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1726年，悲痛到2025年

嘉庆三年（1798），承德避暑山庄，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向纪晓岚讲述了一段军中旧事。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乾隆三十年（1765），阿桂与伊犁将军明瑞合兵讨伐回乱，他们将营帐扎于距敌营一里处，互为犄角。那时，寻常的鸟铳射程不过二三十步，可诡异的是，清军发起冲锋时总会遭遇远超此射程的铅丸袭击。这令阿桂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战后，阿桂审讯俘虏才得知，原来回民早在清军发兵前，就从国外购得两门射程更远的火铳，专事压制清军冲击。

听完，纪晓岚也讲了一个关于火器的故事。

其父纪容舒的同年好友戴亨，曾任齐河县令，罢官后在纪家任教。戴亨曾言，幼时见过父亲造鸟铳，此物形似琵琶，将火药铅丸置于铳脊管内，通过暗藏机轮控制开闭。其有两个机括，扳动一个，火药自动入筒，第二个机括随即引发燧石撞击发火，鸟铳便发射出去，且弹夹容量达28发，比当时普通的燧发枪先进得多。

但这先进的热武器却未传世，只因戴亨的父亲后来梦遇神仙警示，不可杀戮过重，否则恐断子绝孙。因此，这一发明便被弃置，再未现世。

谈及此事，纪晓岚与阿桂感慨万分，如此精妙的发明，竟未被纳入清朝的武备名录之中，实在令人惋惜。

戴亨的父亲，是清代著名火器制造家戴梓。

戴梓早年发明的二十八连珠铳，如今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最早的机关枪”，并声称康熙不用此人，实乃误我中华三百年的罪魁祸首。实际上，现代意义的机关枪最早诞生于19世纪中叶，由比利时人加特林发明。它仅需一次装填弹药，扣动扳机，即可持续输出火力，造成杀伤。而戴梓发明的二十八连珠铳，每发射一回还得再机械式拉动一次枪栓，使弹药重新装填，这充其量只能算作是半自动步枪的鼻祖。

不过，即便如此，戴梓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火器领域仍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戴梓之所以这条独异于旁人的道路，追根溯源，似乎自其出生起冥冥之中也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指引。

▲纪晓岚画像。图源：网络

据《耕烟先生传》载，戴梓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戴苍文武双全，原为明朝监军道，师从明末“波臣派”画家谢彬，曾为明末清初的诸多文士画过肖像画。因此，戴苍与当时文坛上颇具盛名的朱彝尊、钱谦益、冒辟疆等人均保持着十分要好的关系。

史载，妻子临盆之际，戴苍“有难”，只能让母亲带着儿媳躲入当地的梓潼庙。夜里，婆媳同时梦见有神仙以儿子相托，二人同时惊醒。不久后，戴苍妻子果然生下一个儿子，因感念梓潼庙的庇护，遂将此新生儿命名为戴梓。由于梓潼庙是文昌帝君的供奉场所，戴梓长大后，遂以字表“文开”来纪念其在梓潼庙中降生的惊险历程。

而戴苍自从远离战场后，在绘画、设计等领域所花的时间精力日渐增多。凭借军旅生涯磨砺出来的敏锐观察力和严谨态度，他将山川河流、营帐兵戈融入绘画创作之中，其笔下的风景雄浑壮阔，人物栩栩如生，为后世所称道。

大抵是受父辈熏陶，戴梓自小就“负经世才，好兵家言”，立志投身军旅。无论是天文星象之术、排兵布阵之法，还是水利灌溉之学，他都能潜心钻研，融会贯通。只需假以时日，这位博通之才就能大放异彩。

天才的成长往往伴随着时代巨变。康熙十二年（1673），因不满清廷的削藩政策，平西王吴三桂决意联合同有明末降将背景的靖南王耿精忠等起兵反清，并联络孤悬海外的“延平王”郑经一同举事。动乱迅速蔓延，波及大半个中国。戴梓的家乡浙江，因紧邻耿精忠的福建老巢，也成为了两方交战之地。

