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岁的中国老人 困在租不到房的日子里

2023年10月3日，35岁的刘言站在上海内环一套有电梯的“老破大”房子里，眼前的天花板和墙壁四处发霉，家具破旧，地面上还蒙着一层陈年污垢，糊腻腻的，“烂的一塌糊涂，完全没办法住”。这已经是这些天中介带她看的第8套房子。刘言有些崩溃：“天哪，老年人就只配住这么恶心的房子吗？”

刘言是在给65岁的妈妈和100岁的外婆租房子。刘言是独生女，去年父母离异后，刘言决定把妈妈和外婆接到上海。刘言说，父母年过60岁后，“一下子老了”，走路变得容易摔跤，面庞也肉眼可见苍老下去。她希望能近距离在精神和物质上给她更多的关心。刘言2021年成家，她考虑到母亲和外婆身体都不错，能够自理，加上彼此都需要自我的生活空间，才打算在自己家车程15分钟的范围内，给她们租一套房子。刘言的预算在每月一万五千元左右，常规来说，这个价格可以在附近租到一套装修不错的二到三居室，一百二十平米左右，周围交通方便，配套完整。

刘言没想到和中介沟通时就吃到了第一道闭门羹。刘言没敢说出外婆的真实年龄，她先用“带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来试探，听到这里，中介们热情洋溢的脸色就迅速变冷了。找房的前三天，刘言从早到晚见了二十个中介，80%的中介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刘言“基本没可能”，连和房东沟通的环节都到不了。真正愿意带她去实地看房的只有两个，但没有一套能让她满意。而且，有中介告诉她，如果房东人不在上海，他们就会隐瞒两个老人居住的事实。刘言觉得这样风险很大：“你们骗了房东，可楼上楼下这么多邻居，万一人家告诉房东真实情况，房东把我们赶走怎么办？”

同在上海的李亭的状况略有些不同。李亭今年31岁，她和丈夫工作忙，一岁多的孩子要靠月嫂照顾，她不放心，于是让61岁的母亲来帮忙带孩子。一开始，李亭给妈妈单独准备了一间卧室，但母亲喜欢清静，不习惯和他们挤在一起。李亭想着租一套同小区的宽敞房子给她住，她在业主群里发了求租信息，她刚说了母亲的年龄，还没来及说母亲的一些可能受房东欢迎的条件，比如母亲退休前是企业高管，文化程度高，有稳定丰厚的退休金，身体硬朗......就有四位房东委婉拒绝。他们觉得租房给60岁以上的老人，是有风险的。李亭说，这让一辈子在公司都很受尊敬的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受到歧视，说什么也不愿再尝试租房。在找房两三个月之后，李亭只能和丈夫带着小宝宝去租房，把自己的房子给妈妈住。

《后来的我们》剧照

在北京工作的孙希租房是为了方便父母看病。2023年秋天，孙希63岁的母亲患上了神经系统的一种罕见病，山东老家的医院治不了孙希母亲的病，要在北京长期治疗。孙希出租屋太小，酒店和短租公寓费用太贵，给父母和护工租一套有无障碍坡道的房子成了眼下唯一的选择，但可选择性更小。低层带电梯、有坡度平缓的无障碍通道、卫生间地面平整、供暖充足……几乎每个适老化的要求都筛掉一波房源。考虑到预算和医院在昌平区这一地理位置，她把租房范围划在北六环。她每天上班时抓紧一切间隙在平台上刷房源，看图片，一周时间只挑出十几套合适的房子。但房东知道她的父母情况后均拒绝了。

《我们一起摇太阳》剧照

带父母看病本就心力交瘁，租不到房更是雪上加霜。被逼无奈的孙希学会“撒点小谎”，把父母的病情说的像是常见的老年人慢性病，才争取到一个和房东面谈的机会。但房东提的一个要求让孙希觉得不太被尊重，他希望孙希父母能自己来签合同，当面看看他们的身体状况。“让两个患病老人跑这么老远，是被你面试吗？”孙希有些不满，父母得知后也十分窘迫无措，他们觉得自己的病躯是不会被欢迎的。

