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王炳章生日快乐！纪念他入狱22年，旧文重贴

今年是王炳章入狱22周年，12月28日是他77 岁生日（维基百科显示是12月30日，万维读者网本文编辑注）。今年与往年不同，全球发起了自他入狱以来最大规模的纪念与庆生活动。

22年倏忽而过，狱中的磨难是度日如年。

我们对炳章在狱中的情况知之甚少，能见到他身影的只是一张穿着囚衣，坐在小板凳上回头仰望的照片。

炳章是基督徒，他背着中国民主自由的十字架，经过22年的牢狱，曾经遭受过诟病的他已经成圣，成为当之无愧，一致认可的举旗人，带路人，领袖。

在此祝他生日快乐！

更盼望着早日出狱回到我们中间。

陈维健

（炳章住在我家，他平易近人，又会讲故事，还会逗孩子玩，当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只有二岁）

炳章被中共绑架入狱、判了无期，转眼就是三年。这三年来的牢狱生活炳章是如何渡过的，我不敢设想。从中共把他关押在广东的地方监狱来看，中共是想致炳章于死地了。因为象炳章这样在海外颇知名的民运人士，何况又是要犯，一般都应关在北京，以防地方的狱头不慎把他当作普通犯人给打死了，免得上面需要做政治交易时而拿不出人来。可见中共对炳章是铁了心，把他当作心头之大患。因此，他在狱中的磨难更为深重。每想到此，心中的痛就油然而起。

我知道炳章的大名是在认识他的十多年前。那时我还在国内，是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他的名字的。他在加拿大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放弃了回国等待着他的大好前程，毅然在美举起了反对中共专制的民运大旗。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和国内一帮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精神为此一振。经过这么多年在黑暗中与中共的抗争，终于有了民主运动的举旗人。不过当年在国门还没有完全打开的中国，美国传来的声音，对我们这些普通的青年人来说还是那么的遥远。

一九九一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不久，我来到了地处海角天涯的新西兰，虽然新西兰在地理位置上与美国依然很遥远，但新西兰是和美国同样的民主社会，由于资讯的开放，新西兰和美国又是十分地接近，我可以时常地追踪到炳章在海外的活动。到新西兰后不久，我和我的兄弟办起了一份报纸《新报》，宣传自由民主理念，批评中共的一党专政。虽然当时我们和海外的民运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我们的精神依托却是中国的海外民运。对于王炳章在海外的活动比之于其他人有着更多的关心。当我得知在美国的民运圈出现倒王风波，炳章不仅被排除出当时民运的领导层，还离开了他所创办的“中国之春”杂志时，我为之扼腕痛惜。但由于当时我和海外民运没有多的联系，所以对事情发生的由来并不清楚。在这以后他似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时有他的消息传来。

一九九九年“亚太高峰会议”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召开，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中共主席江泽民都要来此参加峰会，而且还要举行“克江会谈”。当时有一位资深的民运人士潘晴已来到新西兰，我们在一起酝酿组织对应的抗议活动。他和炳章是风雨同舟多年的老战友。他告诉我炳章要到新西兰来，参加抗议江泽民的到访，想让我们《新报》接待一下，住到我家。当时我刚刚买了房子，炳章要到新西兰来我当然是由衷的高兴。

在“亚太高峰会”召开的前几天炳章到了奥克兰。我们将他到达的消息告诉了当时已云集在奥克兰采访亚太峰会的一些媒体。台湾“东森电视台”的两名记表示愿意和我们一起到机场去接机。虽然炳章到达的时间已是凌晨二点，但这两位记者的敬业精神却让人尊敬，十二点就到报社来作准备工作并和我们一起出发。那位女记者只有二十多岁，扛摄影机的记者也只是三十零一点的小伙子。他们在采访炳章前，先从我们这里了解了许多他的背景情况。那天我们在机场候机良久，迟迟不见炳章出来，我们怕出事情了，会不会新西兰政府在中共压力下不让炳章入境？为此，我们与东森记者说好，如果一但确定新西兰政府不让王入境，我们马上就在机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在我们正焦虑之时，炳章从里面出来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穿了一身运动装，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长途旅行的疲倦。我们上前与他握手，他脸上的笑容在随意中显得十分地亲切。虽初次见面，却象多年的老友。我们握手问好后，他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整理了一下衣着立即接受了采访。后来炳章说不知道这么早会有记者前来采访，要不然他在飞机上就换上西服了。炳章是很讲究礼仪的人。他说坐飞机怕弄皱了西服，所以都是穿运动服的，这样在机上可以随意放松、好好休息，这是他这些年来在世界各地奔波得出的经验。