为尽快平息战火，康熙帝特命康亲王杰书为大将军，负责剿灭东南沿海的敌对势力。戴梓毅然“以布衣从军”，命运的齿轮由此悄然转动。

▲耿精忠画像。图源：网络

杰书初到浙江时，清军与叛军对阵的局势并不乐观。

耿精忠麾下的大将马九玉、曾养性等骁勇善战，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清廷黄岩总兵阿尔泰、象山副将罗万里、温州总兵祖弘勋纷纷丢盔弃甲、闻风而降，清军士气低落。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末，杰书率领的清军所能控制的浙江地盘就仅剩省城杭州一地。

形势岌岌可危，杰书不得不顶着压力，号召全军建言献策。

在军中，戴梓一直坚持他的观点：“三藩之乱”不成气候，三藩通过利益与台湾郑氏达成的政治联盟也不牢靠，清廷假以时日定能改变战局，重夺主导天下的权威。

这种必胜的理念对于当时充满悲情气氛的清军就像是一剂强心针。杰书立即派人将戴梓请至帅帐，奉为上宾，请他形势。

戴梓也不推辞，开始滔滔不绝。清军之所以在与耿氏的对战中节节失利、地盘锐减，除了低落的士气外，很关键的原因便是耿精忠将自己的先头部队交给了骁将马九玉，屯驻于九龙山一线（今浙江九龙山）。这里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马九玉军若顺流而下，可长驱直入，直逼衢州、金华等地，进而剑指杭州；若逆流而上，则可顺利抵达仙霞关，开辟转战江西的新局面——而在那里，吴三桂势力与清军交战正酣，耿氏移师将与吴三桂势力形成犄角之势，使清军腹背受敌。

当然，在戴梓看来，被动的局面并非无解。只需派员对耿氏军队实施心理战，说降马九玉，清军便可反败为胜。

毫无意外，劝降马九玉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戴梓肩上。但出乎意料的是，戴梓并未直接面见马九玉进行劝降。

耿精忠的势力看似强大，关键在于有马九玉这样一批猛将的支持。同理，马九玉的部队凶悍，背后必然也存在一批实力超群、在军中有着举足轻重影响力的将领。倘若能说服这些人倒戈，马九玉部队自然就不攻而破了。

于是，戴梓单骑闯入了马九玉麾下大将刘进忠的营帐。刘进忠原为明末降将马得功的手下，跟随马氏在芜湖降清，因进剿福建有功，被朝廷分配到广东潮州任总兵，隶属耿精忠麾下。刘进忠这次叛清，最大的“功劳”是引台湾郑氏大军入潮州，加入反清阵营。站在他的角度，其所谋求的，一是想在乱世中建不朽功勋，二是希望借天下纷争，实现自己成为一方诸侯的梦想。

见戴梓前来，刘进忠令士兵“夹道列戟如荠”，又让人从战俘中挑出一人，当场杀之，借此恐吓戴梓。

“你怕我吗？”刘进忠问。

戴梓答：“我是来救你的，为什么要怕你？”

“你能喝酒吗？”问完，当即命人舀一大瓢酒给戴梓。

戴梓当即喝下，掷瓢于地：“你的部队死到临头了，所以强迫我喝鬼酒。”

刘进忠这才屏退众人，听戴梓分析大势。

三藩与台湾郑氏联军虽来势汹汹，其内部矛盾却异常尖锐。譬如，郑氏对三藩不奉明朝为正朔就耿耿于怀，郑经麾下大将刘国轩在出兵大陆时曾言：“吾家在海外数十年,称奉明号。今吴号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两家。若归正朔，吾不难进镇江、上南京，否则尔两家皆吾敌国也。”

而更为现实的问题是，郑经的势力已入潮州，紧邻的漳州、泉州等地又不断有郑氏大军涌入。倘若耿精忠与郑氏背盟开战，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刘进忠。

所以，经过戴梓的一番许诺，刘进忠最终同意联络清军，准备投降事宜。

▲郑经画像。图源：网络

在初步缓解了耿精忠“北伐”的压力之后，戴梓被杰书委以“监军道”之职，派驻福建，协助福建总督姚启圣守闽，抗御台湾郑氏。此时，戴梓这位军中不可多得的奇才，得以在火器制造这一关键领域施展拳脚。

