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子到底有多开放？

我们总是对历史有一种抹不去的单一印象：唐代是开放的、宋代是文弱的、明代是压抑的……这些直观印象来自于现代和历史的距离感。

一个曾经历时300年之久的唐代，只用一个“开放”就能全部概括吗？让我们走进历史，探寻唐代社会真相。

我们不妨拿自己的时代来想想看，如果用两个字定义我们自己的时代，也许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很多分类印象：今年和去年是不同的、上流社会和工薪阶层是不同的、上海和乌鲁木齐是不同的、巴黎时尚和北京品味是不同的……我们无法仅用两个字囊括这些深深浅浅的色块，那么一个曾经存在过的，历时300年之久的时代，当然也是同样复杂的。

身体的暴露，既不是不可触犯的禁忌，也不应是刻意追求的噱头，真正使人惊艳的，是唐代女子中流露出的自然与自信。

“开放”的唐代女子

在许多古装影视剧中，武则天豪气盖世，从头到脚透露着欲望与侵略性；杨玉环美艳无双，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丰腴肥硕之美的象征。她们出场的时候，衣衫半遮半露，穿的甚至比现在的女性还要暴露。

这样的形象，可以代表唐代的女性吗？

考察一下考古出土的图像，似乎也有这样的印象：懿德太子石椁上的女仕“胸前瑞雪灯斜照”，博物馆展柜里的唐三彩女俑风姿各异，传世名画中也是如此，比如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薄罗衫子透肌肤”。

▲陕西省西安市高楼村盛唐时期墓葬出土的这件女俑是唐代妇女体态丰盈、衣着露胸的代表。供图/文物出版社

材料里的女人，以多彩而袒露的服装，拼凑出大唐气象的开放辉煌。她们不是艺术作品的虚构，而是真正的历史定格。然而，更加严谨的人总会继续追问，这些定格的女性形象就能真正代表延续近三百年的大唐？就能真正反映那时走在高昌水渠或长安街头的众生模样？抑或这一切都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刻板印象?

▲ 武则天画像。

除了考古发现，唐诗更是化身为浪漫华丽的剧场，为我们想象中的唐代女子一一点妆：“凝妆艳粉复如神，细细轻裙全漏影”、“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可是，为什么这些资料里只有美人才子的千古佳话？难道唐代就没有汲汲营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在泛泛的通论里，宋代的积弱不振又凸显了唐代的开放富强，宋代的纤纤淑女夸大了唐代女人放荡不羁的印象，在两个时代的粗略对比下，真相背道而驰，误区越扩越大。

肆行的胡风吹拂的不是胸脯

要明白唐代的女人到底穿成什么样，还要从唐代开始之前说起。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唐之前的女性衣着。

汉朝以前的服装多为“一套式”大襟长袍，其衣襟交迭于胸前，下夹一裙装。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的交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胡乱华”，改变了中国传统生活的面貌，其中最明显的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传统的女装产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在长安汇聚成一股流行的风尚。胡人的细袖窄裙，成为唐代初年不论贵贱的女装风尚，并从一件式的大袍转向裙、衫（襦）、帔的三件式套装。

▲ 马王堆1号墓发掘现场。

衫和襦类似于现在春秋时节热卖的女式长袖开衫，袖窄而贴身，只是衫的材质较为轻软，襦则可以夹絮保暖。与前代不同的是，衫或襦往往敞开，下束于裙内。唐代妇女有时在小衫或襦子之外再加一“半臂”，看似一件短袖的小外套。帔则是恣意披在肩上或挂在臂上的长巾。古代布帛幅面较窄，一条裙子往往由几条布帛缝合，色彩相交的条纹高腰裙，恰如李群玉歌咏的“裙拖六幅潇湘水”，荡漾在初唐的洛阳和长安。

从哪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穿着的形象呢？

唐太宗的外甥女段简壁，葬于初唐，她墓室壁画中的仕女图就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初唐女子三件式的着装。

▲ 李寿是唐高祖李渊的从弟，死于贞观四年（630年），属于初唐。其墓中的女乐形象比较秀丽轻盈，很像汉代的风格，与我们印象中的大唐风韵甚为不同。

画中捧物徐行的仕女也穿了这三件套装，不同的是她们另外还加了一件短袖的小外套的“半臂”。不论同与不同，这两幅画都与我们印象中唐朝的豪放女风不同——她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唐女的衣着不是一件吊带，酥胸半露的吗？

不只这两个例子，在李寿墓舞乐图、初唐偃师杏园恭陵哀皇后墓，以及初唐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的洛阳陶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于一般印象中唐代女性的袒露、丰腴和健壮，初唐的壁画和陶俑中，侍女形像清丽瘦长，穿着也较保守，与魏晋南北朝、隋代的偏好风格相仿。固然我们还是有必要区分现实与画作的差异，但是固定时期的流行艺术风格，仍有助于一窥当时审美的滥觞。