炳章到纽后，开始了从演讲到接受世界各大媒休采访等一系列的活动。当时奥克兰聚集了世界各大媒体采访亚太会议的记者，由着他的到来，使这次亚太高峰会议以外，媒体上又多了一个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新闻焦点。他在三十几个国家NGO组织反对亚太峰会的“自由论坛”上，面对各国代表、新西兰的民众和蜂拥的记者，发表了有关中国民主运动的演讲，他纯熟的英文水平和演讲的激情迎来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大会主持人由此让他演讲延长了十分钟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他演讲的风彩。在亚太峰会新闻中心，我们《新报》申请到了三张会议采访的记者证。炳章得知后非常的高兴，他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记者的身份，直接兵临城下，来一次与江泽民的面对面的抗议，面对国际社会，当面向江发难，提出中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原计划曾考虑在江举行记者会时进行，但后来还是决定在江到达奥克兰机场时给他一个下马威，拉开横幅、撒出传单、制造事件。以此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民主状况的关注。

1999 年9月11日这一天，对于中国民运，对于《新报》来说都是不平常的一天。这一天奥克兰蓝天白云、阳光灿烂、金风送暖，市区的所有大酒店都是彩旗飘扬，车来人往，市区的主要街道比平时也热闹了许多，一队队有着不同政治、经济、文化、人权、环境等诉求的队伍开始在市中心集结，并在大街上扯起了横幅、举起了标语，民主和自由的气氛流动活跃在整个奥克兰。

上午十时左右，江泽民乘专机即将到达奥克兰，而江泽民的行程是下午二时，在新西兰总督府与克林顿举行中美高峰会谈。在他还没到达之前，我们《新报》和亚太峰会新闻中心的记者们已乘新闻采访车，从新闻中心出发集体到达了奥克兰机场。这一天的采访保安非常严密，所有到机场的记者，在出发前都换发了特殊的采访证（可以进入禁区）。并经过两道安全检查门。作为《新报》记者进入机场的除了新报社长陈维明，还有为了执行这次行动而变成了“特约记者”的潘晴与另一位摄影师王小选（现在他是新西兰ACT的国会议员）。

潘晴这一天身穿黑色的风衣，拿着盛放传单和标语的黑色手提包，担负第一线的行动，准备在江泽民下飞机时拉出横幅撒出传单。而炳章与我在家中指挥。炳章坐在沙发上拿着电话，一边观看电视播出的欢迎江到访的实况新闻转播，一边与在机场行动的人员联系，大有运筹于帷幢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的将帅风度。我们对江泽民下机那一刻所要出现的那一幕感到兴奋。就在我们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出现时，电视实况转播突然中断、跳出了广告。

