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传奇母亲上了周恩来的当

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2013年曾说过这样的话：“强势政府、动用资源、海量投资的中国模式是强弩之末，这是一条死路、绝路。”

十几年过去，吴敬琏的预言业已得到了印证。此时的中国经济已处于风雨飘摇中，中共政权也同样摇摇欲坠。

无疑，吴敬琏的聪慧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而他的母亲邓季惺虽然在现在中国人的眼中默默无闻，标签更多是“吴敬琏的母亲”，但在中华民国时期，邓季惺却是颇有名气的一代报人，曾任上海民营报纸《新民报》经理。

《新民报》正是大名鼎鼎的《新民晚报》的前身，它的存在，恰恰说明民国时期可以允许民营资本办报，也佐证了民国政府与中共相比，给予了民众一定自由空间的。而这一点恐怕是民国时期大骂国民党的邓季惺等人，在经历了中共的出尔反尔和铁拳暴打后，才最终明白的吧。

根据李菁所着《往事不寂寞》一书中由邓季惺的二女儿吴敬瑜口述的篇章《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所言，邓季惺，原名邓友兰，1907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富商的家庭，祖父邓徽绩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母亲吴婉也知书达理，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曾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只是因为婚后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无法出去工作，而对丈夫心存怨气。

从佛家的因果看，邓季惺的家庭富裕、子孙繁盛，应该与邓家祖上积了大德有关，而邓家子女受祖先荫庇，也注定拥有不一般的人生。

邓季惺小时候，其父并不同意女儿去外面的学校读书，只念私塾，但在14岁那年，对丈夫心有怨气的吴婉选择让女儿投考位于重庆的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大概是为了避免女儿重蹈自己的人生之路。按照吴敬瑜的说法，邓季惺的性格受到其母很大的影响，刚强、理性、做事果断。

在邓季惺就读的省立第二女子师范，中共党员萧楚女和后来加入中共的张闻天、恽代英，以及深受共产思想影响的唐现之、卢作孚等人都曾在此任教。1923年萧楚女在学校期间，不仅秘密宣传共产思想，还同时兼任《新蜀报》主笔，写社论及时评抨击四川军阀。在学校要解聘萧楚女时，学生们还进行了抗议。

图为1945年12月的北京。（公有领域）

显然，从邓季惺后来的选择看，也受到了所谓“进步”思想的影响。1925年，18岁的邓季惺与同学吴淑英去上海求学，在那里，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吴竹似。吴竹似原名吴卓士，也是一位受新时代潮流影响的年轻人，有着理想和抱负。据说是因为爱慕邓季惺，为了和其原名“友兰”相对而改名“竹似”，两人当年很快结婚，邓季惺随即也因为怀孕中断了在上海的学业。

1926年，吴竹似和邓季惺夫妇一起回到重庆，中英文都不错的吴竹似受聘做《大中华日报》编辑。同年，他们的大女儿吴敬瑗出生。1928年，吴竹似和《大中华日报》的同事陈铭德等人一起去南京，进入国民政府的中央社。这一年，吴竹似的二女儿吴敬瑜出生。因为不愿受官方束缚，二人打算办一份民间报纸。

在当时，办报纸办杂志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有人有钱就可以。四川军阀刘湘给了陈铭德2000元开办费，后来每月给《新民报》500元津贴。在经过准备和筹划后，1929年9月9日，《新民报》创刊，吴竹似担任总编辑和主笔，陈铭德任社长。报头“新民报”取自孙中山的遗墨，意在“作育新民”，也传递着吴竹似等人的理想。当时定下的办报方针是“居中偏左，遇礁即避”，一方面要表现进步，一方面又要争取能生存下去。这说明几名创办人对共产党还是抱持好感并同情的。

报纸最初发行仅 2000 多份，其中相当部分是赠阅的，每月广告收入不足 200 元，日子十分艰难。1930年1月，吴敬链出生，而吴竹似因操劳过度，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近似于绝症。他曾到杭州疗养，但效果并不明显。后在亲友的建议下，他前往北京中和医院治疗，陪同前往的邓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法律专业。1931年7月，吴竹似去世。此时他们的三个孩子分别只有5岁、3岁和1岁半。

听闻吴竹似去世，作为好友和同事的陈铭德赶去北平，帮助料理后事。随着接触的增多，陈铭德与当时只有24岁的邓季惺互生情愫，并在1933年于北京结婚。在婚礼上，所有来宾都拿到了一张写着协议的卡片，上边是两人的“约法三章”，即新娘不随夫姓；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此外，邓季惺的三个孩子不称陈铭德为父亲等。不知这是不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婚前协议。

1933年夏，邓季惺进入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其后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又去搞了什么女权运动，学开车、练打靶，创办“南京第一托儿所”等。后来，邓季惺从政府辞职，做起了执业律师，经常免费替妇女打官司。

此时的《新民报》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宣传抗日，宣传报道获得热血的年轻人的认可，因此报纸发行量增加。此后，一批亲共的作家如田汉、阳翰笙等为其撰稿，有的直接参加编务，影响了许多年轻人。到1936年，《新民报》发行量增加到1.6万份，成为彼时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

