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家族三人自杀之谜

乐少华是邓小平夫人卓琳（原名蒲琼英）姐姐浦代英的丈夫。两人于1937年10月在延安结婚。

乐少华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回国后在红军中担任军团政委，地位显赫。

乐少华是于1952年1月15日在家里开枪自杀的，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兼东北军工局局长。这样一个几经生死的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会自杀呢？

不久，东北局、纪检会关于乐少华的审查结论出来了，审查结论认为乐少华生前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一是他曾经做决定用公款为军工局处以上的领导干部每人买了一块手表，被认为是集体贪污，乐少华要负主要责任；

二是他曾经派人到农村收购农民的粮食，在当时的形势下，被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削；

三是他曾经指示有关部门，将从日本人遗弃的炮弹中取出的黄色炸药卖给天津商人，在这场交易中，乐少华有收受贿赂之赚。

浦代英说，这三种错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严重的，但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自杀。在当时人们的政治意识中，任何人的生命都不仅仅属于自己，你既然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你的一切，包括生命就都属于革命事业，属于党。推而论之，一个人的自杀也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对革命、对党的背叛。对于这种“叛党”行为，党应当给予严厉的惩罚。

乐少华、蒲代英夫妇

结果是：乐少华死后被开除了党籍。

到底是谁整了乐少华，谁是祸首呢？浦代英在回忆录中没有明说，只有一段暗指高岗的文字。

对于乐少华的自杀，没见到过连襟邓小平的评价。两年后，邓小平揭发高岗反党阴谋。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死后被开除党籍。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宣布对乐少华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邓朴方自杀时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大学，时年24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打倒，邓朴方被北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当做邓小平罪证的突破口，于是抓住他说的一句话把邓朴方看守起来，让他来揭发父亲。

在看押期间，1968年的一天，邓朴方被宣布为“反革命”。北京大学有一个校园广播站，每日定时广播，高音喇叭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听得见。一次，广播站在播说北大新闻时，突然宣布：经查获，“黑帮老大”邓小平的儿子、我校物理系学生邓朴方，与某某等人结为“反党小集团”。

这个消息正好被邓朴方听见，虽然是无中生有的新闻，但当了“反党集团”分子还得了？对邓朴方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反党，证明自己的清白，绝望之中的邓朴方情急之下采取了一个决然的行动，决定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

刚刚少年长成且又血气方刚的邓朴方选择以死证明自己清白，一是他确实没有反党且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二是以这种方式也表明了他多少还有些幼稚，死前他还偷偷写下了绝命书，其中说：

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但是，由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话涉及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核心秘密，不能扩散。现在造反派非要我讲（不可），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然后，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果，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在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他当场晕了过去。

为什么邓朴方被打成反党集团呢？邓朴方后来回忆：（他们）说我攻击江青。我也不是攻击，就是江青在北大讲话时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邓朴方跳楼后的情况是悲惨的。邓榕回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邓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8年4月19日，她被捕入狱。1983年3月，她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6月，她被准保外就医，1986年获得假释，住在北京亲戚家的一幢老旧楼房。2019年8月28日上午，聂元梓在北医三院去世，享年98岁。

邓朴方在父亲复出后，立志为残疾人服务，创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为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开创者。

邓朴方和张海迪

在广安邓氏四兄弟中，老三邓蜀平也算是一个传奇。但是，他的一生都充满着悲剧的色彩。

在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介绍他：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邓榕说他“人没有什么本事”，可能是与他的两个哥哥相比吧。事实上，解放前，邓蜀平在广安还是一个知名人物。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

邓蜀平

1950年春，邓小平担任西南局书记后，把他召到重庆，吩咐说：立即回协兴去，把全部家产分给穷苦农民，一样不留。邓蜀平立即付诸行动，然后带着老婆谢全碧双双进入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此时，他已经年过四十。

1950年10月他们毕业时，邓蜀平夫妇被分配到荒凉偏僻的贵州省兴仁专署。刘伯承对邓小平说：“把老三（邓蜀平）留在身边吧，反正还需要人。”但是邓小平坚决地说：“不！他们没有经过革命和战争的考验，让他们到贵州去，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简短的一席话，就决定了邓蜀平一生的命运。

兴仁并不是邓蜀平夫妇的最终目的地。他们由宣传部长甘东带队，前往普安县青山镇执行任务。

邓蜀平在青山担任镇长约15个月，后调到县财政科（局）担任科（局）长，直到1959年12月离开普安。

在财政局，邓蜀平为县里当好家、理好财发挥了重要作用。出色的表现，优秀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认可。在1956年和1958年的县第二届和第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蜀平连续两届被选举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蜀平的情绪一直比较低沉，原因是他一直在生邓小平的气，因为邓小平把他安排到贵州以后，除了不断地叮嘱他加强自我锻炼之外，几乎是不管不问，就像没有他这个兄弟一样。

然而，许多事实又证明，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惦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还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

1955年底，邓蜀平在昆明的宾馆里见到自己的大哥。互报平安以后，邓小平只是简单地问邓蜀平，工作怎么样。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丢下他们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

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单独和邓小平在一起，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但是每次吃饭，他们都感到很拘束，因为邓小平与在座的领导之间总要互相敬酒，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那种场合的气氛，总是无法融洽。

后来当人们问起见到邓小平的感觉和印象时，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 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

邓蜀平自杀的具体情况不详，但他自杀的时间是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

刚到江西时的邓小平夫妇和邓的继母

其实，这个时候，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情况比“文革”初期要好多了。

一年后，197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再次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