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警示：“今天是我们，明天就轮到你”

1936年6月30日，日内瓦和平宫的国际联盟迎来了一位极为特殊的致辞者：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准备登上讲台，向第16届国联大会全体会议发表演说。塞拉西皇帝是历史上第一位向国联大会致辞的国家元首，但是对于他，以及他的国家而言，这些荣誉显得苍白甚至是讽刺。用塞拉西自己的话来说，“国家元首本人在大会上发言还没有先例。但是，一个民族成为这种不公正的受害者，面临在侵略中被抛弃的威胁，这也是没有先例的。”

一个多月之前，另外一个国联成员——意大利王国——占领了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宣告第二次埃塞战争的胜利。皇帝本人与部分家人、随从不得不经由英属吉布提流亡海外。在大会主席邀请皇帝上台时，将他介绍为“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

尽管意大利代表团已经提前离去表示抗议，在场的意大利记者还是对此报以嘘声和哨声，仿佛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才是此时此刻“意属东非的正当统治者”。愤怒的罗马尼亚代表尼古拉·蒂图列斯库（Nicolae Titulescu）对这些记者大喊“把野蛮人赶出去！”，这才为流亡中的皇帝清理出安静的会场。

蒂图列斯库所言不虚——在国际联盟的框架内，意大利与埃塞两国孰为“文明”，孰为“野蛮”，确实不能以殖民帝国的“文明标准”一言蔽之。1923年9月28日，埃塞俄比亚加入了初生的国际联盟，成为继南非联邦和利比里亚之后第三个加入的非洲国家。

与其他两者不同，埃塞俄比亚人民对自己从未被殖民统治这一事实感到骄傲和自豪——1889年，埃塞与意大利缔结了《乌恰利条约》，作为所谓“文明国家”的一员，意大利在这份文件中承认了埃塞政府合法性，并同意向埃塞出口军火，以换取该国对意大利对于已经实际占领的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地区的承认。

但就在这份开篇宣称“意大利国王陛下和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陛下之间将有永久的和平和持久的友谊”的条约仅仅七年之后，1895年，意大利军队踏上了埃塞的国土，试图在瓜分非洲的浪潮中巩固在东非地区的势力范围，甚至是建立一片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1896年3月2日，在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的阿杜瓦战役中，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II）领导的埃塞军队成功击败了意大利王国的入侵军队，标志着第一次埃塞战争的终结。

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大陆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败不仅是阿杜瓦战役所代表的军事失败，更是意大利政府毫不掩饰地撕毁《乌恰利条约》，违背其条约义务、和平承诺而发动入侵所带来的道德失败。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从改造部族制度，创立宪法，建设现代化工业与交通体系，到加入国联、废除奴隶制、改善妇女待遇和国家医疗与教育体系，埃塞艰难地进行着现代国家的建构，也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即便是对于自诩“文明世界”的国际联盟成员国来说，坚韧与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也绝不是一个他们可以轻易忽视或者贬低的非洲国家。

（1936年6月30日，塞拉西在国联发表演说）

第一次意埃战争的失败对意大利的民族自豪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到了1920年代，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National Fascist Party）领袖墨索里尼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将恢复罗马帝国时期的影响力与疆域视为他领导下的法西斯政权的重要使命。在非洲方向，过去数十年间未能充分从非洲瓜分浪潮中获益，以及第一次意埃战争的失败，无疑成为促使这位独裁者聚焦东非的重要理由。

1928年8月，认识到未来可能的侵略威胁，塞拉西皇帝寻求与墨索里尼缔结一份友好条约，墨索里尼也在参议院前大肆宣扬意埃友谊的美德。在这份条约中，两国之间再次承诺，它们将保持“永久的和平与友谊”。但是这也未能阻止意大利的入侵：1934年12月5日，意大利军队制造了瓦尔瓦尔事件，意大利获得了另一场战争的合理借口。

《国联盟约》第12条规定，联盟成员同意，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任何可能导致决裂的争端，他们将把此事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或由理事会调查，并且他们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诉诸战争直至仲裁员裁决或司法决定或理事会报告后三个月。

1935年1月3日，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请求对瓦尔瓦尔事件引发的争端进行仲裁。由于两国均为国联成员国，塞拉西希望集体安全制度能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如果《盟约》的条款与国联的制度仍然有效的话，这次仲裁至少可以防止埃塞俄比亚在结果发布前遭受战争威胁。