郑氏父子退守台湾后，大力发展火器，并将其置于军事建设的战略地位，力求打造坚不可摧的防御攻坚体系。因此，郑氏军队的常规武器配置，除了长刀、长枪、弓箭等冷兵器外，还有各式单兵火铳、红衣大炮、佛郎机、舰船炮等制式武器。

据康熙末年成稿的《台湾外记》记载，郑氏军队制式火器中威力最强的，当数“龙熕”。这种武器在性能上与声名远扬的红衣大炮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属于大型攻城利器。但，较红衣炮而言，“龙熕”自身重量更为轻便，在战场上具有更好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同时，其弹药容量更为可观，能够在战争中显示出类似开花弹的效果：“先投小铁丸斗许，及发，大弹先出，铁丸随之，所至一方糜烂。”

反观清军，平定三藩之乱的制胜法宝为鸟枪。在世界热兵器发展史上，鸟枪是欧洲中世纪火绳枪的变种。这种武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清军的作战能力，但与郑氏军队种类繁多的制式武器对比，鸟枪完全无法体现其威力。并且，鸟枪的击发方式与火绳枪相同，都需要士兵先点燃枪管上的导火索，引燃枪膛里的黑火药，进而发射弹丸，造成杀伤；一旦遇上潮湿的阴雨天，鸟枪的导火索失效，便会形如烧火棍，发挥不出该有的作用。

摆在戴梓面前的任务，就是要尽快设计出能与郑氏部队制式武器相抗衡的武器。

经过长时间的试错与研究后，戴梓向康亲王杰书献上了自己的最新发明——连珠火铳。其枪支的发射原理如二十八连珠铳，只需事先在击锤处安装上燧石，扣动扳机，便可使黑火药弹丸在枪体内受到燧石的撞击，产生火花，转化为动能弹射出去，造成杀伤。

尽管戴梓发明的这款连珠铳在设计上仍存在着瑕疵，如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英人与通州副将王文雄探讨燧发枪使用情况时所指出的那样，清朝自制的燧石质量欠佳，枪体内的木质弹簧动能不足，致使黑火药难以发挥出预期的杀伤效能。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当时清军普遍装备的火绳枪相比，燧发枪在装填弹药方面大幅减少了等待时间，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改进。而且在同时期的欧洲，燧发枪也才刚刚开始列装部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戴梓的发明，让清朝在热武器时代到来时，又一次与世界并轨。

▲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接受乾隆赏赐。图源：使团画师亚历山大作品

康亲王班师回朝后，第一时间就把戴梓推荐给康熙皇帝。戴梓由此入直南书房，日备顾问，参预国家大事。然而，谁也不会想到，这竟是戴梓人生悲剧的开端。

自从入直南书房以来，戴梓即被康熙安排去修撰《律吕正义》，研究中式天文学，兼顾清朝火器研发的相关工作。

彼时，除却常规的经筵日讲外，入直南书房的大臣们还需编撰典籍，为统治者介绍时下新兴的事物，增长统治集团的眼界和知识。康熙的南书房中，除了那些学富五车的状元、榜眼，也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

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其目的并非出于好心向东方传播先进知识，而是企图使康熙帝皈依天主教。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书信中提到：“这位皇帝（康熙）却非常尊敬天主教，他喜欢听我们讲解教义，同时，他的行动已经使他成为半个基督徒，所以我们期待上帝也将赋予他圣教的天资……我们有理由推断，有朝一日他很可能成为中国偶像崇拜的摧毁者。倘若如此，他将与陛下（路易十四）更加相似！”

▲路易十四画像。图源：网络

对于传教士这种隐秘的企图，康熙帝其实洞若观火。

他深知，清朝处在一个与欧洲文化底蕴、宗教信仰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的氛围里，要想实现国富民强，在全球站稳脚跟，最为明智之举便是给予传教士足够的尊重与宽容。如此一来，传教士为了使传教合理化，就不得不先拿出自己擅长的天文历法、地形测绘、科学技术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博取康熙皇帝的欢心，再因地制宜，将西方宗教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互相掩护，使之顺天时、合民心。

也就是说，在南书房里，康熙帝与传教士之间更像是一种基于利益诉求的相互利用关系。而戴梓作为中方的科技专家，在与西方传教士对垒时，免不了要成为这场利益博弈的“牺牲品”。

