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专访徐友渔： 我对这种人生很满意

著名中国哲学家徐友渔1980年代以来在学术界备受尊重，他后来从学术象牙塔走上街头，参与六四，零八宪章，出书记录中国警察国家状况等活动，活跃于中国公知领域。2014年， 他因为参加一场在私宅中举行的六四25周年纪念会，被北京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的罪名监禁一个月。作为学者，徐友渔获得中国最高哲学荣誉金岳霖学术奖；作为公知，他得到瑞典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人权奖。他自己认为参与民主和社会运动所获得的奖章更加可贵，因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政治制度。在《纵深视角》的采访中，徐友渔首度完整阐述了自己对中国的关怀如何影响他理论和实践的追求，以及他对于中国警察国家的亲身经历与执着。

代价高昂的北京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

中国哲学家徐友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和崔卫平2014年5月3日举办了一场六四25周年纪念会。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郭于华、六四难属张先玲等15人参与，贺卫方等4人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结束的当晚还公开发布了新闻通告。两天之后，北京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传讯、拘押了其中5名与会者，包括郝建、北京人权律师浦志强、原北京语言大学教师胡石根、自由作家刘荻和徐友渔。浦志强处罚最重，他被判刑并失去律师工作，而徐友渔则失去人身自由一个月。

“正当大家为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而额手称庆之际，突然之间风云突变”，徐友渔在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说，“我们为六四纪念研讨会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徐友渔告诉美国之音，他在2009年六四20周年时也曾举办讨论会，当时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而且规模更大，但是当时“没有受到太大的惩罚”，而25周年纪念研讨会却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只能说明中国的形势日益严峻，人权每况愈下。

《纽约时报》2014年的报道说：“政府今年在六四纪念日之前采取的策略也堪称格外严厉。。。令中国法律活动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和外国记者不寒而栗。”

书斋哲学家如何变成民主人士？

徐友渔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他1994年出版《“哥白尼式”的革命》，隔年就获中国哲学界最高荣誉“金岳霖学术奖”。1996年与人合著的《语言与哲学》在当代汉语语言哲学领域有重要影响。 中国《南方人物》周刊评价徐友渔是当时中国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理论家胡平先生称徐友渔写的《形形色色的造反》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研究专著。

不过，中国的舆论对徐友渔的学术研究也有批评。复旦大学教授张志林曾在《二十一世纪》发表对《语言与哲学》的书评，他认为这本书的“一大粗漏”是“忽视哲学方法的清理”，中国左派云集的乌有之乡网站还专门开辟了《徐友渔评析》，批判“徐友渔的谬论”。

为什么一位成果斐然的哲学家和中国思想史专家会成为2014年北京拘捕的少数人之一？徐友渔告诉《纵深视角》，他从书斋思考哲学问题变成北京囚徒的关键因素是89年的六四事件。这个事件“对我重新思考我的生活方向跟意义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六四当天，他在广场待了一整晚。

徐友渔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六四夜中共屠杀的见证人。当夜，他与妻子为死难者制作了直径半米的大花纸，并公开悬挂在人潮涌动的北京新街口闹市区；他抢在官方封锁医院之前，与一些朋友以寻找失去亲人的名义，前后查找了10家医院的官方死亡簿，统计大屠杀受害人名单。

他说，在六四期间，他参加了无数的游行，他带着照相机上街，纪录和了解发生在北京的各种重大事件。例如，他陪同当时在北京采访的香港记者蔡咏枚参加了首都新闻工作者在鲁迅博物馆的聚会，还纪录了他去广场探望北京钢铁学院学生并与他们对话的场景等。

当徐友渔2014年获得帕尔梅纪念基金会人权奖及7.5万美金后，他与妻子决定将奖金全数捐给了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推荐人

徐友渔告诉美国之音，六四事件之后他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与刘晓波等人见面。他在回忆录中说，2004年他跟刘晓波的第一次“正式见面”“完全不是一般性地认识交友，而是要开启一趟破冰之旅。” 他领衔与刘晓波等人发表了六四15周年的公开呼吁。2008年，他参与了《零八宪章》的内容讨论修改，更是重要签名人之一。刘晓波被捕后，他两度领衔发表公开信营救刘晓波。鲜为人知的是，他是刘晓波诺奖推荐人。2010年，他是《公民承诺》倡议书和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鉴于扮演“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的角色，徐友渔在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选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2014年，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将人权奖授予徐友渔，以表彰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和“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徐友渔告诉美国之音，作为知名学者关心社会问题多，发言多，影响也就增加。在组织、参与关于人权、 政治犯等问题的呼吁书起草签名之后，大约从2006年开始，警察开始进入他的日常生活，并监视他的这些民主活动。2014年他最终因为参与六四25周年纪念会被拘留一个月。不过，徐友渔提及他并不害怕警察并坚持国家公权力不应当进入个人私领域，一贯保持不卑不亢的姿态。

一生学问终极答案：中国问题根子就是政治制度？

走出中共监狱后， 徐友渔2015年11月至2017年在纽约新学院任驻院学者并为新学院开设中国文革系列讲座。回顾自己学术和民主运动的经历，78岁的徐友渔表示，对中国的关怀一直是他人生选择的主要考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时专攻分析哲学，他当时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人的思维方式、整个思想文化层有问题。他后来又从分析哲学改为政治哲学。

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强烈的政治关怀、人文精神关怀和公共关怀。“六四”之后，基于自己的学术优势与实力，最终“找到了一个适中的位置”后决定“转一个半弯”，这既能照顾到哲学追求，同时又对中国的政治发展表示关切。他自己总结说：我追求的是自己人生的意义最大化，我实现了我自己的计算和计划。我现在对自己人生感到满意。

从数学到分析哲学，再到政治哲学，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徐友渔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每个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投入整个力量和生命，但“最根本问题是在政治制度，如果政治制度问题不解决了，另外的努力都是事倍功半的。”

在接受《波士顿书评》采访时，目前客居纽约的徐友渔说, “在中国，争取变革现实的呼声不绝于耳，争取变革现实的行动和活动层出不穷。我想，从长远看，我们是不必绝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