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六小龙”一夜爆火 背后藏着三股力量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标，读懂这个地标，也就读懂了这个时代。

80年代的地标，是上海静安寺路，人们在那里“打桩模子”（沪语：私下交易），一张张国库券和股票认购券，激荡成资本市场的风起云涌；

90年代的地标，是北京央视梅地亚中心，“标王”们在这里一战成名，又身败名裂，写下那个时代的机遇与癫狂；

千禧年之后，上海浦东和虹桥新区的咖啡厅站上舞台中央，无数金融和地产的造富神话在这里上演，又在喧嚣过后重归寂静。

而当下的时代地标，则属于杭州，更准确一点，是环绕西湖，遍布拱墅区和滨江区无数大大小小的创业园：

宇树科技王兴兴的机器人在这里接受“地狱训练”，DeepSeek缔造者梁文锋在这里用“足够复杂”的量化金融给大模型“练手”，结果“一不小心”就做出了一个头部量化私募基金。

强脑科技韩壁丞在这里盘算着脑机接口的计算架构；从武汉辗转至深圳，又北上杭州的游戏科学冯骥，更是在这里走完了“取经之路”最精彩的一段。

再加上云深处科技的朱秋国和群核科技的黄晓煌，如今名震八方的杭州“科技六小龙”，就散落在这些星罗棋布的创业园中。最南端的冯骥开车找最北端的朱秋国吃饭，只要40分钟。

人们惊讶于“六小龙”一夜之间同时涌现，但其实所有相遇都并非偶然，背后自有引力。它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自时代风口，也来自城市本身。

“六小龙”里，冯骥应该是最特别的一位，他是跨界跨得最狠的——大学读的生物医学工程，转头就去做了游戏。

这不像是一个成功故事的开头，反而很像一个年轻人荒废的开始。2004年，沉迷魔兽世界的冯骥放弃考研，还给自己取了个“三和大王”的网名，借指与三和大神们同款的草莽和颓废的精神气质。

和一桌子学霸精英相比，冯骥是那个格格不入的异类。但不是一类人吃不到一桌去，冯骥身上，有属于那个时代创业者们的典型特征。

那就是充满反叛精神，敢于打破常规，挑战权威。

2007年，在珠海留下一栋超大烂尾楼的史玉柱东山再起，带着巨人网络在纽交所上市。他收割的不止资本市场的惊讶目光，还有玩家们的钱包，因为在游戏《征途》中，他搞出了个新鲜玩意——道具收费。

由此，游戏制作逐渐变了味。“持续盈利”和想方设法“让用户在里面呆上成千上百个小时”取代趣味性，成了游戏设计核心。

这是一场灾难。只是当大多数人还在愤怒和无奈中迷走之际，25岁的网瘾青年冯骥难解胸中郁结，洋洋洒洒，写就6000字雄文一篇，题为《谁谋杀了我们的游戏》。

这是一个年轻人对资本宣战的檄文，它展现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躁动。一年后，冯骥加入腾讯，担任《斗战神》的主策划，这款游戏被认为是《黑神话·悟空》的雏形。

同样不安分的还有梁文锋和王兴兴，不过他们不打游戏，他们酷爱手工。

在DeepSeek杭州总部的展示厅里，一进门就能看到一个与周围环境十分不协调的摆件。

那是一台90年代的“飞跃牌”收音机，它被放在了这家以一己之力“干翻”美股，逼得ChatGPT主动开放注册的企业的显眼位置。

它是梁文锋初中时期最重要的“玩具”，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收音机在20世纪末尚属金贵物件，拆解它这件事本身，就需要十足的勇气和“叛逆”。

而梁文锋足足拆解了30多次，一番折腾后的收获，是“所有伟大的创新，都始于对现状的‘不合理’拆解”。

此后梁文锋的所有动作，都以这一启发为原点——用AI打破传统股票交易的桎梏，拒绝接受“从天而降的摩尔定律”，直到“AI界拼多多”横空出世。

梁文锋偏爱跟收音机较劲，王兴兴却是来者不拒。航模、电子产品、充电电池、电机拆了再装上只是小场面，自制显微镜、木质飞机更是不在话下。

这种爱好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他的右手虎口上有几道刀痕，大拇指有一层老茧，比这严重得多的是，他英语奇差，英语老师曾表示其“几百次考试只有三次及格”，也因此与浙大失之交臂。

