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降”和宋真宗封禅泰山

　　今年1月发生了两件争锋相对的地缘政治较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1日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重申他的“东升西降”的战略判断。而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 在卸任前的告别外交演说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永远不会超过美国。两位领导发言代表两种不同的人口预测和经济叙事。

　　宋真宗封禅泰山

　　国家领导人大多希望留名青史，成就“秦皇汉武”那样的霸业，这是基本的人性。泰山封禅是对君王文治武功的最高的荣誉奖。唐太宗李世民本想封禅泰山，但被魏征劝阻，认为不够格。

　　领导人盲目的雄心膨胀后果很严重。因此，北宋“圣相”李沆认为作为大臣，有义务“格人主之私”：“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就是说，我担任宰相这个重要职位，只是遵循“祖宗之法”，而对朝廷内外各种富国强兵的忽悠建议，一概不予采纳，这也算是我对国家做的一点微小的贡献吧。宋真宗曾问他治理国家要重视什么，他回答:“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就是不使用那些急于上进，不务实事，用“大词”忽悠皇上干大事的人。

　　李沆担任宰相时，从来不向皇帝上密奏。他说，“谄媚之人的说话像忠心，狡诈之人说话像可信。”为了培养年轻的宋真宗形成忧患意识，他总是郑重其事地向其报告“四方水旱盗贼”之事。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旦对此事颇有微词，认为地方上的小事，不值得奏报天子，令其心烦意乱。李沆：“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

　　李沆去世后，宋辽缔结澶渊之盟，西夏也纳款归顺，天下太平，宋真宗果然迷上了“祷祠之事”。各级官员为了讨好皇帝，歌颂盛世，争相虚报祥瑞，伪造天书，宋真宗大喜，改元“大中祥符”。在王钦若、丁谓等群臣窜掇、“劝进”下，上演“皇帝新衣”的闹剧，宋真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大兴土木，广建宫观，劳民伤财。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之徒果售其佞”，“一国君臣如病狂然”，自己却无法遏制，这才认识到李沆的先见之明，叹息说：“李沆真是个圣人！”神圣的封禅泰山被庸俗化，后面的皇帝再也不敢封禅泰山了。

　　揣摩上意，错误解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教授们类似宋真宗时期的王钦若、丁谓，善于揣摩上意，用没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密奏迎合、忽悠决策层。比如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胡鞍钢吹嘘其主编的《国情报告》“先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百余次，对国家重大决策产生持续影响”。胡鞍钢在1980年代因为断言中国人口上限，为计划生育提供理论依据，而当选为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专家。2000年胡鞍钢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不能因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1990年代胡鞍钢迎合中央领导希望强化中央财政的意愿，及时推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建议实行分税制改革，导致中央财政压制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压制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54%下降到2011年的40%（国际社会占60-70%），政府不断扩大、集权化，家庭越来越弱，出生暴跌（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2000年的1.22），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

　　2011年胡鞍钢出版《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预测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2.0-2.2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也毫不逊色，早在2005年，林毅夫就预测2030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甚至是美国的1.5-2倍（如果人民币升值）。2008年林毅夫预测，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上人民币升值，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2.5倍。2010年卢锋在美国纽交所举办的“2010年的中国经济”论坛发言时，预测中国经济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就会超过美国。姚洋等人在2010年上书中央，认为“大象难藏身于树后”，建议放弃韬光养晦的策略。

　　唐太宗李世民本想封禅泰山，但被魏征劝阻，认为不够格。

　　“东升西降”的战略误判

　　中国的经济占世界比例从1990年的1.6%提高到2012年的11%，同期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6%提高到52%。似乎印证了北大国发院和清华国情院的预测。于是，中国政府在2012年开始接受他们的“劝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上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又增加了“文化自信”，变成“四个自信”。

　　2013年，胡鞍钢在《环球时报》撰文，指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总统制。2014年出版《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林毅夫、胡鞍钢、王绍光、金一南、罗援、张维为、乔良等15位专家学者诠释“三个自信”。张维为认为，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世界新秩序。

　　由于盲目自信，2015年、2016年成为中国历史的拐点，在政治、经济、舆论管控、司法、外交等各方面都全面倒退。

　　2017年4月，胡鞍钢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24期”上，在其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中国之路”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2013年）、科技实力（2015年）、综合国力（2012年）上已经完成对美国的超越。到2016年，这三大实力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5倍、1.31倍和1.36倍，居世界第一。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则加速赶超。

　　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在2015年、2017年预测，到2049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3倍。端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碗，看着“经济是美国两三倍”的锅，中国领导人豪气冲天。2018年中央电视台播放《厉害了，我的国》。2020年爆发新冠疫情，中国官媒将清零政策宣传为“制度优势”。2021年中国的经济达到美国的76%（2024年降至65%），超过美国似乎指日可待，于是中国领导层做出了“东升西降”的战略误判，“对内高压，对外战狼”。

　　西方的政要也被林毅夫、胡鞍钢、李稻葵等人的预测所误导，将中国这种老病猫当成气势汹汹的狮子。比如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的中国问题顾问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采信林毅夫、李稻葵等人的预测，在《百年马拉松》中认为2030年、2049年中国的经济将是美国的2倍、3倍，会将美国变为殖民地。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东升”的中国和“西降”的美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东升”的中国将挑战美国的国际霸权，建议美国联手俄罗斯遏制中国。于是美国两党罕见达成共识，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与对手”，放弃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强硬为基调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

　　无视中国的人口危机

　　林毅夫、胡鞍钢、李稻葵等人的经济预测是建立在错得离谱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中国的人口在2030年是美国的5倍，在2049年是美国的4倍。其实2030年、2049年中国人口将只是美国的3.5倍、2.7倍，尤其是年龄结构比美国的差。

　　我在2007年版、2013年版《大国空巢》从人口结构角度预测中国的经济超不过美国。2016年我将此结论告诉《纽约时报》，试图缓解美中战略误判，因为当时连被中国官方称为“知华派”的兰普顿（David M. Lampton，曾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也意识到美中关系到了临界点，对可能出现长期战略分离的风险表示担忧。但当时中国媒体充斥着对中国模式的狂热宣传。国家卫计委以“唱衰中国人口和经济”为由说服有关部门，将我列入官方黑名单。

　　2019年1月4日我在《南华早报》发表《比日本更糟：中国的人口危机将如何毁灭其经济梦想》。2020年拜登当选总统后，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对拜登政府的建议》，其中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事务首席顾问 Jeffrey Bader在对该书的概要介绍中，所引唯一文献是我的这篇文章。拜登总统后面的一些关于中国人口危机对经济影响的讲话，其实也是引用我发表在Project Syndicate上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