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大清亡于留学生？

1896年，十三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学生来到东京求学。不到几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离学。

量少而味淡的料理，难以下咽的生食，空间狭小的榻榻米，是留学的第一道难关。一旦踏出房门，就会感受到文明的层层壁垒：靠左行走，不要大声说话，不要随地吐痰，不要无所事事在街上停留，保持衣着整洁，尊重妇女……无论走到哪里，周围的视线总是聚焦在他们的辫子上，带着居高临下的鄙夷。留学生只能尽量躲避着日本人，蜷缩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忍受着无尽的烦闷与孤独。

即便如此，茫茫大海之上，东渡日本留学者仍络绎不绝。从官方的数据来看，1899年，赴日留学生超过百人；1906年，已经超过了7000人。由于不少人是自费去日本，很难被统计到，所以实际留学人数还要更多。

在东京，日本人很快就对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见怪不怪了。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甚至出现了修学一周就发毕业证的“学店”。神田的中华料理店从两三家骤增至三十余家，日本人对里面大吵大闹的留学生十分看不惯，指责他们日日满足口腹之欲，而不知为国家精进学业。专门为中国人开设的书店、印刷所和典当铺也出现了，里面的店员慢慢说起了汉语。房东们则在计较墙壁上的涂鸦和沾满了油污的榻榻米，然后赶走“野蛮”的中国租客。由于主流社会的排斥，不少留学生喜欢呆在警察管不到的地方，与他们打交道的是皮条客、娼妓和鸦片贩子。而日本报纸频繁曝光这些丑事，导致日本民众要求加强留学生管理，甚至有人向当局哭诉，要求将“腐败清国留学生从吾神圣日本帝国驱逐”。

何苦来到日本？何苦要求学问？这可能是每个留学生心中挥之不去的两个问题。

▲留日作家郁达夫在《沉沦》中用这两个问题发出控诉。图源：网络

长久以来，中国之于日本，处于文化输出国的地位。甲午战争的结果，证明日本学西法以求富强的效果强于清朝。人们不得不对东洋人刮目相看，却不肯抛弃天朝上国的自尊，屈尊向倭夷学习。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趁火打劫占领了旅顺、大连。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呼吁联英日、制德俄。维新派提出学习日本，变法图强。此后，清朝聘请大量日本人来华，并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原来的文化输入者摇身一变成了输出者。

日本各界人士在目睹中国被瓜分的惨状之后，不由得产生兔死狐悲的危机意识：中国的危局必然会影响东亚局势，为了保卫日本利益，不能让中国再沉沦下去。

1899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对东亚局势发表过这样一番看法：“余观清国的情势，欧洲列强所到之处，便在清国的版图内扩张其利益线，其势终将使清国的地图变成赤、黄、青等分色，此乃相当明了之事。清国就像犹太人种，可断定将来必定是国灭而人种尚存之情况。我国亦当对此未来预作准备，采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扩充利益线的举措。”甲午战前，日本的利益线止于朝鲜半岛，现在它摩拳擦掌将触手伸向中国大陆。

▲山县有朋。图源：网络

日本陆军虽然与政府不对付，但他们基于黄白人种对抗论，提出中日同盟的设想。陆军参谋本部频繁派人向张之洞、刘坤一游说，提倡东亚保全、中日提携，还主动帮助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编练新军。

民间人士则攻击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抗拒欧美等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一心想要挫败西方之阴谋，建立全新的东亚秩序。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1901年，黑龙会成立。这些在野势力明显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做事也更加激进。与官方立场不同，他们大力支持反清革命，并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无论是“守卫利益线”，还是“人种同盟”，又或是“大亚洲主义”，都不约而同指向一个结果：日本帝国应当自觉地担负起中国的命运，以对抗强大的西方。

对清朝来说，日本就像是西学的“二道贩子”，便宜实惠。不像欧美诸国，日本政府对留学生资格限制不严，不需要办理护照；再加上国土相近，生活及学习费用低廉，即便是稍微穷一点的人家也能自费游学一番。更重要的是，新政从上到下全面铺开，效率为先，来不及仔细请教老师（西方），不如直接找优等生（日本）抄作业。