这甚至成了王兴兴此后为数不多的“槽点”之一，人们调侃宇树科技之名源自王兴兴对英语的“复仇”，因为“语数不要英”。

除了上述三位，“六小龙”里另外几位的“另类”表现，也不遑多让：

韩壁丞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研究的脑机接口无人看好，他常做的事情是戴上机械手洗头，以此测试手臂的灵活度，据说一天要洗四次；

群核科技黄晓煌从伊利诺伊大学硕士毕业后进了英伟达，几年后辞职下海，因为“云端软件”与国际主流基本同步，最有机会超英赶美；

云深处科技的朱秋国，在波士顿动力被当做行业标准的液压驱动系统面前，毅然选择截然不同的电机驱动路线，惊艳众人。

在这些充满戏剧性的经历中，藏着某种共性。

他们或“不务正业”，或打破“成熟”工业制造和应试教育体系的权威，或孤身走窄门，人们将他们奉为“天才”，殊不知天才与“笨鸟”最大的差别并非智力，而是前者往往不愿意研究如何精准地挥动翅膀。

这是创业者的共性，这种共性是他们彼此吸引的基础。

第二层引力，来自时代赋予。

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中列举了一系列颇为意外的巧合，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出生于1955年。

那是个巧妙的年份，它确保了两人在大学毕业或辍学的时候，个人计算机行业刚刚起步，太早则无法拥有个人计算机，太晚则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先机又将被他人抢占。

类似的巧合同样存在于国内互联网创业者中：丁磊、李彦宏、马化腾、雷军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而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之时，正是这群人毕业两年左右。

说到底，成功者从来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所谓“命运的安排”，也不过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雷军那句著名的“我现在最不相信的就是天道酬勤”并非否定勤奋，而是强调“时势造英雄”。

20世纪80年代，时势属于算力，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1980年，大疆创始人汪滔出生；1982年，冯骥和朱秋国出生；黄晓煌生于1984年；梁文锋是1985年生人；韩壁丞生于1987年；王兴兴则是第一批90后。

“80后”常被认为是吃足时代红利的一代人，对具备反叛和挑战精神的“六小龙”来说，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这一方面得益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最具生命力的十年为黄晓煌和韩壁丞留美提供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则是思想的高度开放。那个时代的典型标签，是作家韩寒、黑客满舟和摇滚乐手李扬，在美国《时代》周刊笔下，他们是“另类的新激进分子”。人们不再保守，宽容反叛，鼓励每一种可能性。这是创业者们赖以勃发的土壤。

但环境只是基础，行业新风口的出现，才是时代和人的命运悄然交织的开始。80年代，机器学习进入人工智能舞台中心，而进入新世纪后，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的风口终于来临。

也正是在2000年，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正式成立。这个由浙大（工科）混合版演化而成，以老校长名字命名的浙大最强学院，奉行的是精英教育，为全球培养工科为主的行业领军人才。

对彼时大多尚未参加高考的“六小龙”而言，这无疑具备十足的吸引力，从后续发展来看，浙大（尤其是竺院）成为他们大多数人的应许之地。

十年后，人工智能迎来发展的里程碑。2010年之前，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催化下，人工智能向实用化迈进。之后，深度神经网络飞速跨越科学与应用之间的技术鸿沟，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知识问答、人机对弈、无人驾驶等技术迎来爆发式增长，无数理论创新、行业契机集中出现。

那年，“杭州六小龙”中最年长的不到30岁，最年轻的才刚满20。他们像曾经的互联网创业者那样，面临职业和学业的选择，磨拳擦掌之际，与全球最热门的行业风口撞了个满怀。

