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突破原始创新的限制？

在近日召开的民企座谈会上，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也与会了，并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尽管没有安排发言。 此前，在总理李强主持的企业座谈会上，梁也出席了。 对一家AI大模型的初创企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政治待遇。

它当然缘于这家初创企业开发的AI大模型震惊了科技界。 年初到现在，全球舆论一个热炒的话题便是DeepSeek的横空崛起，它很可能让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围剿破防。

关于DeepSeek的讨论太多，其中一个问题是，它的出现，是否预示着中国将突破在科技原创领域的瓶颈，打破中国人没有能力进行原始创新的成见。 很多人，包括中国科技界自己相当多的人，都对中国是否有原始创新的能力持悲观看法。 而DeepSeek的技术路径，极大增强了中国人对科技创新的信心，也让许多人开始质疑这一成见的正确性。

对中国原始创新的能力不看好，并非是要故意贬低中国人，而是有科技史的根据。 自英国科技史家李何塞在几十年前提出了他那个击中中国人灵魂的“李约瑟之问”，人们确实看到，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科技原创和基础理论上的成果，都没有写上中国人的名字，中国本土培养的科学家，至今只有一人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 中国人对科技的热情，不亚于西方，然而科技原创的突破，还是鲜见。

于是，人们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 有人把它归咎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说中国人强于形象思维，而弱于逻辑思维; 有人把它归咎于体制，说专制制度扼杀了创新。 这两种看法几乎成了习惯，特别是后者，人们的理解是，原始创新需要思想的自由，观念的大胆和开放，需要一个自由讨论的空间，而专制体制不允许思想的无拘无束，它需要的是整齐划一，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从而形成对思想自由的钳制。 专制体制也害怕科技创新成果会触动统治者利益。

证之于中国历史，这种说法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产业的长期落后，导致工业技术水平的长期落后，制约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 人们看到在最近的10多年，要论政权的专制程度，比改革以来的多数时期都严重得多，但中国的科研能力和科技水平在这10多年有一个井喷式的大爆发，包括在纯科学领域，中国都取得了很多成就，更不用讲在专利的申请数和国际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中国都数一数二。 显然，用制度原因是没法解释这个现象的。

除了科技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之分，中国官方对科技人才、科研活动和科技创新，可能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施以过多的意识形态限制外，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工业能力的强大，建成了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对创新带来了促进作用。 从科技史来看，科技理论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多是产业和技术进步的结果。

一个国家产业没有发展起来，工业能力不强，政府和企业是不会有更多的资本和资源投入研发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技术进步。 中国的产业和技术曾长期落后，一直到改革的初中期，都没有太大改变，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低下，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少得可怜，这当然就不可能带动科技的大发展。 但如今，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规模比美德日三国加总还要多。

科技创新从来是在技术进步中，为因应工业发展，解决产业遇到的瓶颈而出现的。 中国全产业链的优势和强大的工业能力，为社会源源不断的科技创新提供了需求来源和应用场景，也为快速实现各种科技创新提供了从设计、打样、开模、试制到大规模生产、不断迭代的强大支撑，如果从这个背景去看DeepSeek的崛起，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此，有必要纠正中国人不能进行原始创新的习以为常认知。 DeepSeek这次代表中国科技前沿领域的创新，或许表明中国确有能力进行原始创新，只差“临门一脚”。 当然，要突破“临门一脚”，也并非那么容易，这取决政权对创新需求的自由空间的压制(多少有所压制)，和创新需要深厚的技术积累两者之间，哪个在具体的创新中影响大一些。

中国虽然在科技原创上现在信心大增，然而，要打破原始创新的瓶颈，恐怕还要等待一段时间，需要更多的技术积累和更自由的探索氛围。 假如中国政府能够因势利导DeepSeek的鲶鱼效应，或许会加速这个突破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