同样受胡风影响而在初唐出现的还有头顶胡帽、腰系蹀（dié）躞（xiè）带、翻领左衽的胡人服装。胡装并不暴露，但却往往和女性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我们总认为女子穿上扮男子模样的胡装，想与男子一争高下，就代表了唐代的开放。

▲ 图为初唐李寿墓墓室壁画《步行仪仗图》局部，可见，自南北朝开始流行的同时融合胡服、汉装特点的衣式，在唐朝初年时纷纷流行。

在初唐名将阿史那忠与定乡县主的合葬墓中，便绘有捧着箭囊、果盘向墓室走去的男装仕女像；章怀太子墓中仕女观鸟捕蝉图和韦浩墓的提篮喂鸭图，也捕捉了后庭宫女在日常生活中着男装的景象，捕蝉仕女保留了女子的发型，韦浩墓中的另一位仕女则戴上了胡帽。与水袖窄裙只流行于初唐不同，胡服在盛唐的流行空前盛大，直到安史之乱后，长安才一绝女子着胡服、扮男装的景象。

下葬于开元九年（721年）的唐睿宗女婿薛儆墓的石椁上，线刻有19位仕女，其中7位着圆领衫、翻领小绣常衣、腰系蹀躞带、下着条纹裤、脚穿小跷头软锦靴，扮成男子样，被认为反映了盛唐男扮女装的流行；同属盛唐的金乡县主墓，还出土了精致的女子骑马伎乐俑和狩猎俑，俑中女子皆着男装。

▲ 西安唐韦顼墓石椁线刻画（着色示意图）中胡服女子，用改良的蹀躞带紧束纤腰。

学界对于唐代女性喜好胡服男装的现象众说纷纭，比如唐朝的尚武精神、胡族血统和性别意识的开放等等，什么解释都有，听起来又都有那么点道理。然而，具备同样特质的北朝国家，女性却没怎么着男装。因此，有学者提出可能是因为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败突厥、灭高昌，中亚的粟特男女胡人大批入唐，有别于贞观以前只限男性使节的来往，中原女子此时才见到粟特女性的装扮，进而争相效仿。

由此，引入整套胡服可能成为风尚。可以想象，一时之间，长安城中繁华的朱雀大街，俨然成了现今巴黎时装周，为长安带来一季一季的不同变化。

女性着胡服是否就意味着开放？或者只是一种令人心向往之、势不可挡的时尚？

我们暂不能武断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穿胡服后活动更方便，中原妇女一但穿过胡服，就爱不释手。之后的宋朝虽饱受外侮，胡服之风却未成绝唱。它是那么地舒适，因此肆意地流行着，全然无视家仇国恨。即便宋徽宗专门立法禁止，“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钧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也成效甚微，为此连朱熹也不免感叹：“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也。”

人人皆暴露？

一般印象中雍容华贵、露胸坦荡的开放女子形象大约出现在盛唐，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宽大女装的喜好：“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盛唐时仍保留了初唐三件式的套装，只是高腰条纹裙退出了流行，单色织花裙后来居上，唐人的风格爱好也从柳腰水袖转为宽衣体胖。至于露胸不露胸，大量的壁画和陶俑暗示着我们，此风纯属个人行为。

下葬于神龙二年（706年）的懿德太子墓和开元九年（721年）薛儆墓石椁上的仕女像丰润、坦胸，完全符合所谓大唐女子的开放，即便置身21世纪，其大胆作风也不成遑多让。

然而细观盛唐其他陶俑与壁画，却不尽然。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绘制的是唐代之后的南唐景象，图中箫笛合奏的伎女已经变得瘦削，衣着也趋于保守了。供图/故宫博物院

开元十二年（724年）下葬的金乡县主，墓中不同女俑将帔绕在胸前，或围披或斜挂，恰似今日围巾的不同打法，全无有意坦胸露臂状；天宝元年（742年）下葬的唐睿宗长子李宪，墓中壁画的仕女身着白色交领宽袖襦衫，红色长裙束胸及地，服饰仍是初唐风格，只是人物丰腴，衣袖宽大；观赏舞乐的贵妇及仕女，后头跟着一着男装女子，也远不如懿德太子墓中所见的性感奔放。这些史料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

任何时代都有流行的时装，但并非人人皆奉为圭臬膜拜神往，究其原因其实很好理解，比如就算今年流行超短裙，腿粗的人也不会喜欢穿超短裙，一是每人追求不同，另一方面，身材和个性也往往限制了追求时髦的欲望。我们总以为宽大袒露的女装代表了唐代的开放，但也有学者提出猜想：或许误把居家服当成外出装。