那之后，中日双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靠近彼此。在此过程中，不只是西学，就连日本的“东学”也笼罩了中国。

就新政而言，清朝基本上是照着日本的葫芦画瓢。东渡取经，先调查一下实际情况，与国内作一番比较，然后组织培训班，听听日本学者的课，不懂的话再翻看伊藤博文等人的作品，就这样一点一点将明治日本的制度移植进来。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改官制为首要之事，而如此大事竟由十几个少年得志的留日生决定。言官赵炳麟上奏称，他将日本的文武职员表和中国新官制逐一对比，发现吻合率高达十分之九。他心痛地说：“窃惟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

▲留日法科出身的曹汝霖是新政要角。图源：网络

制度的改革尚在其次，精神的支配则更加深远。

1862年，日本一位名叫西周的知识分子去荷兰留学。他自幼钻研朱子学，后又对徂徕学（日本的一个儒学流派）感兴趣。等到美国人的“黑船”来到日本之后，西周便想要了解创造出这等造物的文化，于是有了出国之举。1865年，西周满载知识而归，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复杂的西学转化成日本人能够理解的东西。

某一概念只属别人所有，又须用自己的语汇表达，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但西周在东西方之间成功地架起了一座桥梁，架桥的材料正是汉语。试举一例，“演绎”是西学的重要名词，英文为deduction，西周将其定义为“引出之思考方式”。“演绎”二字出自《中庸章句序》中的“更互演绎，作为此书”，本意为考察、验证，西周解释为“演者，延也；绎者，剥茧抽丝之意也”，将其改造成西学的重要术语。西周用汉语也是不得已，日语不够简洁，而汉字造词能力强、文化积累丰富，无论多么复杂的概念，汉语总能找到合适词语。

据学者研究，西周赋予新意的汉语不下一百个，有理性、悟性、命题、先天、后天、经验、现象、物质、分解、具体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汉语，便自创新语，如主观、概念、概括、定义、理想、盖然、外延、内包、全称、特称、反证等，共有240个之多；若加上借用词、再生词，则达600多个。

西周在课堂上教授这些新汉语的时候，难以想到这些词汇会让东亚精神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新汉语”不断涌现，如哲学、物理、形而上、共产、反动、动员、工会、盲肠、摄影等等，不可胜数。一个与西方接轨的东亚文化体系出现了，而日本将在这个新体系中掌握绝对的解释权。

当中国学习日本的时候，不可避免要使用这些新汉语，汉语言随之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学务纲要》中指出：“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此等字样，不胜枚举，可以类推。”

此种担忧不无道理：字义的改变，其实是思维的转变，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若是用久了，产生了混淆，中国传统学术必然消失。

哪怕到了今天，人们对新汉语“开口便是，下笔即来”，离了它们，几乎难以在正式场合表达意思、相互沟通。更微妙的是，如果不用这些新词，中国人很难理解自己的历史了。失其本意，文化断裂，这是否为一件好事，实在难以说清楚。

类似的事情还有分科的问题。西学讲究学科分类，但中学不提倡这个，充其量有辞章、义理、考据的分类。清朝照搬日本学制之后，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除经学外，基本没有传统的影子了。中国的学问自成系统，只能独立出来，慢慢成为“国故”“国粹”。没用，因是老祖宗的东西，所以得留下来摆在那里。钱穆就曾说过：“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还有另一种尝试，将中学拆分打入哲学、文学、史学、群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之中，将其改造成“科学”的一部分。

日本式分类法维持到了今天，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这样的分类来对待中国的文化。这样的分法，古人何曾有过？可如果不这样看，还能怎么看呢？

以日本为师的大势下，张之洞、赵炳麟这些老人们的忧虑多少显得陈旧与顽固，但对于笃信进化论的留日青年来说，上述变化都指向了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义无反顾冲在历史的前头。政治上，他们编订新法，筹备立宪，鼓吹自治；教育上，他们推动学制改革，创办新式学堂；军事上，他们是新军中不可缺少的骨干。反感清政府的学生大都成了革命的同路人，争先恐后加入到反叛的浪潮之中。夸张点说，晚清最后十年的历史剧，基本就由留日学生来导演了。

