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八千万官员 当待割的韭菜

2024年走到了尾声，2024年中国经济大萧条，2025年将会如何？今天的节目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电影《让子弹飞》里，葛优说：你收谁的钱，穷鬼的钱吗，穷鬼哪有钱？姜文：要收就收富人的钱。

这不，2024年一个新的官家单位雄赳赳气昂昂地现身了——“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这种震撼感让上市公司老板们、民营企业家们胆战心惊，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像罪犯，心里盘算着刑期。被拖欠工资的大檐帽们——警察们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开启了更直接有力的“远洋捕捞”，从此省跑到彼省，把企业家蒙上脑袋塞进车就带走。小米创始人雷军曾经的一名手下、开发游戏的软件高手、年仅47岁的壮年就被绑走，被审讯成了尸体。人死了大半年，至今没个准确的死因。

而这对中共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1953年到1956年，全国开始倒查税，也就是著名的“三反五反”，很多老板没钱交税，于是被抓或自杀。

《让子弹飞》里，官家收百姓99年的税，2024年中共国发行了五十年超长期国债。2074年才还钱，2074年还有中共国吗？

收割完上市公司和民企的钱，收割完百姓50年的钱，中共的镰刀斧头还能砍向哪里呢？不着急，还有8000万吃皇粮的肥肥硕硕的一大群挺拔的“韭菜”在那里等着呢。

中国经济大萧条，如果还对台湾发动跨海登陆战，军费从哪里来？

旅澳法学家袁红冰近日特别披露了习近平在经济大衰退的情况下筹集秘密军费的特殊办法。

他表示，“2025年中共必然进一步恶化，经济大衰退势必还要引发另外的一项次生效应，那就是习近平为发动台海战争而逐年增加的，几乎于公开宣布的军费数额相当的秘密军备费用，已经难以从中共经济的增长指数中得到支付。

“据中共红二代中反对习近平的人士透露，中共军队在2025年，准备增加100枚用于战备执勤的核弹头，使战备执勤的核弹头的总体数量增加到1100枚，然后轰-20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和歼-35隐形战斗机，也要投入现役序列。海军的战略潜艇部队和海面两栖战斗舰，也要在临战之前加速发展。

“可是这些秘密战备军费将从哪里来获得呢？习近平的办法就是要把官员、特别是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官员，借反腐的罪名当做存栏的肥猪加以宰杀，没收他们一生做官累积的巨额财富，充作发展军国主义的秘密经费。

“北京官场传言，习近平是把全国百姓当韭菜来割，把8000万吃皇粮的公务人员当做存栏的肥猪来杀。习近平如此作为犹如是饮鸩止渴，势必进一步激起官心动荡、官愤沸腾、官怒冲天。这也就为中共暴政内部矛盾，在2025年进一步激化在添柴加火。”

中共从对企业家到对官员的收割，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评论员黄榆给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中详细谈到了。

黄榆在文章中描述了，2024的年底，中国的社会气氛沉闷、萧索到了极点，在大城市的中心见不到圣诞树，在中小城市商铺关闭，在南方的工业园区更是少见的冷清，是几乎所有社会各阶级的萧索。现在包括国企高管在内的官僚阶级们也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官不聊生。现在的中国社会，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有润的、撞人的、跳楼的、木然的。

这就是通货紧缩下的中国社会。

人们在年底的各种私人聚会上无所顾忌地破口大骂，当下的社会不满程度已经超过1976年的情形，一时间真有“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士农工商皆患难的共情。而这种共情或许是革命来临前的集体绝望。

而更多的年轻人则转向“求仙”。他们不仅在上下班地铁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奇幻小说，也热衷各种修炼法门，尝试从求签问卜到占星塔罗，在中、西的宿命论中寻求一点启示和安慰。过去两三年，风水、算命和道教信仰都在复苏。

而那些庞大的官僚群体们，好像也突然意识到了：在党国体制内越走越窄的攀附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天网，随时可能被整肃，被党宰割。连那些致力于党内游说、游走于政商之间的公关人士也被动辄扣上“政治骗子”或者海外间谍的帽子，而几个偶尔呼喊的知识分子也被迅速掐住了软肋。