还是把文物还原到最初被发掘的位置上看看吧。

迄今考古发现的唐代女性形象，一种是陶俑，一种是壁画，而有能力拥有这些侍者的主人，往往是贵胄天皇。唐代上层社会的墓葬被认为模仿了生前的住房：从长斜坡墓道往下，墓道两边的壁画通常是将士整军出行状，墓道尽头时而绘有象征宫殿的亭台楼阁，墓道之后又有层层甬道，它们将我们带入了更深处、更私人的空间，好像从门廊大厅进入了内室，甬道两旁的图画也逐渐出现了服侍于内庭的宦者和宫女的形象。环绕墓主人棺椁的壁画，通常是手捧各种物品的女侍，以及大小不一的男女俑像，这些图像和陶俑的出土位置和环境，意味着它们是深居内室或游憩私园的贵族侍女，而非抛头露面地游晃在大街上。

▲ 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女儿，死于701年，属于中唐。她的墓室壁画中这两位宫女上着披贴、下穿长裙，衣着已经与初唐很不相同，更不同的是，她们体态丰满圆润，洋溢大唐气象。

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向，也就是唐人也会按场合穿衣服，但这种情况也并不绝对，在敦煌莫高窟的一些壁画或传世作品上，仍能看到一些外出没有另加遮蔽的女子。

但是盛唐女装的暴露并不是没有限制，有个史料中的例子可以作证。中晚唐的时候，开成四年（839年），咸泰殿举行盛大的灯会，延安公主特别请人设计了漂亮的衣服穿着去赏灯。可是她的设计师太大胆了，设计的衣着过于夸张裸露，当时的文宗皇帝一见到她就大怒，把公主辞退出去，并扣驸马俸钱二月以示惩罚。

可见，抛头露面的时候，就算是公主，穿得太暴露了也不行。唐代女性追求的穿着品位并非脱缰野马，大髻宽衣之风也不是整个唐代都有的追求。

幂篱半遮面

除了唐代女性不一定人人穿着暴露，史料还记载了女性外出时应该有所遮蔽，只是要不要这样打扮，仍是个人的决定。

《旧唐书》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幂篱是一种周围垂网的胡帽，在西域或许有助于防风挡沙，传入中原后，在隋代成为妇女用品，我们在武侠片中见到那些想遮掩自己身份的侠女，会戴着一个绕了一圈黑布的宽沿帽杀将出来，幂篱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绣春刀》剧照。

幂篱传入中原的时间可不短。

隋代的秦王杨俊就曾“每亲运斤斧，工巧之器，饰以珠玉，为妃做七宝幂篱”。隋代的杨谅和唐初的李密都曾让士兵戴上幂篱，伪装妇女，以利突击。幂篱虽发于戎狄，但长可蔽体，传入中原后有助于妇女出行遮蔽，使路人不得窥之，唐代初年的燕妃墓中便有一仕女手持幂篱往室内走去，象征了为墓主准备出行之具。

但是后来，幂篱在流行中也发生了演变，据《旧唐书》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篱渐息。”从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开始，妇女多戴帷帽，幂篱就渐渐消失了。

帷帽是什么样子的呢？

▲出土于阿斯塔那张礼臣墓的骑马女俑。骑马女子头戴帷帽，帽上的纱网刚刚垂到颈部，隐约可以窥见面容，既遮挡风尘也增强了装饰性。摄影／胡明博

帷帽是一种藤席编的、周围装上罔纱的笠帽，比幂篱简洁轻便，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了一件唐代西州时期的帷帽骑马女俑，证实了“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的流行风气。然而，朝廷对于女性在外抛头露面的现象并不满意，曾屡加禁止，成效却不大。

服饰端正在古代是重要的礼仪，礼代表了正统的存在与秩序，正如孔子云：“微管仲，吾披发左衽矣”，服饰问题是关系到民族传统的大事情。可惜晚唐时，“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篱之制”。连代表朝廷的命妇也穿着失序，统治者对此深感无奈与无力。

▲ 汉代没有帷帽，也没有幂篱，这两种遮蔽妇女面目的帽子在隋代以后随着胡风传入中原，就各领风骚地流行起来。其后帷帽取代了幂篱，从流行风向上来看，大的趋势是越来越暴露、越来越不遮蔽的。

中宗以后，全无障蔽的的胡帽又取代了帷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这在开元年间间（713－741年）入葬的韦慎名墓墓室西壁屏风画中便可窥见一斑。画中树下骑鞍马的仕女便头戴胡帽、包头巾。而入葬于开元十二年（724年）的金乡县主墓其中一名骑马伎乐女俑戴了一顶华丽精美的孔雀冠，盛装出行，其他骑马女俑则露髻驰骋，不复屏蔽。

