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总理辞职，全球左翼政策破产的又一明证

贾斯汀·杜鲁多辞职标志着加拿大政治舞台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不仅反映出他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更是全球左翼政策全面破产的又一明证。杜鲁多在首都渥太华发表声明称：“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必须打内部斗争，我就不可能成为那次选举的最佳人选。”他将继续担任总理，直到自由党选出新领导人，而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月。他还提议暂停本届立法会，以避免议会进行不信任投票。然而，这样的拖延战术不过是试图为自己挽回最后一丝颜面。

杜鲁多的辞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左翼政治风潮在加拿大走向低谷的缩影。这股风潮曾在20世纪中叶掀起巨浪，从罗斯福的新政到英国的工党政府，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政策在战后重建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然而，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很快在繁荣的经济环境中变得不再突出，变成了被滥用的工具。随着冷战结束，左翼政策逐渐偏向“觉醒主义”，以道德至上的姿态推行激进改革，但现实却一次次证明这些政策脱离经济和社会的实际需求。

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政策逐渐在意识形态化的道路上迷失方向。从美国到欧洲，类似的进步主义改革在实践中遭遇了挫败。在美国，拜登政府的移民和气候政策同样面临强烈反对。高额的绿色能源投资和碳减排承诺在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被视为远离现实需求，招致选民不满。在法国，马克龙推行的“环保燃油税”引发了“黄背心运动”，不仅摧毁了政策本身的初衷，更动摇了政府的执政根基。在传统的左翼大本营北欧国家，瑞典和芬兰近期的政治转向也显示，越来越多的选民更加关注移民控制和经济现实，而非抽象的社会正义议题。这种全球趋势表明，“觉醒主义”不仅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反而在某些情况下加剧了社会裂痕。

杜鲁多的政治崛起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潮流之上。他凭借其父亲皮埃尔·杜鲁多的名声和自己年轻、有活力的形象，带领自由党在2015年夺取执政权。杜鲁多父子在加拿大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两人的政治遗产却鲜明对比。皮埃尔·杜鲁多在1968年上台时，被认为是加拿大现代化的象征，但他推行的政策也埋下了联邦债务高企和区域矛盾的隐患。贾斯汀·杜鲁多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些问题，他的政策不仅未能缓解经济困境，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随着川普在美国重新掌权，杜鲁多成为加拿大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软弱无能导致自由党的地位被削弱，国家经济前景不明。川普承诺采取包括对加拿大进口产品征收25%关税的强硬措施，直接击中了杜鲁多政权的软肋。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鲁多的辞职显得毫无意外。他的领导风格不仅未能给加拿大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而使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杜鲁多是最新一位被选民强烈反对的进步政治旗手。他所倡导的政策，包括激进的气候政策和宽松的移民政策，不仅未能改善经济，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和住房短缺的问题。加拿大选民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政策不过是空想主义的产物，不但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反而在疫情后全球经济普遍疲软的背景下进一步拖累了国家的发展。上个月，一直支持杜鲁多少数党政府的左翼新民主党宣布撤回支持，这让杜鲁多的权力控制变得更加脆弱。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几天前辞职，同样是对杜鲁多的不信任投票。弗里兰因反对杜鲁多的支出提案而离开政府，这一事件表明，就连他最亲密的盟友也对他的领导能力彻底失去了信心。

自由党内部的不和也进一步暴露了杜鲁多政策的根本性失败。自由党议员韦恩·朗坦言，杜鲁多领导下的自由党在政治光谱上过于左倾，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不想使用‘觉醒主义’这个词，但我们在以道德权威身份出现，人们对此感到厌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但现实很残酷，有时现实很糟糕。”朗的评论道出了自由党失败的根源——过度依赖意识形态和“道德优越感”，最终疏离了普通选民。

杜鲁多政府对物价上涨的误判堪称灾难。他推进碳税增加的政策，原本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但实际上却给加拿大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加拿大有4000万人口，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比不到1.7%。杜鲁多却为了追随气候变化理论的所谓“道德正确”，不惜惩罚自己的人民。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放着地下丰富的石油资源不采，反而屈从于“气候变化宗教”，最终只能忍受通胀、赤字、失业和货币崩溃的困境。这种做法无异于自我毁灭，完全让人无法理解。民调显示，杜鲁多的支持率跌至约20%，自由党落后保守党20多个百分点。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选民对经济低迷、犯罪率上升和社会问题激化早已忍无可忍。

川普的强硬态度更是让杜鲁多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无能。当川普威胁对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25%关税时，杜鲁多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而是试图通过在海湖庄园与川普共进晚餐来求情。据报道，他甚至表示关税将“彻底摧毁加拿大经济”。川普则冷嘲热讽地问他：“除非从美国榨取1000亿美元，否则你的国家就无法生存？”杜鲁多软弱的姿态不仅没有赢得任何谅解，反而进一步让他显得不堪一击。川普对杜鲁多的评价极其不屑，甚至嘲讽他为“伟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长”。这一切让杜鲁多的辞职变得顺理成章。

杜鲁多辞职背后，是全球左翼政策在现实面前全面崩塌的缩影。从美国到英国，从加拿大到欧洲，左翼政策在疫情后经济衰退、高通胀和移民危机的背景下正遭遇普遍反对。选民对“觉醒主义”的忍耐达到了极限。飙升的犯罪率、环境的肮脏、失业率的攀升以及非法移民问题的加剧都在告诉人们，所谓的进步主义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

进步主义正在世界各大民主国家中退潮。“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一语道破左翼政策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你最终会花光别人的钱。加拿大的资源丰富本应让它成为一个繁荣的国家。然而，在杜鲁多的治理下，加拿大却像委内瑞拉或阿根廷一样，被自以为是的政策拖入困境。他辞职的决定，是对其领导力彻底失败的无言承认。正如罗马讽刺作家尤维纳尔所言：“幸运女神偶尔开玩笑，会把某些人从街头捡起，抬到权力的顶端。”杜鲁多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的辞职是加拿大选民的一次胜利，也是觉醒主义的一个重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