按照中纪委的统计，仅仅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之间的十年间，就有超过400万官员被查处，二十大之后的几年还有扩大趋势，远超过文革十年期间，中组部后来公布共有230万干部被迫害的情形，实在触目惊心。

首先是中纪委在各地方对省市级官员进行持续的拉网整肃，即使退休官员也不能幸免。来自北京的纪委干部们的口头禅之一是“不相信党内还有清廉干部”，而他们所用的酷刑手段甚至远超公安系统，大有昔日东西厂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对那些居然能够挺过半年拷打的官员们来说，即使查无实据、自证清白也难以走出双规点，需要家属缴交至少数千万现金资产后才得以身免。而地方纪委、中央纪委和地方官员们三方早就形成了分赃默契，允许地方纪委收取被查处官员大头赃款然后划入地方财政，只留少数贪腐金额作为从轻定罪依据，以此激励贪腐官员们积极交代、退赃。

当然，与此同时，各部门、地方要求行业性系统性地集体退赃，如退回奖金、红包、贿赂款等，已经在医疗、教育等高危行业进行了两年。纪委系统为面临严重赤字危机的中央财政填补窟窿的意图十分明显，而此种反腐方式又颇有养腐自重、养腐收割的荒诞意味。

其次，与纪委系统在体制内部的静悄悄拉网形成对照的，是各欠发达地方公安系统对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家的围猎。这些面临地方经济下滑、财税收入不足的地方政府正在中央的转移支付体系之外，进行跨省的“远洋捕捞”。

跨省的“远洋捕捞”受害最深的是浙江、广东等省。这些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公安部门不得不积极扮演起地方保护人角色，要么干预这些外地抓捕行动，要么在企业家们报警后抢人、进行“保护性抓捕”。而所谓的首善之区的北京也不能幸免。此外，类似河南鹤壁警方对本地企业家许双军的长期羁押、野蛮审判和没收全部财产的做法，更是普遍。

如果对比稍早2016年北京东小口派出所对中产阶级雷洋的随机围猎、2018年重庆对企业家李怀庆的抓捕和重判、2020年河北保定对孙大午采取全包圆式的侵吞，不难看出，这一轮针对资产阶级的打击确实堪称捕捞。不再是针对个人的，或者有着指标性、政治性导向，而是面向特定群体的敲诈，以打土豪的方式进行资产收割。只要该企业账上现金充裕、家族财产雄厚，那么无论该企业在外地还是本地，都可能进入内地公安的竞争性掠夺范围。这种针对财富群体的掠夺范围之大，甚至包括安徽公安对一些网络写手的逮捕，大有打土豪扩大到中富农的态势。

理论上，这一态势，确实应验了经济学家向松祚几年前在一次面对企业家的演讲，“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在最高领袖“坚决不改”的背书下，在刮净地皮的困难中，几乎所有内地边远省份都把国家暴力的看得见的手伸向了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五省市和私人企业家群体、中产阶级。这是在城市，而小县城情况是更加糟糕。

有人在网上爆料说，跟在县城老家的高中同学聊天，被告诉他们单位薪资从2000降到了1500，生活越来越难了。只能各种节省，平时下班了再去跑跑外卖补贴家用。而且不只是他们编制单位，县城的好多商铺都大批量地倒闭，大型商场纷纷要不关门，要不缩小店面，出来消费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看来，中共国里面，县城逐渐沦为社会的边缘。可能以后的县城渐渐也会变为曾经的乡村的样子，不相信的话来看看一组数据：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每个县城平均的常住人口只有39.92万人，而年轻人的流失率达到了30%以上。更重要的是，留下来的年轻人基本上也是被迫不得不留下，因为他们没有走出去的能力。所以一个小县城，年轻人流失三分之一，剩下的多半是老弱病残或者幼小孩童。因为在县城里，好的工作机会都被关系户霸占着，在县城考编制，一个县也就十来个名额，早就被关系户占到了后面十几代？一般人根本没有机会。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通缩的严峻时刻，失去几乎任何约束的权力暴力却在无限扩张、泛滥，权力对各阶层的私有财产进行致命的捕捞。无论这些有产者是现金、财富、社会关系的拥有者，还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无以言安。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文革已经悄悄开始，中国人民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浩劫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