养着三只猫一只狗租房的孙希感慨，老年人租房比带宠物还要困难。

“从来没有想到老人租房子住这样一个基本的生存需求，会经常遭到大家的拒绝。”

1月初，本刊记者走访了北京市近10家不同品牌和规模的房产中介门店，咨询老年人租房问题。超过三分之二的中介表示，没有儿女陪同居住的老年人租房确实更困难，60岁是较普遍的一道分界线，且需要和房东说明情况，如果对方同意租给老年人，才能带去实地看房。北京东三环的一家大型连锁中介门店内，一位四十多岁的中介大姐表示，在他们店内如果真的要租，只能由年轻人代签合同，因为公司旗下的房源不允许60岁以上的老人自己签租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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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老年人能直接和房东签合同，也会被“特殊对待”。

多位中介表示，房东会在合同里添加很多条附加条款，比如“在房屋内所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包括但不限于在屋内摔倒、身体受伤、给同住人造成损失，漏水漏电等，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一名中介告诉本刊，房东最担心老人在房子里磕碰摔倒。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上述的免责条款其实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很难说家属会不会找房东负责，所以他们通常不愿意承担这个潜在的风险。”

深圳的房东陈瑜就拒绝过两位八十岁老人的租房请求。这是一套位于福田区的85平米电梯房，三房两厅，月租金7000元。2023年的一天，同小区的两位中年业主通过物业的介绍来看房子，之后又带来了两位拄着拐杖的老人。陈瑜以为是他们一家人一起租，高兴地想，因疫情空置了半年的房子终于能租出去了。没成想，两天后物业转达租房意愿时，说的是两位八十来岁的老年人自己住。陈瑜一口回绝。

陈瑜最主要的顾虑是两位老人在房子里出现意外。在她眼里，一家人辛辛苦苦打拼半辈子，攒下600万元买下这套房子，经不起一点闪失。将来，这套房子有可能用于自住，“如果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我心里都会很膈应。”比起租金收入，陈瑜更在意的是规避一切可能的风险，守护好自身的现实利益，宁愿多空置半年，都不愿“自找麻烦”。她还担心，没有工作的老年人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能不能按时交上房租。如果真的没能准时交上，或者对房屋造成了损坏，能不能顺利地把老年人请走。陈瑜心里的年龄分界线是60岁，超过60岁就会极其慎重，至于70岁以上，则是完全不会考虑。

《 妈妈！》剧照

74岁的李虹既是老人，又是房东。之前有一个腿脚不便的患病老人想租她位于二楼的房子，看着面前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租客，李虹有些于心不忍——同为老年人，她当然希望租房市场对老人更友好一些。但她还是充满歉意地拒绝了对方，作为房东，她不得不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租给老年人，意味她需要操更多心，水电、家具以及各种管道如果出现问题，老年人一般无法解决，需要求助房东，但她年纪大了，也不愿来回折腾。同样的，她也担心老年租客的安全问题，万一出事，可能会闹纠纷。

根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2021年中国老年人中独居的占14.2%，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磊曾在研究中指出，19.8%的城市独居老年人口住房来源为租住或借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张航空长期研究养老问题，他告诉本刊，租房的流动老年人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稍微年轻，身体状况好的随迁老人，帮子女照料孙辈；第二类是年龄更大些，投奔子女养老的老人；第三类是外出异地工作的老年人。前两类的矛盾表现较为突出。张航空曾深入研究过这些老人的生活境况，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住房问题，子女的住房条件有限，三代人通常挤在较小的房子里，空间不足。

《都挺好》剧照

81岁的张慧和儿子的关系就是因为一套房子彻底闹僵了。她和老伴原先住的房子在厦门半山腰上，老人根本爬不动，过户给了女儿，又出资给儿子买了套新房，自己则住在儿子的单位分房里。十几年来，这套房子是连结三家人的纽带，每周都聚在一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可今年，孙子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厦门房价高，买套新房压力太大，于是儿子便想把名下这套单位分房作为孙子的婚房。张慧不愿意，儿子不再接她的电话，连丈夫的80岁大寿都不露面。张慧不想回老家，离孩子们太远；养老院费用又太高，张慧和老伴退休金充裕，但一直节俭的他们不舍得花这么多钱，想多贴补儿女。打破僵持的唯一办法，就是她和老伴去租房。

