持一段时间，晋阳就破了。

但就在这个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荀瑶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荀瑶和韩虎、魏驹乘船巡视晋阳外围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

当初伸手要地的时候，韩虎和魏驹就不满意，给地也不是臣服，而是希望捧杀荀瑶，再等待机会消灭荀瑶。但因为家族实力的限制，他们都不敢做反抗荀瑶的第一人，甚至在潜意识里，他们可能仍然抱有侥幸，寄希望于荀瑶不要彻底消灭他们。

现在听到荀瑶的这句话，韩虎和魏驹的神经瞬间紧绷，立即想到平阳紧邻绛水，安邑紧邻汾河，荀瑶能掘开汾河倒灌晋阳，下一次岂不是可以掘开绛水倒灌平阳、掘开汾河倒灌安邑？

想到这里，韩虎和魏驹彻底绝望了，随即，他们的脑海中同时萌发了一个想法——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战！

和赵无恤的晋阳兵马里应外合，共同消灭荀瑶，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为止！

生死、成败、荣辱，在此一举！

就这样，荀瑶的一句话，彻底帮韩虎和魏驹下定决心，把赵、魏、韩三家逼到同一条战线上。

韩虎、魏驹要和赵无恤合作，但有一座城墙阻隔，无法直接建立联系，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张孟谈。

赵无恤退到晋阳，目的就是用空间换时间，等待战局出现变化。而那个唯一可能出现的变化，便是韩虎和魏驹转变态度，和赵无恤一起夹击荀瑶。

赵无恤判断，韩虎和魏驹一直被荀瑶欺辱，赵氏灭亡等于削弱他们的潜在同盟，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仍有退路，他们未必愿意破釜沉舟，但现在晋阳即将陷落，韩虎和魏驹就必须做出最后的决定。

也就是说，晋阳陷落前夕，是赵无恤和韩虎、魏驹谈判的最佳时机。

于是，赵无恤命张孟谈悄悄出城，约见韩虎和魏驹，说道：“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

韩虎和魏驹说，我们知道啊，但如果谋划泄露，荀瑶会立即杀我们的。

这是一句试探性的话。

因为韩虎和魏驹无法确定张孟谈的身份——张孟谈是愿意为赵氏牺牲的忠臣，还是卖主求荣的小人？所以韩虎和魏驹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既不拒绝，也不同意，等待张孟谈给出解释。

韩虎和魏驹的意思，张孟谈听懂了，于是他说道：“谋出二子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这件事只有我们三人知道，尽管放心。

言外之意是，如果我被荀瑶抓了，宁可自尽，也不会吐露一个字。

听到张孟谈的保证，韩虎和魏驹选择相信，然后和张孟谈约定了出兵日期。

等到了约定的出兵日期，赵无恤命人悄悄出城掘开河堤，汾河水瞬间倒灌荀瑶的军营，随后，赵无恤亲统赵军冲击荀瑶大营，韩虎和魏驹指挥韩、魏军左右夹击，荀瑶统帅的智军兵败如山倒，大败而逃。

但赵无恤、韩虎、魏驹根本不给荀瑶喘息之机，不做休整便开始追杀荀瑶的败军，直到诛杀荀瑶、屠灭智氏为止——

“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

至此，赵氏隐忍数十年，一举实现了绝地反杀，赢得晋国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曾经威名赫赫的晋国六卿，也只剩下赵、魏、韩三家。

智氏族灭以后，智氏的城池、田地、人口都被赵、魏、韩瓜分，三家的实力膨胀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史记·韩世家》里写道：“康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

韩氏是晋国三卿中实力较弱的，就这，韩氏的地都大于普通诸侯，可想而知，魏氏和赵氏的地有多大。

这就意味着，晋国三卿的野蛮生长阶段结束了，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而在一个组织的成熟阶段，任何动作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以做事要考虑方方面面，绝不能孟浪。

对于晋国三卿来说，与其继续付出巨大的成本互相兼并，不如巩固胜利果实，并争取法律的承认，把桌子下面的东西拿到台面上来，光明正大的行走世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幸存下来的晋国三卿，便没有爆发更大规模的政治斗争。

此后数十年，赵、魏、韩三家的根基越来越深厚，晋国境内再也没有挑战者，就连晋国国君仅有的土地，也被三家瓜分殆尽。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颁布诏书，任命晋国的赵籍、魏斯、韩虔为诸侯。

魏斯是魏桓子魏驹之孙，史称魏文侯。

韩虔是韩康子韩虎之孙，史称韩景侯。

赵籍是赵襄子赵无恤的侄曾孙，史称赵烈侯。

原本赵无恤有五子，但他觉得兄长赵伯鲁是嫡长子，本来应该做赵氏继承人，只是因为自己有“谨慎”的性格，才被父亲赵鞅选中。现在智氏族灭，赵氏不再有灭族之灾，那么谨慎便无用了，赵氏应该还给兄长赵伯鲁一系。

于是，赵无恤在临终前，把赵氏宗主的位置传给赵伯鲁之孙赵浣，赵浣又传给赵籍，接受周威烈王的册封。

有大功而不贪权，无论能力还是人品，赵无恤都对得起赵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