身处历史漩涡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文化的断裂，他们以为向前迈进，其实徘徊在中学、西学、东学之间，误会自己，也误读别人，然后蹚出一条奇奇怪怪、不伦不类的道路。

前方未必是新世界，但他们已经蜕变成了新民。

戊戌维新时，梁启超高呼“变法”，反对派则以“有违祖制”予以反驳，双方关注的重点在于法与制。新政之后，制度落地，但国家局势难见好转。于是，梁启超将目光转向了“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

老大帝国的臣民指望不上，然而，民智未开，“新民”从何处来？

这群血气方刚的霹雳手是杀出来的。

庚子之后，俄国占领了东北地区，不肯撤兵。朝廷的应对颇为和缓，少了血性。日本留学生郑贯一作《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赞扬“义和团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要是有识之士能够用国民之义务引导义和团，必能一扫专制之颓风。上可对抗无能之社会上层，下能引导无知之社会下层，挽救中国之危亡者，舍学生其谁？

此后，留日学界风起云涌，青年们将自己视为未来的主人翁。1903年，俄国拒不撤兵，学生哗然大怒，向官员上书请战，并组织义勇队，成立军国民教育会。不料清政府指其行动“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出手压制，这下，学生们的激进情绪再也压不住了——学生既为国家之主人，必须尽主人之义务，反清革命，抵御外侮，也是再合理不过了。当然，推翻政府之后要怎么办，这群年轻人还没怎么仔细想过。毕竟破坏就一条路，建设却有无数条路，谈多了建设，就不容易团结了。

在日本，梁启超早早就看见了“少年中国之少年”，他称留学生为“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并将“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视为前途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中稍放一线光明、差强人意的三件事。

多年来，梁启超倡导民权，攻击专制，宣扬自由，引导不少人与清政府决裂，走上了革命之路。在当时，要论心中的偶像，人们多会想起博学多闻的梁启超，而不是反清斗士孙中山。然而，当拒俄运动高潮之际，他远赴美洲，错过了感受革命的机会。在美国，他看到了共和制的种种弊端，又听说了革命党一些德行有亏的行为，归来之后便宣布告别革命。此时，正好是学生意识膨胀、情绪高涨之时，既然梁启超不想激进，那么学生只能抛弃他了。

▲梁启超。图源：网络

其实，留日学生抛弃梁启超是不可避免的。年轻人漂洋过海，踏上日本国土之初，很难说有什么革命的意识。一种常见的说法是，日本人的歧视激起了学生的反抗意识，从而导致他们走向革命。唐宝锷是最初赴日的十三名留学生之一，他就曾表示，在日本所受的耻辱，毕生难忘，才产生了排日之感。

从大局上看，日本是想搞好关系的，为了和西方对抗，实有联清的必要。哪怕是为了扶持亲日势力，也不会愚蠢到歧视留学生。然而，世界已被瓜分殆尽，作为后起之工业国，日本必然想要独占中国之利益。再加上，日本后来居上，举国弥漫着一种虚骄之气，表现之一就是对弱国的鄙夷。这种鄙夷在欧美也不是没有，但它们有民主传统，总要礼貌些。因此，留学欧美者往往亲欧美，留学日本者通常都反日。

比起受歧视的感受来说，急于求成的渴望可能更为强烈。鲁迅曾回忆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年轻人志气不凡，善于吸收新知识，一旦接触到“文明”，精神为之一振，行动的想法随之产生。

日本的留学教育则满足了这一愿望。如前文所述，留学日本只是国家在推行新政过程中，经费、人才奇缺状况下的一种救急手段。大部分学生来到日本，选择的是速成教育，类似于“两个月教你掌握近代化”。以1905—1906年为例，速成教育者占60%，普通教育者占30%，中途退学者占5%，进入大学的人仅有1%。可以想象，年轻人一哄而上，眼界大开，思想解放，很清楚民主专制谁优谁劣，情绪十分激动，可一旦要做什么专业的事，却是一知半解的，便只能投入到宣传、启蒙、串联之事中去。日本在其中最大的作用，就是给青年们提供了一个不会被清政府过度打扰的政治训练基地。

