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 我给有钱人做陪读

“请来帮我吵个架。”

一个英国留学生发消息给“Toni的福”（以下简称Toni）求助。等Toni赶到对方所在的健身房，才弄清楚状况，原来仅仅是健身房的会员卡出了一些小问题，工作人员态度也好，没有一点吵架的气势。只是求助的女生听不懂，只好找外援。

Toni用流利的英语与工作人员沟通，解决了健身卡的问题。过程中，那个求助的学生一直窝在门厅的沙发里玩手机，等待问题解决。

Toni经常收到类似请求。他们大多曾是她的雅思学生，刚来英国念书，人生地不熟，大事小事都找她帮忙。学生家长也会雇佣她当陪读，关照自家孩子在异国的生活。Toni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帮他们订餐厅、改论文，陪他们购物、旅游。

根据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英国仍是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留学国，留学生人数占比14.27%。中国是英国留学的最大生源国，在2023-2024申请季，大陆地区申请英国本科的人数达到28620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910人。

在全球普遍低迷的经济环境下，赴英留学的学生数量却没有太大波动，与2021年的人数高峰相差无几。一年期的英国硕士更是性价比之选。回国的留学生总在社交网络上怀念一边读书一边旅游的留学生活，留下了“一年英国硕，一生英伦情”的调侃。

这些年里，Toni见到一批又一批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积攒这“一生英伦情”。她把自己在英国陪读的经历发在社交网络上，得到了大量留学生和家长们的共鸣。

伦敦故事。图源：小红书@Toni的福

我们找到Toni，希望了解她眼中的留学生活。国内家庭的阶级差别辐射到他们的留学生活——

这群年轻人中，有的在图书馆埋头读书没钱社交，有的在社交场光鲜亮丽自得其乐，也有的在奢侈品消费和生计维持之间“拆东墙补西墙”。他们有的始终被父母精心保护着，也有的被家庭经济条件的骤然下跌波及，更有一些学生跨越大洋也在和父母痛苦“共生”。

以下是Toni的自述。

2022年从格拉斯哥大学（一所英国公立大学）毕业后，我就留在英国当雅思老师。学生和家长知道我在英国生活，当他们来留学时，就会拜托我帮些小忙。久而久之，我成了陪读。

大多数都是些跑腿的小事，帮忙买个东西、陪着逛逛学校等等，她也能根据事情的麻烦程度，每次收取几百或上千的人民币来补贴生活费。

也有比较夸张的。有个学生大半夜找我，说自己的枕头里有螨虫，希望我买一个新的枕头送过去。我告诉他，商店都关门了，我没有办法买来枕头。对方说：“那可以把你的给我呀。”我没有再回复。

类似买东西的小事，事实上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下楼、进店、掏钱，但刚来英国的学生们宁愿花钱拜托我来做。有学生请我去帮忙买药，但英国不少药都是处方药，我只好反复告诉对方，“我没有症状，我没办法买药。你得自己去医院、找医生”。学生还是不愿意，细问才知道，TA根本没有去医院注册（留学生和非英国公民要使用英国的公共医疗系统，首先需要在附近的全科医生即GP处注册）。

这些注意事项原本被写在入学时学校发放的手册里，但不少学生可能压根没有看过这个手册，直到需要买药时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注册，然后向我求助。

还有学生发消息问我：“老师您能不能去帮我在xx餐厅定一个周日晚上六点的座位。

这件事只需要给餐厅打电话，说一句“Tonight at six pm”，最多再加一句自我介绍，所需的英语知识不超过小学水平。我告诉对方，这就一个电话的事儿，跟我说话的功夫你就已经订完了。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定。

这位学生告诉我，他不敢。

这样的求助多了之后，我尝试去理解他们的想法，为什么明明有那么多空闲时间，而他们宁愿待在宿舍，付给我一笔跑腿费，让我送货上门呢？何况这些学生大多是来念硕士的，已经20岁出头了。

我猜，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信去对一个英国人说英语，甚至没有自信去读一个全英文的生活手册。他们在国内一直被保护得太好。

英国街道

一个妈妈向我抱怨，说孩子在英国呆这么久，吃不好，英国菜没有中餐好吃，儿子在英国不是吃泡面、就是去超市随便买点东西。“他回国时，头发都变黄了，一定是营养不良。“她连续几次托我炖一只鸡送去给她儿子吃。