一切偶然都是必然，时代强风鼓起个人才干的白帆，而城市汹涌的暖流，又为企业前进提供了新的动能。

对于城市本身的引力，最有话语权的大概是冯骥和王兴兴。

冯骥曾在深圳创业，随后北上杭州，原因是他“喜欢杭州的氛围，节奏没有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耐得住性子。”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思绪也许回到了7年前，第一次来西湖区艺创小镇看场地的时候。他对一处办公楼一见钟情，楼前方有个小花园，再过去有条河，风景绝佳。

那时《黑神话·悟空》还只是研发阶段的草图，离第一个惊艳全球的13分钟实机演示视频诞生还要再等2年，冯骥只是一个衣着普通的程序员，他对同行的工作人员提了一个十分“过分”的请求：

“隔壁的两栋楼能不能先别租出去，等我项目扩大了再来拿”。

对看重稳定现金流的产业园而言，这通常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彼时的冯骥，还只是个nobody。

但艺创小镇答应了，那两栋办公楼为游戏科学空置了整整三年。

非但如此，还提供了最高100%的房租补贴和减免，给这帮程序员提供了单身公寓、每日送餐服务、医疗服务等。

至于王兴兴，他并未透露从大疆离职后来杭州创业的原因，但宇树科技2017年耗尽融资生死一线之际，策马赶来相救的杭州国资，已经足以说明问题。

为创业者开绿灯只是一方面，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企业曾在网上给杭州起过一个“雅号”——拎得清的小透明。其“有事就服务，无事不打扰”，省去了冗杂的政务程序和磨人的审批关卡，也不需要天花乱坠的商业概念来作为“通关文牒”。

有位从北京迁居的AI创业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杭州没有‘科气’（指科技圈的装腔作势）”，这里的技术交流会直接展示代码而非商业模式。“资本也更有耐心，我们的B轮融资协议里明确写着允许3年不盈利”。

这对“六小龙”的创始人们来说尤其重要，他们无一不是醉心专业领域的“痴人”：

梁文锋是极致的技术理想主义者，每天不是在跑代码就是在写代码，同事评价“从未见过这样的老板”；

冯骥是个游戏狂人，常在深夜与虚拟世界对话；

王兴兴更是痴迷机械和手工，最爱的事情是“徒手搓高达”。

这群打破常规的天才们，最不擅长的就是钻营门路，而杭州真就免去了这一步，宛如“量身定制”一般。

这种“量身定制”也成了创业者们的助力，用罗振宇的话说，杭州的创业者们“特别会想办法，永远不会沮丧。”

事实上，杭州从来都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者。制造业、重化工业从来不是它的重点，科技和金融是它起势的关键，而当互联网浪潮来临之际，杭州以此崛起，完成了量级上的跨越。

站在这个角度，杭州算是一个异类。

而今历史再度重演。论AI基础设施，北京、上海遥遥领先；前段科研积累上，杭州不如北京资源集中；在智能硬件、电子信息行业上，深圳更是优势明显。

又一次“弯道超车”，算得上是“异类”之间相互吸引的结果。

前不久，DeepSeek横空出世之际，冯骥盛赞：可能是个国运级别的科技成果。

一言掀起千尺浪。此后，一篇措辞华美动人的，疑似梁文锋本人的回复在网上盛传。尽管DeepSeek官网发布了辟谣声明，但其中一段，却“歪打正着”地勾勒出了当下中国创业者的时代群像：

最后想对所有人说:请把掌声留给正在改写规则的每个中国开发者。当你在公交车上调试模型，在早餐摊前画架构图，在产房里突发灵感——这些才是真正“国运级”的瞬间。

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大多数人忙于赚快钱之际，仍有不少人愿意挺身而出。他们既有带领企业“捅破天”的技术实力，也有穿透时代的洞察力；既在时代前沿破浪，脚步和目光也从未脱离地面。

你能从“六小龙”中鲜明地感受到这一点，指引他们前行的，不止有跨越技术边界，引领国运崛起的星河远望，还有实现技术普惠、算力平权的人间理想——技术极客们天生的实用和浪漫主义，在时代的催化和城市的包容里完美结合。

这里还将诞生更多DeepSee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