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民企的爱与恨

党媒说习近平一贯支持民企，那是言过其实。但习近平对民企确实既有爱又有恨，这直接跟他所处的地位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认知有关。当然，这里还带有某种机会主义的色彩。

自邓小平后，在所有中共领导人中，习近平是特别钟爱国企的。这一点，从他上台后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财政投入和提供的各种非财政的资源就能看出。 习追求的目标就是把国企做大做强，使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栋梁，从而能抵御各种经济动荡。同时又能为在世界上实现“中国梦”做贡献。 习近平全球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央企承担的项目就多达1100多项(这里还不包括地方国企的项目)。

习近平对国企的喜好，是随着他自己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去了解一下习在浙江省，在上海市那时当领导时，曾经跟他共过事的人，可以确定，他确实对私企和来自台湾的企业态度比较热情，重视它们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因为那时他的地位是一个省和市的负责人。

但一旦当他当上党的主席后，思维就起了变化。因为他更考虑的是如何使得中国避免苏联的悲剧，他发誓要使得中国的红旗不变色。这样，他从一个本来也许可称为实用主义的人，转向了一个以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导工作的人。而国企对他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于是，在他执政时期的前十年，他对民企做了很多“手术”。他不仅要求民企内成立党支部等，而且，多家知名民营企业也遭遇到不同程度的打压。人们还记得，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曾“被消失”，其下属蚂蚁集团被罚70亿元;孙大午因“妨害公务”等多项罪名被重判入狱18年， 等等。

在他执政的前十年内，他和他的团队也从舆论上要求各界不得跨越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红线。譬如说禁止对现有的公有制问题提出质疑，或者说对国家垄断性地对经济掌控范围和能力有丝毫的怀疑。

笔者在上海交大任政治学教授时，经常跟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出版项目的合作。其中一项就是我提议的翻译一本书，名叫“重新审视资本主义与人的机会“ (书名是笔者起的)， 是由以色列一个很有思想的实业家叫毕冉写的。尽管他在全书仅仅谈以色列的经济，并对以色列政府的经济管理提出批评，指出应该把目前仍在政府手里的不少财产和资源社会化，即私有化，让私人企业而不是国企去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从而增加这些资源的附加值，为国民经济做贡献。

本来作者的意图是想通过在出版他著作的中文版，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参考他的经济思想。当时的编辑也欣然批准了该书的出版。但当第一批书在2016年印出来后，该出版社的最高领导觉得毕冉的书有悖于习近平划的社会主义“红线“，即坚决保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保证国企的利益。于是，尽管这书已经印好了，但还是不能发行。 这样，一个以色列作者也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习近平国进民退的牺牲品。

习近平对民企的爱与恨，完全出于他对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认知。毋庸置疑，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度过自己青少年的人，无论如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很单一的，甚至是宗教型的。 习近平确实看过一些马克思的著作 (那是由俄文翻译成中文的，并非原著)。他的意识形态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他学到的苏联式的、马克思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础的论述。而习近平对红色苏联的认知也是抽象的，因为他并没有像邓小平、江泽民那样在苏联呆过。所以，当他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中国的红旗不倒，很多方面跟实际是脱节的。

习近平对于民企的爱与恨，马云应该深有感受

换言之，一个威权主义思维的人首先考量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稳定下来，并在各界获得他人绝对忠诚。民企都是自发产生的。而国企的老总是在掌权者首肯下挑选出来的。既然是由掌权者挑选出来的，那它们对政权的忠诚度肯定就比民企的老板们更大。仅仅这一点就能说明， 为什么中共对民企不放心。最近有消息传出，政府因为不放心，所以要为杭州DeepSeek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主要研发人员“管理出国护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习近平跟普京有类似之处。 普京在20多年前刚上台时，他面临的是一个多家寡头掌控俄罗斯经济和政治的局面。普京发誓要改变这种状态。他不仅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政府要部，而且公开跟那些寡头们说，你们可以赚你们钱，做你们的生意，但必须在我的领导下。并且，你们没必要插手政治。 后来，普京在2004年启动了能源领域的国有化运动。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打击了那些不听话的寡头。并把他们的企业国有化。2005年初通过对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全民审判，将俄最大油企尤科斯石油强行拆分，国企俄罗斯石油借机获得其中的大部分。另一能源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审时度势，“自愿”将排名第二的西伯利亚石油出售给俄罗斯石油，后者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石油领域的三巨头之一。此次收购秋明石油后，俄罗斯石油对本国石油开采领域的控制已超过50%。剩下的卢科石油也不得不向普京靠拢。

现在，俄罗斯的寡头经济实际上也就是普京控制的经济。而当今中国央企的老总们实际上也是习近平控制的。 跟习近平不同是，普京才不认马克思这个“老祖宗”，而习近平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必然要抱住这个意识形态。

当然，中国的政治经济比俄罗斯的更复杂，从邓小平以来发展起来的、掌握着不同资源的权贵们 (不少是太子党)，经常会脱离对习近平忠诚的轨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反腐败运动在习近平时代是无止境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手段多少保证他们的忠诚性。 而事实上，不仅对国企，对大型的私人企业，中央也开始要求他们忠诚(即要表现其“爱国主义”)。最近中国官方对香港首富李嘉诚公开抨击就是一例。

即便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习近平很自觉地坚守他相信的社会主义原则， 在经济危机时他也不得不采纳一点机会主义的灵活。 这在他突然改变清零政策已经体现出来，而目前眼看着中国经济继续下滑，他的第三任的作业做不好，难以交代。 而在另一方面，习近平不是不知道民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实际功能：民营经济用了仅仅是30% 甚至更少的政府财政资源做出了70% 科技领域的创新，民企贡献了50%的税收、占GDP的60%以上，并创造80%城镇的就业。面对着中国当前失业大军、消费信心不足，投资疲弱，习近平改变他以往对民企的态度是必然的。 换言之，中国的危机是民企重新复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