我们立即觉得情况不对，再打电话过去时手机出现了录音。我们知道机场那边一定出事了，但当时还不知道是因我们拉开了横幅撒了传单才停止转播的，还是出了其它什么事情。事后才知道，当时潘晴已成功地进入了停机坪迎宾红地毯专区（就在新西兰总理谢普莉丝和香港特首董建华的边上）。在江的专机即将降落前的一刻，他被现场负责保卫江泽民的中共特工发现，由于他并非是《新报》的记者，而是一位资深的、对中共有着很强威胁性的民运人士，而且又发现他手持黑皮包。由于时间紧迫、问题严重，中共特工们立即拉开扇型架势，几个“大内高手”寸步不离地围住了潘晴，并不得不通知江的专机暂时不要降落，现场气氛一度非常紧张。在中共的强烈要求下，由新西兰的警察将潘晴请出机场停机坪。而新西兰的警方要请一位记者离开采访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是请示了最高当局后才执行的任务。潘晴是被新西兰顶级警卫“蓝衣队”请出场的。当警方在机场警卫处要求潘晴打开黑皮包，显出传单和横幅时，新西兰的警官们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对潘晴说：“先生，你的这几张纸片可让我们大大的紧张了一阵，呵呵！我们还以会是炸弹呢！”。不过在一旁的中共特工却是倒抽了一口冷气。他们明白如果在江下机时，这些传单和横幅出现在江的面前，当这些画面通过众多国际媒体的实况转播传到全世界时，后果是如何的不堪设想，它起到的政治作用可不比炸弹威力小。当潘晴等人被扣留后，江的飞机才徐徐降落，时间为此比原定的晚了半个多小时，克江会谈也为此推迟了。

事后警方没收了他们的记者证，虽然新闻中心的记者部主任一再声明：没收他们的记者证，是非法的。但是警方在中共的压力下还是没收了。不过新西兰政府为此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总理谢普莉丝被指为了讨好中共，指使警方干涉新闻自由。最后由国会通过议案让警察部长向公众作公开道歉，不过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了。这次机场抗议江泽民的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也给了中共一场不小的惊吓（电视中，老江下飞机时脸色铁青，欢迎仪式都从简了。害的一帮亲共马屁侨领白等了几个小时，江与随从理也不理这帮人便匆匆离去。）事后听与中共内部有关系的知情人称：中共大内安全头目由贵喜说：没想到我们差一点儿在新西兰这个小地方翻了船。而在这以前民运的抗议活动都只能远远地站在被警察所设的安全线外，没想到新西兰的民运因为有了报纸这个媒体平台，竟堂而皇之地挂着记者证钻到最前沿来了。想来这次事件也是炳章成为中共心头之恨的一个重要原因。炳章事后也很后悔，他检讨自己说，他心急了一点，如果把这次抗议活动按排在为江泽民专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可能就成功了，效果也会更好。从机场抗议事件中，让我感到炳章是一个有胆识、能抓住时机的人，一但出现问题时，也是一个敢于检讨自己的人。

在炳章访问奥克兰期间，新西兰一份亲共报纸，刊登了一篇攻击炳章的文章，该文说，王炳章在到纽以前访问过台湾，他所参与的“中国民主党”经费来源是台湾政府给钱的，王炳章已是台湾政府豢养的一条走狗。不错，王炳章先生确实在到新西兰前访问过台湾，但他到台湾没有拿一分钱。王炳章告诉我说，他这几年来是靠他在加拿大的弟弟来养他从事民运的。我打趣地说，当年孙中山靠他的哥哥卖牛支持搞革命，你靠弟弟卖什么搞民运呢？你们两人搞革命正是如出一辙，难怪你要走孙中山的路线了。

在民运中王炳章是走孙中山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著有“重建中华民国”一文。王炳章这次来纽经济上非常的拮据，他来纽的飞机票钱也是我们在纽的几个朋友凑的，我们也没按排旅馆，而是住在我家里，虽然他生活上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但是为了民运他却能东宿西住在朋友家中。而民运朋友的家中往往都不宽裕。王炳章住在我家时，我家的一个房客和我老婆都很喜欢他，他平易近人，又会讲故事，还会逗孩子玩，当时我的第二个孩子只有二岁，他每天总要抱抱他亲亲他的小脸。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身体，他早上不喝牛奶，喝一杯果汁，洗完澡要喷上香水，西服总是熨得毕挺，我老婆还嬉称他是“腐败民运”——真不知道已穷到这份上的民运还能拿什么来腐败？