这样的现象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中不少见。《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显示，2000年以来，中国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从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其中一线城市，以北京为例，据2015年的北京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北京流动老人占比约28%，比五年前增长了近20%。而据2023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基本信息，2023年广州市6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有56.45万人，比2022年增长16.84%。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孙鹃娟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指出，还有一类老人的租房需求与住宅、社区的老化相伴相生。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近六成老年人住宅建成时间在2000年以前，房龄超过20年。孙鹃娟说，“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租房不是为了追求多优越的居住环境，而是一种生活上的刚需。”

针对老年人租房难的问题，一些城市已经有一些政策举措，主要体现在公租房政策上。2016 年，广州市首次给予具有本市城镇户籍、中低收入的孤老群体优先配租公租房的权利，并优先分配低层或配有电梯的房源。2017年，北京市住建委公布数据称，在满足北京公租房申请条件的前提下，家庭成员中含有60岁（含）以上老年人的申请家庭，已全部纳入保障性住房优先分配范围，平均缩短轮候时间1年左右。在杭州，符合杭州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且家庭成员中有年满70周岁的，可优先保障选房。

但公租房也有其局限。一位不具名的专家告诉本刊，首先，覆盖范围有限，所有的公租房优惠政策，都仅面向户籍老人，对于那些到大城市投奔子女或务工的老年人，目前还没有现行政策保障他们的租房权益。其次，公租房普遍数量较少，申请后等待时间较长。据河北经济生活频道2019年的报道，承德市双桥区528户居民苦等公租房4年仍无法入住，有的老人已在过程中去世。

市场自身也许正在寻找调节方式。

北京一位房产中介告诉本刊，公司推出的“省心租”模式很适合老年人租房，房东将房源全权托管给公司后，老年人可以直接和公司租房，比起个人房东，公司会就近配备租房管家，时刻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并提供帮助，因此，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更高，并且“它更看重收益，所以只要能租出去就好”。这位中介就接待过一对80多岁的老年夫妇，他们租了一套位于通州区的托管房源，顺利入住一年多，租房管家随叫随到，两个孩子没有来过。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李巍在他的博士论文《福利视野下的城市老年人居住对策研究》中指出，其他国家和一些地区应对老年人租房难题的做法或许可供借鉴。作为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于2001年出台《关于确保老年人居住稳定的法律》，细分出老年人优良租赁住房、老年人便捷入住租赁住房和老年人专用租赁住房这三种老年人租房类型。2011年，日本政府将这三类老年人租房类型整合为附带服务的老年住宅，专供60岁以上老人居住，租金也相对合理，2014年的平均租金是普通一室公寓的1.4倍左右。到2023年末，这样的服务性老年住宅在日本共有28.5万户。新加坡政府则是推出了“长者优先配屋计划”，将40%的“二房式”组屋分配给老年人，还鼓励已婚公民申请距离父母较近的组屋，从而确保长者能够得到适当的照顾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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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在论文中提到，新加坡为代表的公共住房模式，其实践基础均在于国土面积较小，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有限，政府可以集中调配国家公共资源对老年人居住问题重点加以解决，操作难度较小。同时新加坡经济发达，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支持。而中国老年人口众多，且各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有限的社会资源难以应对现阶段的养老需求。他认为，基于现有国情，中国在老年人居住政策导向上应更多地借鉴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政府有限干预模式，不断增强政府的主导地位，针对较为薄弱的养老事业加大资金和建设投入，同时积极引导市场向老年人服务倾斜，在保障房体系中对低收入的老年人住房需求加以细分，在公共部门和市场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和相互补充。

2023年10月，孙希最终给父母在北京六环外租到了一套还算满意的房子。之后的每个周末，她都要从东边的住处坐公共交通到父母家，往返路程四小时，再花上一整天给他们做各种琐碎的事：剪指甲、修头发、换新的导尿管。身心俱疲，但孙希不敢停下，如果哪个周末有急事没去，她会陷入深深的自责，感觉自己把父母抛弃了。在半年之后，她下决心买了一套二手房，虽然有房贷，但她不用再担心父母随时会被房东赶出来。如今，她和父母同住在60平的小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