学业望速成，教育望速成，政治改革望速成，富国强兵望速成，那么何种方式能让中国最快速转型成一个强国？那就只有革命了。

革命是与排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02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之日）下午，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在日本横滨举行“支 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亮出鲜明的反清旗帜。章太炎将明清换代说成是“亡国”，把日本称呼中国的“支 那”当本国名称，构想了“少年中国”的某个蓝图：以居于汉地十八省的汉族为核心的单民族共和国。他们为这个国度挑选了一个图腾：黄帝。

“黄帝热”兴起于1903年的东京。第一个用黄帝纪年的刊物乃是留日江苏同乡会于东京发行的《江苏》杂志。不久，刘师培发表题为《黄帝纪年论》一文，在文末将执笔日期记为“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此说一出，革命报刊纷纷采用黄帝纪年。

同一年，《江苏》又登出了黄帝的写实画像。“革命党大文豪”陈天华写的《警世钟》《猛回头》刊印于东京，都印有黄帝画像。

▲黄帝画像。图源：《20 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 肖像、 西方起源论》

军国民教育会的徽章上刻有黄帝之像，其发起人曾说：“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显然，某些不能说出口的情绪通过黄帝之像就这样释放出来。

鲁迅来到日本后剪掉辫发，并拍了一张断发照，照片背后有著名的“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

“黄帝热”的背后依然有着复杂的西学和东学背景。当时，法国学者拉库伯里有“黄帝西方起源说”，将黄帝描述成外来的征服者。他认为黄帝是两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黄特，其率领巴克民族东徙，途经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此说先传到日本，接着受到中国学者和留日学生的欢迎，比如章太炎、宋教仁、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其中既有革命派，又有改良派。

此时，达尔文主义盛行，西方大肆宣扬黄祸论，担心有一天“日本人的组织和统治能力”与“庞大的中国人口之巨大劳动能力”结合，威胁西方世界。日本方才崛起，中国积弱已久，竟然被视为威胁，这无疑是一种荣幸。于是，中国学界主动拥抱种族主义。外来种族这个立论，对汉族而言非但不可耻，反而是“优良种族”之标志。他们期待着，未来的某一天，中国人也会成为征服者，与西方进行“黄白大决战”。

后来，汉地十八省的想法被“五族共和”的理念所纠正，最终演变成“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民族国家”虽然并不适合中国，但激发了年轻人的无穷热情，若无它，革命的热潮恐怕还得晚上几年到来。

当留日学生疯狂地吸取西学知识，激烈地走向革命之时，一个朝廷要犯的身影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他就是孙中山。

一直以来，孙中山非常支持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出钱又出力。但由于其流亡者的身份，他只能秘密进行活动，要么使用化名，要么断发改装，没有一个公开的场合向年轻人展示自己。就算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这样的革命党精英人物也很难与之见面。

1903年之后，一批宣传孙中山的小册子在日本问世，迅速吸引了激进的青年；恰在此时，梁启超宣布告别共和，遭到了留学生的唾弃。

1905年8月13日，宋教仁、田桐等人在东京曲町区饭田河岸富士见楼组织了一场欢迎孙逸仙大会。这次欢迎会场面十分宏大，到场者一千余人，后到者不能进去，便站在街角，仰望楼上。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孙中山一袭白衣登场，以其强大的魅力博得了阵阵掌声。从此刻起，学生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孙中山，他不只是一个草泽英雄，而是一个睿智、勇敢、坚定的革命家。革命领袖之位，非他莫属。

▲孙中山。图源：影视剧照

这场大会也是为展示留日学界的革命力量而举办的。意气风发的学子向老朽的帝国展示自己的肌肉，觉醒的少年中国开始要说话了。这一次，他们更加拥抱破坏，而对于如何建设，也多了些清晰的想法。