我拒绝了。要炖只鸡送过去，我得抱着砂锅坐火车，不方便不说，也太夸张了，我问她：“为什么不直接点外卖呢？”那位妈妈说：“外卖没有家里做得好。”她的孩子是来英国读硕士的，已经23岁了。

还有个母亲要求我帮忙给孩子写论文，被我拒绝后，她发来一篇论文让我帮忙修改。我根本看不懂，应该是完全不懂英语的母亲，用AI和翻译软件随便写的。

我渐渐意识到，很大一部分留学生的父母，一手包办了孩子的一切。哪怕孩子已经身处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小到让我帮忙炖鸡汤，大到选学校、挑专业，一群留学“巨婴”也因此产生。

陪读这些小事一开始很容易，但遇上的人多了，事情就变得“诡异”起来了。

一次，一位姚女士找到我，表示愿意支付我2000元人民币，只需要我去她儿子小姚的宿舍楼下转一圈就行。如果碰到他，就假装是同校的留学生，和他说说话，看看他的情况。碰不到也没关系，钱会马上付给我。

那一大段留言里充满恐慌，小姚是QS排行榜前100的某所大学的硕士，刚来英国两个月，一直难以适应，有轻生的倾向。

我天使般的室友愿意陪我一起，两个人互相有个照应。姚女士添加了我的微信，发来小姚的照片和两千元人民币。

那天，我们在小姚的宿舍楼下坐了很久，时刻做好了呼叫救护车和报警的准备，直到姚女士告诉我，孩子在宿舍，现在情绪缓和一些了，我们才回家。

姚女士告诉我，小姚从小自理能力就很差，事事都需要父母打点，长大后，如果稍有不顺心的地方，他就会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为要挟。去年，他还被诊断出了轻度抑郁。姚女士语气无奈，“哎，除了顺着他来，还能怎么办呢？”

我没有附和，按照我的经验来看，自理能力差的小孩背后总站着掌控欲强的父母。

应姚女士要求给她儿子送保温杯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小姚。

小姚里里外外穿了好几件毛衣，最外面是一件加拿大鹅牌的厚羽绒外套。他头发乱糟糟的，脸色很不好，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拿过保温杯，他连一句谢谢也没说，转身就走了。过了很久，他在微信给我发：“谢谢姐姐。”

此后，姚女士在微信上拜托我替小姚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注册和预约医院、去商场超市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他送过去、帮他回复教授的邮件、给学校请假……每次姚女士都会付钱给我，有时是500元，有时是1000元。

她找我的时间点也越来越极端，半夜12点、凌晨2点，最早的一次，我在凌晨5点给小姚送去胃药。一旦我想要拒绝，姚女士就会在电话那端哭诉：孩子今天生病了；孩子英文不好；孩子太可怜了；“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也不活了”。

姚女士似乎不需要睡觉，随时等着儿子向她求救。

“我唯一的诉求就是让儿子活着回来。”她的话震惊了我。

姚同学却从未对随叫随到的我产生任何疑问。见了面，他总是会以最简单直白的方式告诉我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坐在我身边，沉默地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毕。这期间除了补充信息，我们从不谈论别的话题。

最后一次见到姚同学，我原本是要去帮助他修改文献综述的。那天我等了他半小时，打电话也全都无人接听。姚女士声泪俱下，我才知道他们刚刚又爆发了争执。于是我上楼，推开了他的宿舍门。

在看清楚房间情形以后，我倒吸了一口气。眼前几乎没有能够走路的地方，95%的地板都被衣物、外卖盒子还有奢侈品包装袋占据了，连行李箱里都被塞满了垃圾，桌面上全是吃剩的食物，和一些从未被拆开过的物品。所有的一切就这样凌乱地被搁置在不属于它们的地方，而小姚正低着头坐在床边。

“发生了什么？”我问他。

他直接把手机解锁，递给了我。我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语音条、文字和未接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

“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回话。”

“回信！我和你爸爸都病了！”

“我已安排赵叔叔的女儿过来协助咱们了，别怕。”

“儿子，这个书是肯定要读的。咱们一起努力，一切妈妈都给你安排好了。”