（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制度高度依赖大国的决心与行动）

在日内瓦，各国外交官们考虑的问题却不是埃塞正在面临的侵略风险。在1935年初的时间点上，国际联盟在实际上由英国与法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左右，其他国家在大会与理事会或许能发出一些同情和义愤的声音，但对于任何行动都无能为力。英国与法国最关心的，不是遥远的东非边疆到底发生了一场“国联成员国之间的侵略战争”，还是“意大利进行了一次无关痛痒的殖民扩张”，而是如何应对1933年以来因纳粹党上台而日益恶化的欧洲安全局势。

1935年1月7日——埃塞俄比亚提出申诉四天后——法国政府与意大利政府缔结《罗马协定》，其核心内容是，法国政府秘密地给予意大利人自由处置埃塞俄比亚而不受干涉的权力，以此换取与意大利的合作来孤立德国，确保欧洲的军事平衡。

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与法国政府内部的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相信，虽然同为法西斯政权，但意大利在中欧利益上与德国存在分歧，这成为拉拢意大利反对德国并预防侵略的可行之道。当然，作为“确保法国不遭到侵略”的一点微小的代价，另一个国联成员国埃塞俄比亚的主权与独立就成为牺牲品。

《罗马协定》大大鼓舞了墨索里尼的入侵决心。国联的制裁本来就是虚无缥缈，威胁孱弱，法国政府既然表达了绥靖侵略的立场，而英国政府又不愿在法国以外单独行动，那么摆在他面前的阻碍就只剩下1928年意埃协定与《国联盟约》那虚幻的和平宣言了。

1935年10月，意大利军队从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两个方向正式入侵埃塞，与上次不同，意大利军队装备了更为先进的武器，拥有装甲车辆、空军甚至是化学武器，还拥有了更优良的无线电监听技术，以侦测埃塞军队的行动计划。埃塞军队数量庞大，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后勤，装备上更是难以自给，重演阿杜瓦战役的胜利对于塞拉西来说似乎已经是不可能的，摆在他面前的唯一解法，还是寻求国际联盟的支持与制裁。

《国联盟约》最为强有力的条款，也是集体安全制度的核心，是第16条有关侵略的制裁条款。该条规定，如果任何成员国不顾第12条规定而诉诸战争，那么这就应当被视为对国联所有其他成员实施了战争行为。为此，各国承诺它们将切断与侵略国家的贸易或金融关系，禁止其国民与违约国国民之间的一切往来，并根据国联理事会的建议通过军事力量保护盟约。

但是在强有力的措辞背后，国际联盟的虚弱也早就暴露无遗——四年之前，日本帝国的军队在九一八事变中快速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当民国政府的外交官向理事会申诉时，他们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制裁或者军事援助，而仅仅是国联调查团一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调查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导国联的英法两国不希望在远东事务上激怒日本。

无独有偶，国际联盟及其集体安全机制对于第二次意埃战争的回应也堪称软弱与迟缓。在埃塞的呼吁下，国际联盟通过决议，禁止各国向冲突双方出售武器，试图减少冲突的发生。

但是毫无疑问，这一决定对埃塞军队的影响远远大于意大利，后者拥有坦克和轰炸机，已经做好了发动攻击的准备，而埃塞作为一个农业国家高度依赖任何可能的国际军购渠道。没有加入国联的美国政府，也援引当年8月通过的《中立法案》，对双方实施了武器禁运。

埃塞政府继续向国联申诉，希望直接根据第16条的规定，对意大利进行更为广泛的贸易禁运和封锁——对于这个在经济上86%都依靠进口的国家而言，石油、钢铁、煤炭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禁运就等同于其战争机器的停摆。1935年10月，国联成立了制裁委员会，通过了针对意大利货物出口、港口停泊的部分制裁建议，但没有包括对任何战略物资的禁运。11月，国际联盟再次对意大利的入侵行为表示谴责，但仍旧没有宣布最为关键的石油禁运。

应该说，第二次埃塞战争的国联集体行动是《盟约》的强制执行条款第一次得到成功的实施，大约40个国家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和金融制裁，这些制裁既有间接的，如拒绝从意大利进口商品，也有直接的。

但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爱莫能助——如何通过制裁甚至是海军封锁直接帮助埃塞抵抗入侵？主导国联的英国与法国政府延续了他们一贯以来的绥靖立场，表面上同意对意大利实施制裁，但实际措施极为有限且消极。两国在制裁问题上达成共识，排除军事制裁和海军封锁的可能性，仅同意实施有限的经济制裁。

所谓的制裁不仅软弱无力，而且并未得到认真执行。这是因为意大利可以从非国际联盟成员国，特别是美国那里获得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供应。英国在地中海拥有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两个大型海军基地，并实际控制着苏伊士运河，法国也拥有足以匹敌意大利海军的强大海上力量。然而，两国都不愿冒激怒意大利的风险。