一方面是政府的痛心疾首，一方面是官绅士民的乐此不疲，朝廷政令与世俗风气的认知差距是如此巨大，它凸显了社会多种力量的角力。同样，历史的形成绝非单纯的一种层次、一个动作、一个命令，朝廷想用古礼驾驭胡风东进，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到了玄宗时只好无奈放行：“妇人……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

可见，唐代的开放有时间性，也有层次性，开放的背后，另有一股卫道的力量拉锯着当时女性追逐的时尚。这阻力也是开放的一部分，同样具有不能忽视的历史意义。

在两相争夺的鏖战中，此消彼长、时保守时放浪才是历史中唐装的真相。甚至，从服装史的演变来讲，我们印象中的“唐”其实只是盛唐；而我们印象中的“盛唐”，只来自几种不断被强化的特定形象。

多元的美

温庭筠有一首诗曰《女冠子》：“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这里略带轻佻的形容女子的着装打扮，兼或暗示绵绵的鸳鸯情怀。方干所作《赠美人》更是露骨：……“舞袖低回真蛱蝶，朱唇深浅假樱桃。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

唐诗不但美化了我们对唐代女子的印象，也让我们以为唐代女性都非常性感开放，

但是这些诗词往往歌咏的是青楼揽客的娼妓，这些女性不能代表唐代的全部，良家妇女和乡野村姑也都是唐代女性的一部分。

不同于唐诗的浪漫，拨开墓志铭的淡淡悲哀，是另外一种描写女性的手法。

元和十四年（819年）郑夫人李氏的墓志铭写道：“夫人婉懿女仪，光明妇道，德门禀教，上智成性，动皆合礼，意若生知，孝敬静专，柔明恒肃，归乎君子，德必有邻，奉长上以礼，友娣以和，恩以抚幼，勤以冕贱，容仪德范，师表中外。”这是很典型的“妻”的墓志铭。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大量资料中可见，“妻”的墓志铭中不乏丈夫亲笔对妻子的缅怀，但是画眉之乐、妻子美色从来都在下笔之外。

究其原因，则在于妻的社会地位不同一般。唐律规定：“妻者，传家事，承祭祀，既具六礼，取则二仪。”妻与妾不同之处在于妻是明媒正娶、也是法律上唯一能获得保障的夫人，在古代家族最重要的年度祭祀当中，只有妻有资格亲手为祖先准备祭礼。在侍奉舅姑、维系家族和谐以外，所谓传宗接代关乎的是家族兴亡和正统世系血脉的延续。

唐代墓志铭大多隐恶扬善，即便溢美之词与妻的实际表现偶相违犯，字里行间透露的仍是唐人对完美妻子的期待。

既然妻的墓志铭这么“身份化”，看不出真实的“人”，那就让我们找一找妾的墓志铭来看看会有什么发现吧。

与妻的墓志铭相反，墓志铭中为妾所写的内容更近似于唐诗中的“不求色艺便枉然”，如咸通六年(865年)李从质为妓人张氏所撰的墓志云：“清河张氏，年二十归于我，色艳体闲，代无空比，温柔附愿，雅静况妍。”与妻不同，这篇寥寥26字，一位绝代佳人就呼之欲出了，区别真是天壤。

看来每个时代对于不同身份的女性都会有不同的期待，要弄清楚女性的真实面貌，还得将她们区分开来考察。

说到这里，不妨再说说“保守”的宋代。宋代被认为是理学兴盛而严谨的时代，男女有别，女子无故不窥中门之外。但真实的宋代，却既有《女孝经图》中知书达礼的纤纤女郎，又有《市担婴戏图》中不顾身边货郎，公然哺乳的阿娘。

▲ 画家王可伟绘制的这幅画中，几位盛装的唐代美女正在草地上欢快地打马球。你看她们粉肩全露、酥胸半露，这不仅仅是绘画作者的艺术夸张，也代表了现在大众对唐代的印象。

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只有把刻板的单一印象抛开，才能看到每个时代的丰富多彩。

唐代的开放不是不存在，而是像蜡染上深深浅浅的蓝，不能用刻板印象抹煞了历史上不同人物的个性、不同时代以及不同阶层的人的不同想法。比如当下，20世纪才刚走完，我们就迫不及待把不同人群分成80后或90后，那么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的唐代，除了好穿胡服、骑马露面的豪放女，肯定也少不了足不出户的剩女宅男。

任何一段历史的女性都不应被当作同一个整体看待，就像是那些蜡染中与蓝相间的白，不曾被记载，并不代表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