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有毒，48岁教授拼命工作到最后一刻

3月5日，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锋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终年48岁。

在其生前，其研究领悟涵盖储氢材料、锂离子电池材料、电化学储能材料，这些技术对于新能源、电动汽车、手机及笔记本电脑等领域至关重要。

刘永锋生前的学术晋升，堪称火箭式速度。其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浙江大学，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30岁的他成为浙大副教授。并在35岁时晋升浙大教授，同年荣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作为对比，中国高校教师平均40.8岁才能晋升教授，刘永锋足足提前了近6年，堪称青年有为。而这背后，必然是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

刘永锋在进入浙大后、晋升教授前，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曾斩获浙江省级、杭州市级多项科研荣誉，并入选过浙江省151人才工程和钱江人才计划。担任教授两年后，他便跻身“爱思唯尔”（一家已有145年历史的科学与医学信息服务机构）发布的当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能源领域）”。

在他去世的新闻被发布后，一篇题为《刘永锋教授爱人呼吁关注高校科研工作者过劳问题》的文章，将刘永锋去世的幕后故事推向公众视野——辛勤工作带给刘永锋超常成就，但也成了压垮他的稻草。

这篇文章揭示了刘永锋的死因：他在外地出差的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他的妻子从他的工作电脑里复原了他过去一年的工作时间表，数据“触目惊心、近乎疯狂”：

法定工作日183天，实际工作319天。

一年内出差135天。

非出差日中，有105天的下班时间晚于22点。

文章说，家人要为他在浙大“18年高强度工作导致突发脑溢血”要个说法，因为“高校里中青年科研工作者过劳状况普遍存在”，家人想“为众多在一线没日没夜苦干的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发声”，呼吁学校和社会为他们建立更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如果刘永锋的离世只是个例，那或许可以归结于个人选择。但这样的“燃尽型”工作方式，已成为科研界老生常谈的常态。

社会是由各行各业构成的有机整体，一群人的自由被失去，其他群体也难以幸免。在“内卷”、“996”成为职场人关键词的当下，高校和科研界又怎能幸免于难。

早在2021年，新华社《半月谈》就曾深入调查，揭示多名中青年顶尖科学家因过度竞争导致过劳死。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探月专家王焕玉等人，皆因过劳而离世。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陈先哲曾对此做过调研：当前中国高校普遍采用“学术锦标赛制”，这加剧了学术界过度竞争，“学校排名依赖于各学科排名，学科排名又依赖于学科所有教师的成果产出，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作为成果贡献的终端，承载了很大压力。”

这篇报道还介绍了中国高校的KPI考核制度：受聘科研者的岗位津贴、绩效工资要从课题经费中支出。这意味着，没课题，就没经费，没经费，就养不活团队，甚至自己也没工资。因此，科研人员不得不持续寻找并申请新课题，维持团队运营。

科研界这种KPI考核方式，与销售、自媒体、小饭馆等行业“手停口停”的生存逻辑，几乎无异。

在这种“学术锦标赛制”和KPI考核制度下，许多科研者都承担了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身心压力，一些人还患上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心理疾病，诸多早逝者都处在40到50岁年富力强的生命阶段。

国家培养一个优秀人才需要近30年。顶尖科学家英年早逝，不仅是家庭的痛苦，也是国家的损失。

回到本文一开始的问题，每当有娱乐明星去世，便有人指责社会只关注“戏子”，却漠视科学家的离世。然而，对科学家的真正关心，不仅该关注他们的科研成果，更要关心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工作状态：

在学术锦标赛制和KPI考核的重压下，一些人的人生被一点点榨干。

在无休止的科研任务和经费生存逻辑下，一些人的健康问题被忽视。

在社会对“拼命工作=成功”的崇拜中，一些人的过劳被美化为奋斗。

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大众不关心科学家”。对他人的真正关心，也不是装模作样发个无关痛痒的网络蜡烛，零成本说句国士无双，而应是关心他人的痛苦和幸福，去解决问题。

现在的科研行业，甚至更多行业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和人们默许甚至赞誉过度工作，学术界和各行各业成为高强度内卷的战场。当有人倒下，会换来短暂惋惜，然后继续周而复始。

当然，在这个失业率高企的当下，有份工作就已是幸运。经济上行期，人们或许更能共情他人的过劳，而如今却愈发难以做到——“我连工作都没有了，我不配同情还在上班的你。”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12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7%。那些还有工作的人，为了保住难得的工作机会，过度内卷就会成为必然。

一个行业中各个岗位都互相联动，科研行业也不会例外。过劳不仅压垮了一些教授，也影响了教授带的研究生。

在导师评价网站RateYourSupervisor上，有8条针对刘永锋的匿名评价，几乎都是恶评，例如：

“他不关心学生的前途，硕士暑假不能实习，要在实验室做实验”。

“对学生态度差，没有人情味......不把学生当人看，安排学生干杂活，学生仅仅是生产数据的工具......能利用就利用，能压制就压榨”。

“非常抠门......仅给可怜的300元，多一分也不给，是学校最低要求......心心念念如何克扣学生的工资”。

“一周七天，每天八点半都要到，不到就扣工资......没有休息，要是他想找你，晚上十一点半也得接活，因为他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就得看到你做完的成果。”

人无完人，科学家也不是神，是人就会有缺点，有他人恶评也属正常。这些恶评的真实性，也无法验证。但如果有一些属实，那将形成令人唏嘘的循环：

导师自己被高压压垮，又对学生施加同样的压力。或许这也是由于导师对自己严格，也因此对别人严格。上过班的人，都会对这样的领导有所恐惧。

“累”成了刘永锋及其一些学生的科研生涯关键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昨天读到了刘永锋病逝的新闻。她因此有感而发，在正在召开的那场大会的社科界别小组讨论上，打破了沉默：

“现在的年轻人太累了。在研究机构工作，观察到身边的学生和青年学者压力很大。”

“强度过大的工作和压力，不仅伤害了年轻人的健康和生活，还会成为创新的阻碍。”

“建议全社会不要把过劳当成典型、树为榜样，不要在没日没夜工作和成功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应当保障年轻人休息权。”

刘永锋48岁的生命已经戛然而止，留下的不只是遗憾。

21项科研项目、48项授权发明专利、国际学术期刊上的230多篇论文——这些是他燃尽一生的成果。但是，比成果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乃至每一个人的健康和工作尊严。

刘永锋生前的高强度工作，反映的是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甚至各行从业者的现实处境。我们送别刘永锋，也希望科研工作者和每个人，不再只有透支生命换来的成功。

无止境的内卷工作，卷不出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