“靠自己你能做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搞清楚，没有我们给你铺路，像你这样的人只能去讨饭吃！”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吗？你花了我们多少钱？你又能挣多少？别他妈一天到晚就讲想回来的话，回来能干什么！没能力就没有资格和我说这些！”

……

聊天框上方的备注是：妈妈。

我不是心理医生，没办法参与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那天我最后对小姚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帮助，可以直接联系我，不用通过你的妈妈。”在他麻木的眼神里，我离开了他的宿舍。此后再也没见过他。

就我个人所见，越早到英国来的学生，自理能力往往更强一些，尤其是十多年前的留学生。也许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更容易遇到胆怯的学生，所以对这样的人我印象更深一些。

近几年，在商业化加持之下，英国留学这件事情越来越简单了，几乎没有什么门槛。留学机构可以帮你完成全部申请，只要你有钱，就可以申请英国的大学。

原本雅思成绩是道重要的坎，但疫情以后也不需要了，你甚至可以在某些语言学习APP上考试，然后用这个成绩去申请学校。这些软件上的考试更简单，当然也会有更多方式来作弊。在这里，唯一的门槛只剩下了钱。

四年制的英国本科学费还是比较昂贵。根据我的经验，要想在伦敦过普通的生活，能下馆子打打牙祭、偶尔出门旅游，再加上学费和房租，大约需要50万人民币一年，即便节衣缩食，也很难少于40万。如果是在非伦敦区，视当地情况而定，大约是35万上下。

而比起本科，英硕就划算得多。相比美国、澳洲两三年的硕士项目，大多数英国硕士项目只需要一年，学费和生活费总数就低得多。

即便这样，无论本科还是硕士，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家庭，几乎是“砸锅卖铁”地送孩子出来读书。我刚来念书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是家庭条件不错的，从不用为生活费发愁。但现在，越来越多家庭条件普通的学生加入了留学大军，父母给的生活费往往是“挤牙膏式”，这让他们的留学生活充满了不安感。

家长们也越来越关心“性价比”，这背后是中国普通中产正在面对的阶级滑落困境。疫情前，家长来咨询留学的事情，关心的是哪所学校好、哪个专业更强。但现在，家长来问我的大多是：哪个城市房租便宜？哪个学校性价比高？哪个区域生活费低？而且很明显，学生自己也更关心这样的问题。

Toni在英国的出租屋。

为了让孩子以后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家长不惜掏出家底供孩子留学，但留学也往往逃不出“卷”的命运。“一生英伦情”听起来很美，但英国并不是单纯的留学环境。留学生中，穷人与富人往往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那些普通中产的小孩，通常都是呆在图书馆，很少出来社交，更没有闲钱来一次欧洲游。

等到从学校毕业，留学生们仍然面对着两难的选择：要么留在英国，要么回国找工作，而这两者都不简单。更多人希望能留在这里，并为此十分努力。有些学生还会不断约会白人，希望以此作为“跳板”。

疫情之后，节衣缩食的学生更多了，也包括我和我的朋友。我家也是做实体产业的，在疫情中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原本父母会一次性给我一整年的生活费，遇到生日和节日，他们还会多给我一些，后来也只能像挤牙膏那样一点一点给。

异国的繁华街道。

那段时间，我的状态非常糟糕，一度连房租也付不起，只能请求房东宽限几个星期。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比如一个比我小五六岁的朋友，她的家业完全垮掉了。

但她很难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惯，依然会买奢侈品、热衷于医美，最后只能把学费拿来买奢侈品，再用生活费去交学费，把房租当成生活费，在各个朋友家的客房和沙发上辗转，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直到她消失在我的朋友圈。

大家都各有各的困境，焦虑的情绪很难转化为动力。我没办法去图书馆学习，没心情写作业，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刷手机，去淘宝开病假条逃课。直到后来我男朋友给我买了一只小狗，我的状态终于才好起来。也因为这些，我才成为陪读。

Toni与她的狗

现在，留学生们聚会上的聊天内容也都变了，原本总在热热闹闹地聊着英国菜多么难吃、什么时候可以回国、假期去哪里旅行。现在，我们总在谈论如何留在英国、怎样找工作……“钱”成了像背景音一般始终萦绕着我们的问题。

即便这样，每年仍然有一批又一批普通家庭的学生来到英国，在入学那一刻就开始焦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赚回这三四十万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