无疑，办好保证除了文章外，还需要一个好的管理者。1936年，邓季惺正式加盟《新民报》，掌管经营和财务。事实上，陈铭德早就邀请邓季惺加入报社，但邓担心会被人看成是丈夫的附庸而选择拒绝，直到自己获得了社会认可后，才正式加入。

在加入报社后，邓季惺建立起了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她还在时局动荡下，及时把报纸收入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贬值。体现其眼光独到的还有抗战前，邓季惺还在南京城北买了一片荒地，盖了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一半自己居住，一半用于出租。这说明邓季惺很有经商的天分。

在邓季惺加入报社一年后，“新民报股份公司”成立，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1937年7月南京沦陷后，陈邓以及《新民报》内迁到重庆，并很快复刊，当时知名知识分子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和赵超构均受聘于该报，许多左翼或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夏衍、洪深、阳翰笙、聂绀弩等，也成为报纸的长期撰稿人，其中张恨水的小说非常受欢迎，拥有大量读者，广为人知的《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就是其代表作。还有赵超构在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访问延安时，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在《新民报》上发表。

不过，此时的《新民报》左倾还是比较严重，其若干编辑记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陈铭德、邓季惺还与身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中共人士加强了联系，不时邀请周到家做客，请其分析当前形势。不可避免的是，他们受到了周和中共更多的影响，这也影响了他们日后的判断。

也是在重庆时期，《新民报》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仅在重庆出版了日刊和晚刊，还于1943年在成都出版晚刊，在1945年又出版日刊。具有经商天分的邓季惺也没忘记在重庆投资盖房。

抗战胜利后，陈铭德、邓季惺又回到南京，复刊《新民报》日晚刊，并在北平创办《新民报》日刊，在上海创办《新民报》晚刊。到1946年5月，《新民报》已经成为拥有5家分社、出版日、晚刊8版的报业集团，报纸覆盖面几乎达至半个中国，达到了事业的巅峰。这也意味着在国共内战期间，亲共的《新民报》具有倾向性的报道，会左右舆论，不利于国民政府。这也再次说明民国时期的社会，还是有一定的新闻自由的。

因为亲共以及多次发表不利于国民政府的报道，在1946 年到 1948年停刊前，《新民报》的编辑记者多次被国民政府拘捕，报纸被处罚停刊。国民政府直接将其称为“匪报”，说明国民政府对其立场也是非常清楚的。

1948年7月8日，蒋介石亲自下发《新民报》永久停刊的手令，并直接下达给内政部，理由是“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等。《新民报》随后停刊。陈邓夫妇相继出走香港。在国民政府准备撤离大陆前，曾派人游说《新民报》迁往台湾，但被拒绝。

按照吴敬瑜的说法，邓季惺兄弟姐妹中有四人加入了中共，只有在国民政府新闻局任副局长的三舅邓友德去了台湾。周恩来在中共篡政后，还告诉邓季惺“要动员友德回来”，但直到1993年，吴敬琏前往台湾时，才与其见了一面。

或许在陈铭德、邓季惺看来，为他们画出美好图景的中共是值得信任的，他们的民营报纸也可以继续办下去。

1949年4月中旬，邓季惺从香港回到北京，她特地跑去问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负责人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不久后，《新民报》的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登报声明“脱离资方”，邓季惺有些难以理解，便去见了周恩来。在交谈中，邓季惺问道：“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周恩来回答说“可以”。

然而，邓季惺还是受骗上当了。1950年，《新民报》成都、南京两社结束，1952年重庆社结束，同年北京社被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收购，原来的员工被安排进后来成立的《北京日报》。同年底，上海社也进行了公私合营。曾隶属于陈铭德、邓季惺的《新民报》报社就此飞灰湮灭，不仅如此，他们在中共掀起的“五反”中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们的好朋友、一代船王卢作孚在“五反”运动高潮时自杀。

1957年，在毛“引蛇出洞”下，政治上很天真的邓季惺和陈铭德因为在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上给中共提出了很多意见，被双双被打成了“右派”。邓季惺的意见主要是关于公私合营、新闻自由和民主和法治的，而陈铭德则提出报纸的趣味性和思想性并不矛盾等。这当然不是意图消灭异己声音的中共所乐见的。他们随即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进行思想改造。虽然中共后来在统战系统里安排了一定的“位置”给他们，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或许，直到此刻，他们的内心才清清楚楚的意识到，中共并不是他们曾经以为的那样，与国民政府尚保有一定的新闻自由相比，中共独裁统治下是一点自由都不给的。不知他们被打成“右派”后是否曾经有过瞬间的后悔？是否为没有揭露中共的暴行而后悔？

不过，路是自己选择的。文革结束后，邓季惺和陈铭德又再度被中共利用，分别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和民建任职，为中共站台。这说明他们还抱有中共可以改弦更张的幻想。

1989年，陈铭德去世，终年92岁。1995年，邓季惺去世，终年88岁。如果他们活到现在，看到台湾的民主欣欣向荣，看到中共如此祸害百姓，民不聊生，甚至犯下活摘器官的滔天大罪，他们会不会为当年的助共所为和选择，而发自内心的后悔呢？而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在被中共爆锤后，才发现自己的人生走上的是一条歧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