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危局 新一波护照收紧袭来

护照本来是一种受国际法保护、一国公民自由出行的权利，但中共将其视为控制民众的缰绳。当局对因私护照的限制，近年来已波及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

2月17日，人权观察（Hrw）发布报告指出，打击网络诈骗成为中共当局限制核发护照最新理由。

报告说，北京规定，凡属设籍于广泛认定为网络诈骗或“非法”移民高风险地区的公民，在申办护照时必须提交额外申请文件，并通过多个政府单位审批。若不能满足各项繁琐要求，护照往往办不下来。

受影响地区包括：福建省的福清市、龙岩市、安溪县；辽宁省的沈阳市苏家屯区、铁岭市；江苏省的东海县；河南省的上蔡县、益阳市；湖南省的常德市、绍阳市。人权观察能够核实福建省若干民众遭受相关限制的报道。

上述部分地区曾名列2015年跨部门打击网络诈骗行动的“重点地区”。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对此评论说，“当局试图以打击犯罪为名，将原本适用于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出境限制延伸至全国民众。”

原大陆维权律师吴绍平对记者表示，“我在国内时就听说过，像福建泉州、漳州一带，很多人从事电诈活动，这些地方的人如果办护照就比较困难。”

旅美的原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本人提供）

他认为，中共想通过控制护照来减少电诈的发生，主要是一种宣传形式。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是说中国人不出国，然后电诈问题就解决了。出行的自由属于国际法保护的人权，不能用这种方式把整个地区的人都默认为犯罪嫌疑人。

“真的要打击有好多方式，现在技术都能识别电诈电话的来源，明明知道电诈都是哪里打出来的，为什么不断网络信号？现在民众去取钱，都要被查个祖宗三代，为什么电诈一转就是几万、几十万可以实现呢？”

对于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吴绍平表示，中共独裁政权从来都把老百姓当作敌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对待，像牛马一样管理他们。如果它把老百姓当人对待，就要保障老百姓的权利，打击犯罪。

“中共现在是调转枪口，纵容犯罪分子，限制老百姓的权利”，他说，很难想像还有这种逻辑，老百姓受侵害后，回过头来要把老百姓管起来。

吴绍平提到2017、2018年中国大陆有很多P2P金融难民，中共办案的警官说，这些人都是活该，因为他们贪图利息。“这个理由是很荒唐的，他们就是那么冷漠无情，把犯罪行为造成的伤害，归结为贪心。”

中共对护照的管理，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链条，受影响的人群越来越广泛。

从中共建政到上世纪80年代，对外闭关锁国，中国公民普通护照只签发了21万本，年均约7000本。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当局开始按需申领护照试点；到2002年底，开始在全国推行“按需申领”制度，实行快速通道制度，护照申请只需当地出入境管理局批准。

不过，新疆、西藏以及分布在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的13个藏族或回族自治州，从未获准使用简化护照申领系统，而且问题越来越糟糕。

2006 年新疆当局就有收回维吾尔人护照的政策，2016年下令回收所有护照；自 2012 年以来，西藏当局下令没收该地区登记居民持有的所有普通护照。

中共也不放心体制内人士。在当局2002年放开护照的同时，对中共高级官员出国进行严格限制。

2003年1月中共多个部委发文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处级以上干部、金融业、国企及涉密行业，因私出国需报公安备案。之后一些省市要求官员们将护照交单位统一管理。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腐风暴。（Feng Li/Getty Images）

从2014年起，中共以反腐的名义，护照管理更加严格。

2014年5月中共组织部发文，明确规定在职处级以上中共官员因私出国一般不批准，并明确要求收紧裸官出国。

2015年后，北京、天津等地收紧科级公务员出国，护照统一管理。这种现象2018年蔓延到事业单位，各地中小学校收缴教师护照。

尽管疫情后中国再次开放了国门，中共当局的护照限制有增无减。

中国护照持有率仍然很低。根据中共移民管理局，截至2019年，仅约13%的中国人口（约1.8亿人）持有护照，远低于美国的46%。

浙江一位体制内人士告诉记者，浙江公职人员办理护照比较困难，需要所谓的领导一层层签字，体制外的人，办理护照还是可以办，但是办理台湾通行证比较困难。普通民众办理护照，需要提前预约，每天承办护照的数量比较少，这边每天只做45人左右。

吴绍平表示，大陆很多人护照是被统一管理的。“像我在事业单位上班的亲戚，他们的护照被收上去了。如果要出国，得要有理由，才能拿回护照。我的体制内一些同学，也面临这种情况。”

去年到欧洲的艾先生对记者表示，“我知道的是，新疆和西藏申请护照有难度，它也不明说这是限制，但实际在手续上，有各种刁难，不让你办到护照。政治敏感性的、反共的、民运圈的，很多就被边控，不让出境，连香港都去不了。”

他说，体制内的很难，护照早就多少年前就被收了，大概是疫情前，连学校老师的护照都被收了。现在担任公职的、事业单位的，做老师的护照都给收了，全国都是这样，出国都要审批的。

艾先生表示，中共怕体制内人叛党、出境泄密，对共产党不利。现在只有更严了，共产党的统治危机越来越严重，控制得更严。

泰国业者杨先生对记者表示，公务人员他是有一定职务的，如果他们是内部特殊人员，一旦到了欧美，到时候在网上发言也好，或接受采访也好，一旦说出来对中共又是一个打击。

2023年5月，人权团体“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布报告称，限制出境已成为中共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直到他们准备通过边检出国时才发现。

报告说，自2018年以来，北京已经通过了五部新的或修订的法律，扩大了其实施谓限制出境的能力。目前，限制出境的法律总数已经达到15部。

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共最高法数据库中统计的出境禁令数量增加了8倍。

尽管中共没有公布遭限制出境人数的完整数据，但在2015年有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1400万人受到限制出境的影响。

美国国务院《2023年各国人权报告》中，特别提及了中共将护照政策作为限制公民自由的一个手段。

报告特别提到，中共法律赋予当局广泛权力，可以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利益”为由，禁止公民出境或拒发护照。

2024年3月，温州市瓯海区教育局发布新的教师出国限制通告，要求所有公营的学前教育机构、小学及中学教师交出护照。

吴绍平表示，实际上中共害怕老百姓出国，因为人一旦出国享受到自由的味道之后，再回到中共国，有了对比，自然而然对中共就有其它看法萌生，变得清醒起来，所以中共害怕。

“如果出国的人少了，中共在这种封闭的社会里面，洗脑效果自然而然就得到提升。很多人在这种洗脑之下，被中共叙事带走了。对真实的世界，知道的少了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国社会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种社会状况，也就变成指日可待了。”

吴绍平认为，对中共来说，不管是它自己关上大门，还是别人对它关上大门。当它的政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了，就代表这个政权已经到穷途末路。

“在封闭社会里，中共既有暴力机器又有洗脑工具。如果中国人无从跟外界进行沟通，被中共成功地给控制住了，就处于一种非常悲哀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