果不其然，就在戴梓对《律吕正义》提出新见时，他的看法引起了比利时人南怀仁、葡萄牙人徐日升的不满。

南怀仁是康熙帝的数学老师，同时也是康熙初年清朝官方历法的主要修订者和“立法之争”的见证人。徐日升则是南怀仁的副手，与之一起管理清朝的钦天监，并协助清朝火器的研发工作。可以说，戴梓正是南怀仁与徐日升在学术与宫廷影响力竞争中的强劲对手。

戴梓的性格中，天生带有科研人员一丝不苟与执着求真的态度。每当发现西方传教士在学术上存在的问题时，他总会秉持着科学精神与之展开激烈的辩论。长此以往，双方的矛盾越积越深，“诸西洋人咸忌之”。

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兰使臣来华。

作为那个时代的“海上马车夫”，荷兰经过全球海洋贸易的运转，在17世纪中叶迎来了“黄金时代”。荷兰人也逐渐意识到，东方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可以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贸易市场。于是，为讨好康熙帝，荷兰使臣向清朝进贡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蟠肠鸟枪。这是一种内部设置有类似“蟠肠”结构膛线的火绳枪，可以保证火药燃气在枪管内的作用更加合理，提高子弹的初速、精度及射程。

荷兰人认为，像此等精密武器，在以长刀、弓箭为主的清朝人眼中，应是从未见过的“神器”，所以他们态度傲慢，瞧不起当时在座的清朝制造家们。

康熙帝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让戴梓列席其中，并命其仿制，以此来挫败荷兰人的锐气。而戴梓也不负所托，仅用几天时间就给康熙造了十把鸟枪，用作国礼，回赠给荷兰人。

戴梓的能力又一次让西方传教士感到震惊与威胁。

当时，康熙有意打破传教士在技术上的垄断地位，遂命戴梓为清朝部队制作大型武器。南怀仁当即指出，要造就得造“冲天炮”，当然，造“冲天炮”费时费力，在比利时造这种炮，耗时一年也不一定能成功。所以，他不相信大清有这种技术能力。

但现实很快给了南怀仁一记响亮的耳光。康熙的命令下达后，戴梓仅用八天时间就造出一款“子母炮”，可将炮管抬升45度角，使射出的炮弹“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其最远射程达三里，远超欧洲同时期出现的科霍恩巨型攻城炮。

康熙帝大喜，封此炮为“威远大将军”，并将戴梓的名字镌刻于炮管之上，以示不朽。

南怀仁、徐日升等人原本凭借着火器制造技术，几乎垄断了这一关键领域的话语权，在清朝宫廷享受着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戴梓的横空出世，不仅让他们失去了往日的荣耀与光环，更使得他们精心谋划的以火器制造技术为突破口，进而推动传教事业发展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矛盾进一步升级。

▲南怀仁画像。图源：网络

很快，除掉戴梓的机会来了。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大败噶尔丹。史载，“冲天炮从征噶尔靼,以三炮堕其营,遂大捷”。可见，清军打赢此仗，戴梓功不可没。

彼时，南怀仁已老死。西方传教士针对戴梓的报复行动，在徐日升的带领下秘密进行。他们发现，清朝人内部虽然普遍都对戴梓的技术钦佩不已，但其中也不乏嫉妒怨恨之辈。

康熙身边有名赵侍卫。此人心高气傲，从前因武艺高强，颇得康熙帝信任。自从戴梓备受重用后，他感觉自己在康熙的心目中，逐渐变得不重要了，于是时常寻衅滋事，故意找戴梓的麻烦，每次见面都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言辞之间尽是挑衅，妄图激怒戴梓与他发生争执。康熙偶然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后，当场斥责了赵侍卫的无礼行为，要求他向戴梓道歉，并责令他此后对待戴梓要如同对待老师一般恭敬有礼。经此一事，赵侍卫对戴梓的怨恨愈发浓烈，仿佛一颗仇恨的种子在心底生根发芽。而这一切，都被徐日升等人敏锐地捕捉到，并准备与之联合，伺机扳倒戴梓。