七天之后，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年4月，湖南巡抚端方选派湖南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约六十名学生，以官费遣送日本留学。其中，有一人名叫黄尊三。在留日学界诸多响当当的名字之中，黄尊三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或许从他身上，我们更能看到“少年中国之少年”是如何造就出来的。

抵达日本后，黄尊三进入宏文学院。学校位于东京北丰岛郡之巢鸭，属于乡村地区，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相当于普通中学。到校次日，他就与同学相约去剪发，剪完之后觉得十分轻便。数天后，忽然有日本警察来校搜查学生行李，他非常恼怒，一夜不能安眠。之后，同学们拒绝上课，商议退学，黄尊三虽然气愤，还是主张：“为学业计，忍辱上课。”闹了几天，没有效果，大家只能复课。此时的黄尊三心中尚无革命之念，虽心思敏感，但理性克制。

来到日本之后，大会小会不断。6月7日，开湖南同乡大会，“到会约三百余人，杨度主席，演讲‘道德’二字，至为动听”。13日，开自治会。14日，又开湖南同乡会。29日，开同学会……9月，同乡会改选干事，有人涉案被捕，黄尊三主张调查，若事情属实，立刻遣返此人。于是，开同乡全体大会，会长刘庚似乎偏袒犯事人，同学则要求改选会长。黄尊三主张不必牵连，大家都不以为然。当晚，黄尊三静不下心，无法用功学习。之后，众人依然你争我吵，党派倾轧，他不由得感慨道：“留学生不能运用代议政治。”最后，要选举新会长，他干脆不去了。

来到日本几个月，天天开会访友，疲于应酬，学业早已荒废。黄尊三反省道：“吾人碌碌终日，无所用心，或奔走呼号，而毫无办法，徒劳无益，只足济其欺世盗名之资。此古人之所深耻也。吾意欲救国，当从自救起。若学问能力不养成，则自己将堕落于九渊。救国云乎哉！”可是，开会已成风气，他明知耗费时间，却也不能免俗。

黄尊三的日常生活安排是上午学日语，下午阅报。留学最难过的就是语言关。赴日前，他就在学习日语，所用教材为梁启超编著的《东文入门》二册。抵日后，他又是听演讲，又是请人补课，又是阅读日文报刊，然而学了一年，“程度颇低，不能听讲”。

平时，他喜欢阅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主办的《民报》。他认为，《民报》“价值在《新民丛报》之上”。

除了上课和读书以外，日本的生活就没什么称道的了。他记述第一次吃的日本食物时说：“一汁一菜，颇为简单，味至清淡。一小碗汤、一个鸡蛋、一小碗米饭。初次食用，甚觉不快。”对于一个喜欢吃辣的湖南人来说，这样的饭菜确实寡淡无味。搬家也是家常便饭。他曾弹琴被房东敲门提醒，一气之下换了寄宿之地。到了新地方，他却因为中国人的划拳唱歌声而学习不下去，不由得后悔起来。

1905年11月，平静的求学生活被打断了。当时，中国留学生人数众多，良莠不齐，公、私学校为牟利激烈竞争，办学水平下降。日本政府决定整顿留学教育，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消息公布后，留日学生长久积累的反日情绪爆发，掀起了一场政治抗争运动。许多人不问规程的具体内容（事实上大部分学生的日语水平不足以看懂），听信误传，觉得日本要联合清政府镇压革命，要“取缔”留学生。黄尊三不想人云亦云，于是到各处寻找日本的取缔规则，却无功而返；又拜访宋教仁，询问具体情况。周围的同学以罢课抗争，若日本不退让，则要全体回国。黄尊三保持了几分冷静，主张调查清楚，众人却都认为不必调查。在此情况下，个体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只能卷入人潮。

此时，日本舆论又添了一把火。它们大肆报道中国学生负面新闻，指责中国人放纵卑劣，乃是乌合之众。革命党极力渲染规程的危害性，抨击清政府与日本勾结，引导学生反抗。日本政府也不想退步。于是，留学生只有退学回国这一条途径。