在谈到民运与台湾关系时炳章告诉过我，他曾经确实受到过台湾方面的支持，不过那时在蒋经国时代。炳章在对我说起当年蒋经国先生对民运的支持时有一种难言的激动。他说当年他在美国招开记者会宣布发刊“中国之春”杂志，蒋经国先生派人来和他联系，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对“中国之春”经济上的支持是无条件的， “中国之春”也可以批评国民党，因为国民党也有许多错误，要不然也不会被共产党打败。当时蒋经国先生已开放党禁、报禁准备进行民主选举。所以蒋经国的代表对他说，国民党的目的是民主统一中国。不过后来由于蒋经国的去世，台湾在政治开始转向台湾独立，而炳章在政治上是坚决不支持台湾的独立路线的。炳章在他的文章中也说到过：“近年来台湾政权逐步放弃了中华，从而使台湾政府不再对他的支持。他这次到台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台湾政府说我们不能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你们推翻贵国政府，这种说法是非常离谱的，台湾政府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是天经地义的，应该是无条件的，因为台湾当年从中国大陆退守到台时，拿走了大量的大陆黄金，这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这些黄金的利息就够中国搞民运了”。炳章说他的采访发言刊登出来后，台湾政府大为光火，把他列入了禁止入台的黑名单。这个情况中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中共为了把民运打成台湾独立的支持者，从而引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有意的抹煞这一点。

炳章在我家时，他时常给我讲一些民运的往事，我知道他这些年来因搞民运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他却很少谈到他的这些委屈，在谈到其他民运人士时，他也从来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他的这一品质，在内斗很激烈的民运内部，真是难得见到。炳章在民运中是一位温文尔雅之士，也许这来自他多年的西方教育。我常常想，如果有一天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了，他一定能在中国的外交关系上树立起很好的形象。炳章来纽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他对新西兰是非常有感情的。他早晨起来总是喜欢坐在我家的阳台上，面对园子里的那一块洒满阳光的绿草地说，有一天中共专制政权被推翻了，我要到新西兰来养老，写写回忆录。炳章回去后，我们“新报”因着与亲共报纸的一场官司，涉及到该报对炳章的攻击一事写信给他，他不久就回信：

潘晴、维健二兄：

多谢你们的关心。原本对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我是不屑一顾的，但读了你们的信，经思考同意你们的建议：诉诸法律，主要以正视听。现在写一封委托书给你们。（委托书另一页）

我目前集中精力致力于国内的工作，对海外的纷争深觉厌恶。“民主党”本来是一面新有旗帜，但“民主党”在海外分成二个（或三、四个）之后，我非常难过。我做了大量的劝合工作，但力不从心，我感到对不起国内坐牢的同志们。
今后，我致力于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立的工作，在未来民主中国的蓝图方面下些功夫。
二、国内有实质意义上的联络建点。
三、在海外独立自主地搞一些经费，力所能及地支援国内。

当然我也在思考民运的新出路。
十分想念新西兰，………那块海外的民运净土。
问维明小选等朋友好！

炳章2000、11、29

读了炳章的来信，让我感到他对海外民运状况深深地无奈和痛心，也让我感到这位首举中国海外民运义旗的战士，那种对中国民主事业的拳拳之情跃然于字里行间。炳章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他在写了这封信以后去了泰国，在泰国时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给我们来过电话，让我们知道他在按照他所说的义无反顾地去做……直到他去越南时被中共绑架。我们知道他去越南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筹措一笔民运经费，而这笔经费也许就成了诱捕炳章的鱼饵？令人叹息不已……

炳章时常为没有做好海外的民运工作，感到对不起国内坐牢的朋友，现在他成为他们的难友了。他为中国的民运已付出了现有的一切。在沉重的牢房里他的心也许会轻松一些。他在监狱中，面对被铁栏栅分隔的天空，也许会很怀念蓝天白云下新西兰的那一方绿草地。虽然他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但是我在想：吉人自有天佑，他一定不用把牢底坐穿的。

到那时，新西兰的阳光和清风将会迎接他的到来，面对呼吸着自由空气的芳草绿地，为他把酒迎风论英雄。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来临。

陈维健
26/05/2005于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