戴梓的才干，同样引起了朝臣陈宏勋的关注。陈宏勋原是张献忠的养子，后卖主求荣投靠清朝，但他始终担心自己的叛将身份会遭到秋后算账。于是，他设法找来戴梓，希望替自己秘密升级武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

戴梓刚直不阿，不为陈宏勋胁迫。与此同时，戴梓之子戴京在保护父亲的冲突中，持刀砍伤了陈宏勋，致使后者恼羞成怒，加入了徐日升、赵侍卫等人构陷戴梓的阵营中。

最终，在戴梓即将因发明“冲天炮”之功受封时，徐日升、赵侍卫、陈宏勋三人联名上疏，诬告戴梓“私通东洋”，欲学郑成功家族向日本“乞师复明”的先例，颠覆清朝统治。

尽管这起案件从一开始就只有些似是而非的指控，但明末清初仁人志士东渡日本“借兵复明” 的事件却是屡见不鲜。在风声鹤唳的环境下，康熙帝难免作出错误的判断。加之，康熙帝仍需大加利用西方传教士，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只能让戴梓作出牺牲——戴梓一家被流放辽东铁岭，交当地州县严加看管。

一代英才由此成为清朝万千流民中普通的一员，终日与风雪为伴，令人扼腕叹息。

▲康熙帝画像。图源：网络

从高官沦为罪人，换作一般人大概早已崩溃。但戴梓到了辽东，生活虽然困顿，精神却未沉沦。

他少年时随父学画画、作诗词，这些原本聊以自娱的技艺，到了辽东苦寒之地，都成了他养家糊口的手段。他“日夕勤笔耕”，不仅写诗卖画，还在当地支了个摊，替过往途人撰写书信，赚取收入。可即便如此，微薄的收入依然难以撑起一家八口的日常开销。

于是，在戴梓的诗中，可以读到他对生活的嗟叹：

泣感佳公子，垂怜老饿夫。

割鸡谋爨妇，赊酒丐奚奴。

惨雪迂回路，悲风砭病躯。

嗟余归不得，携座逐相扶。

戴梓以“老饿夫”自称，可见流放辽东后，其生活状况急转直下，食不果腹是常有之事。

随着时间流逝，面对逆境与饥寒，戴梓反倒生出了一种超脱的淡然。当时，江苏无锡人王一元在铁岭偶遇戴梓，便经常与之相聚，谈诗论文。在王一元的笔下，人生后半程的戴梓被描述为：“性豪迈不羁。工诗善饮，饮可数斗，议论风生，举座倾倒。家无担石，而意兴逾豪。”

不仅如此，戴梓对于火器的研发热情同样未曾消减。他时常召集家族中的晚辈，借用昏暗的烛光为他们讲解火器的原理，并制造出一批原型器械。只可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戴梓再未能离开此冰天雪国之地。

雍正四年（1726），在贫困交加中，七十八岁的戴梓与世长辞。清朝的火器研制，也随着他的离去，彻底错失了与世界火器发展潮流接轨的机会。

雍正年间，戴梓之孙戴秉瑜向朝廷献出了一款可拆卸的“九节十成炮”。凭借这款由“冲天炮”迭代而来的武器，清军在征伐大小金川战役中，取得了关键性胜利。然而，从根本上看，“九节十成炮”还停留在戴梓时代，与瞬息万变的西方火器相比，已然落后了一大截。

当西方列强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不断研发出各式新型的线膛枪炮时，固步自封的清朝则沉浸于天朝上国的喜悦中，坚定地认为火器这等“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本。两个世界开始渐行渐远，直至戴梓去世百余年后，再次产生交集——只是这一次的代价，太过巨大。

在历史的硝烟滚滚中，是否有人会想起戴梓的一生，像极了一则残酷的寓言？当他的连珠火铳在辽东的风雪中沉寂，当“威远大将军”的炮管在皇权的阴影下蒙尘，一个帝国的命运也随之悄然转向。他曾在庙堂之上以火器叩响未来之门，却终被权谋与猜忌放逐至历史的边缘。那些烛光下绘制的图纸、铁岭寒夜中的诗行，是天才对命运最后的倔强，也是时代对革新最深的辜负。

戴梓的故事，成了中国近代史最苍凉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封闭与傲慢的代价，从来不是一人一姓的陨落，而是整个民族在时代巨浪前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