12月，陈天华蹈海自杀。众人都认为陈天华是为取缔规则一事愤而投海，从而更加坚定了回国的决心。讽刺的是，陈天华在遗书中并不支持罢课退学。他认为许多学生盲动、蛮干、纪律差，反而自取其辱，日后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狂热的学生自然也不会仔细看他的遗书。秋瑾在浙江同乡会上抽出短刃，并点名几个意见不同者，当场宣告死刑。一些留学生组织敢死队，声称“如不回国，众必杀之”。各队员皆藏刀于外套中，巡视于各校附近，一旦见到不想回国之人，绝不姑息。自12月13日起，被浪潮裹挟的学生相继归国。

▲秋瑾。图源：网络

事后，理性的声音逐渐回归。梁启超、章士钊等人发现，规程“利多而害少”，与争国权根本扯不上关系。胡汉民、汪精卫等革命党人认为“不当以寻常学生之意气而牺牲革命之利益”，“退学归国为下策”。就连最激烈的秋瑾也不得不说，留在日本求学的人也是爱国的。整个事件正如七八年来留日学界之缩影：崇高的精神追求，张扬的民族情绪，以及不算太高的政治素养。

回国的黄尊三想起此事来也是泪流满面，不由得感叹：“余求学无地，救国无才，茫茫天壤，归将安为？”

1906年3月，黄尊三再度赴日，进入正则英语学校，补习英语，接着准备考早稻田大学。欲强中国，还是得学会真本事。1909 年6月，他未通过进入大学部考试，转而报考明治大学法科。9月，终于考上大学。在这段不算漫长的时间内，他时常陷入焦虑的情绪：游学以来，一事无成，但家国的局势却越来越危急，学法能救中国吗？

当然，他已经算是学业大成的了。根据留日学生监督处所办《官报》刊载的各校留日学生考试成绩表，大部分人根本就不合格，各科成绩在二三十分的相当普遍。而留日学生的总体毕业率不超过10%。可以想象，大部分人来到日本之后，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革命之中，至于他们本来的目的，已是无暇顾及了。

1907年，宋教仁劝说黄尊三加入同盟会：“不革命无以救亡，而革命则端赖吾辈。”黄思索了一下，觉得开会、社团、宣传都非自己擅长之事，还是选择学问优先。他回答:“革命，余固赞成，但非空言所能成功，贵在实行。而奔走国事，与求学，势难两立。余学业正在半途，今何可遂弃。”他不想加入同盟会，并非反对革命，而是性格使然。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个活动家的材料，对于革命，他所能做的事不多。

▲宋教仁。图源：网络

年轻的学子确实容易走向激进、盲干，可如果都是黄尊三这样冷静的人，革命的声势永远壮大不起来，少年中国的理想只会落在纸上。历史向前进的关键不在于“向前”，而在于朝着未知勇敢地迈出一步。

在世风激变之下，黄尊三很快就迈出了那一步。

1909年，他在神田听孙中山演讲，为其革命经历动容。

1910年，他大赞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称其为“革命之巨子， 学界之明星，而文坛之健将”。

1911年2月，明治大学校长演说，主要内容是：“求学时代，当专心求学，不要管国家事情，卒业后，再为社会国家服务不迟。”然而，此时的黄尊三，思想已经发生了转变，他认为“学问万能一语，似不能适用于中国”。中国积弱已久，学生该报效国家时，绝不能含糊。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２日，听闻革命军攻占武昌，黄“一夜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天将明，始模糊睡去，梦魂颠倒。时而梦入革命军，奋斗于炮火之下；时而梦占领南京，开庆祝大会，醒来时天已大明”。

11月20日，黄尊三选择回国，为革命奔走呼号。等到民国建立，1912年2月，他才返日完成学业，取得法科文凭。

当这样一种破坏性极强的力量席卷全国时，连沉稳冷静的黄尊三都难以抑制内心的召唤，也难怪在守旧者眼中，这些“少年”隐隐有了魔头的身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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