1935年12月，法国外交部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和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在巴黎举行会议，商定两国在埃塞问题上的一致立场。两位外长达成了《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的共同解决提纲》，又称《霍尔—赖伐尔协定》（Hoare-Laval Pact），协定计划将埃塞接近三分之二的领土割让给意大利，同时允许意大利政府与企业在埃塞获得前所未有的特权地位——实际上是将该国置于意大利的附庸国甚至是殖民地状态。

即便如此，寻求绥靖的英法两国政府仍然以“该协定可以成为和平谈判契机”为理由，要求国联推迟对意大利石油禁运问题的讨论。尽管这一协定在被曝光之后未能实际缔结，但在英法两国的影响下，直到战争结束，国际联盟也未能做出任何对意大利有效的制裁措施。

经过六个月的多次战斗和对抗，埃塞俄比亚输掉了战争。1936年5月5日，阿比西尼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陷落。塞拉西皇帝流亡并被废黜，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取而代之，索马里兰、厄立特里亚和阿比西尼亚都被统一在意大利东非的名义下。

1936年6月30日，塞拉西前往日内瓦，为他被占领的国家发表演说，“要求伸张正义”。塞拉西大量援引了该国缔结和参与的国际公约，尤其是《国联盟约》和1928年意埃协定，指出“该条约绝对禁止在任何借口下使用武力，而以文明国家赖以建立国际秩序的调解和仲裁来代替武力和压力”、“埃塞俄比亚政府从未期望其他国家政府在自己的切身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为捍卫《盟约》而使其士兵流血。埃塞俄比亚的战士只要求获得自卫的手段”。

流亡中的皇帝质问道：

“中立的规则本应禁止运送意大利军队，但由于第十六条规定国联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有义务不保持中立，不是援助侵略者，而是援助侵略的受害者，因此甚至不存在中立。《盟约》是否得到尊重？今天受到尊重了吗？……我问那些向埃塞俄比亚人民承诺帮助他们抵抗侵略者的52个国家，他们愿意为埃塞俄比亚做些什么？对于那些向小国承诺保证集体安全的大国，我想问你们打算采取什么措施，而小国担心有朝一日可能遭受埃塞俄比亚的命运？”

塞拉西皇帝的演说绝不是慷慨陈辞，但其质问和声讨仍然在日内瓦的和平宫内掷地有声——根据1975年《纽约时报》的报道，塞拉西皇帝在自己的演说之后还对国联进行了简短的声明——“上帝和历史将会记住你们的判断——今天是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们”（It is us today. It will be you tomorrow）。

一语中的，两年之后，捷克斯洛伐克遭遇了埃塞俄比亚同样的命运，在英法两国的绥靖外交之下成为交易的筹码，西班牙共和国则在同样无效的禁运和制裁中屈服于弗朗哥政权；三年之后，德军的坦克越过德波边境；四年之后，法兰西在六周之内沦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是对国联袖手旁观和纵容侵略的最佳总结。

（“一个时代的和平”仅仅持续了一年时间）

第二次埃塞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两个里程碑——一方面，它标志着国际联盟集体安全制度的崩溃与失败，尤其是在各国如此接近成功实施制裁的边缘上，由于各大国的绥靖政策而功败垂成。

1943年墨索里尼被推翻时，在埃塞危机期间任英国政府国联事务大臣的罗伯特·艾登（Robert Eden）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否应该在1935年表现出更大的决心来推动制裁？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是否可以不让墨索里尼虚张声势，至少推迟这场大战？我确信，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英法能够对意大利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其他支持制裁的国家可能会被拉进这个提前组建起来的阵营，各国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和军备重整，而不是绥靖，来威慑轴心国未来的军事冒险。实际上，二战的爆发证明这个进程是无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一种“威尔逊时刻”的反噬——那些对集体安全寄予厚望并将国家投身于此的中小国家惊讶地从《霍尔—赖伐尔协定》中发觉，他们参加国际联盟的最大意义可能就在于让英法在对轴心国谈判时有足够多可以出卖的朋友。就像威尔逊践踏了自己有关民族自决承诺之后，各民族决心通过武力斗争争取独立一样，英法的绥靖也促使更多国家思考独立自主道路的重要意义，不再将全部希望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国际干预。1945年，塞拉西派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成为新生联合国的成员。

但这一次，埃塞俄比亚没有选择依附任何国家，而是谨慎地在冷战的政治环境中选择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并将自己的外交政策同非洲统一运动、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埃塞的外交官为了南非、纳米比亚被种族隔离制度压迫的黑人在联合国与国际法院奔走时，塞拉西的那句名言——“今天是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们”——已经超越了一场战争，成为反对侵略、支持和平和反抗压迫的国际运动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