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方案非常好 但请别绕弯子：给钱

中办、国办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旨在通过增收减负、优化供给等三十条措施提振消费，但其中存在不足：措施分散无重点、缺乏增收入实效、过度补贴企业、加剧家庭债务风险。建议财政直接发力，提高国企利润上缴，减免社保费，以提升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真正激活消费需求。

3月16日，中办、国办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为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从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三个方面制定了行动方案。

在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方面，提出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持计划；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基建项目中的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扩大劳务报酬发放规模；多措并举稳住股市，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等措施。

在消费能力保障支持行动方面，提出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强化教育支撑；提高医疗养老保障能力；保障重点群体基本生活等措施。

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方面，提出优化“一老一小”服务供给；促进生活服务消费；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推动冰雪消费；发展入境消费；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措施。

此外，还提出了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延伸汽车消费链条；强化消费品牌引领；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保障休息休假权益；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完善城乡消费设施；有序减少消费限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促消费政策协同联动；强化投资对消费的支撑作用；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带动作用；强化信贷支持；完善消费配套保障措施等意见和措施。

这三十条措施，非常好！在供给过剩、需求不足持续多年之后，明确提出要提振消费，还将城乡居民增收的四条措施放在最前面，说明决策者非常清楚居民收入增长幅度滞后于生产、供应的增长幅度，收入不足导致了消费疲软。但是，这三十条提振消费的措施，也存在以下明显的不足之处：

虽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有几条提高居民收入的措施，但混杂在二十多条其他措施中，失去了焦点。看完三十条，给我的感觉，似乎是将我们这几年针对不同领域的宏观经济政策，集中起来梳理一遍。有趣的是，不仅没有一条是之前没提过的新措施，三十条措施中，涉及到企业的措施超过20条，大多是要求企业如何满足居民消费。

自2024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就一直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2024年1月至2025年2月，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为5.6%，但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平均增速只有3.3%，需求增速一直比供给增速低40%以上。

供给增速大于需求，必定会增加企业库存。难道是企业不知道如何满足居民消费吗？实际上，只要居民收入增加了，有了购买力了，企业在如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方面，比官员们要聪明得多。

众所周知，增加居民收入，是提振消费的基础。没有收入，你建设再多的消费设施，开拓再多的消费领域，都纯属投资浪费。

特别是在提及的这些措施中，如何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没有下文；在资产价格持续下降周期中，如何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避免投资损失，没有具体办法；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的几个办法，多年来一直在实施，不太可能今年、明年实施出新花样来；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从事企业和金融工作的都知道，拖欠款都是三角债，拖欠款即使解决了，最后的去向也是偿还了银行贷款，认为解决拖欠款就能增加居民收入，这个逻辑非常奇葩。

措施中提及的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强化消费品牌引领，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带动作用。运用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等政策工具，突出重点、精准施策，将促消费同惠民生、补短板结合起来。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以提振消费为理由，将财政补贴、贴息贷款流向特定品牌、特定产品、特定企业的鼓励生产、消化供应企业库存的措施。

至关重要的是，疫情以来，我们每年都要搞几轮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每次搞完都自以为是地说消费补贴提振消费如何有效。但统计数据却一再告诫我们，基于为企业化解库存的指定产品、品牌的消费补贴，仅部分实现了消费前移的效果，压根无法提振消费。

以各地消费补贴力度最大的手机、汽车、商品房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2月汽车零售额下降4.4%；信通院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1月，国内市场手机出货量为2724万部，较上年同期下降14.3%。按开工日计算，日销售量也下降了5.1%；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前两月商品房销售量为10746万平米，同比下降5.1%。

消费补贴的力度越来越大，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力度史无前例地大，但收获的结果是销售继续下降，这样提振消费的措施，能真正提振消费吗？

骑牛研究所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00年至2023年各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以及各国统计机构披露的2023年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占GDP比重推算的各国家庭债务收入比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债务收入比2023年已经达到全球最高水平—144.8%，是美国的1.27倍，日本的1.4倍，欧盟的1.65倍。

如此高的债务收入比，隐藏着极大的家庭债务风险。所以我们从金融数据中看到了，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居民新增贷款开始显著下降。

2020年全国新增居民贷款达到8.56万亿元顶峰之后，2021年下降了7.5%，2022年大幅下降51.6%，2023年大幅下降34.1%。2024年9月24日央行史无前例地同时降息降准降首付之后，四季度居民贷款有所反弹，全年新增2.54万亿元，同比增长0.8%，但与2020年对比，已经下降了70.3%。2025年前两月新增贷款仅547亿元，同比下降了86%。与巅峰期的2021年对比，累计下降了96.1%。

实际上，在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提振消费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个人收入，在我们国家，还需要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增加个人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方法，初期千万不要在如何增加企业负担、如何增加个人贷款上下功夫，必须财政发力。

为什么在初期不能增加企业负担？按照财政部的数据，2024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仅增长0.4%；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下降3.3%；2024年前三季度，5356家A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52.54万亿元，同比下降0.87%，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41万亿元，同比下降0.53%。国企和上市公司是中国最好的企业都如此，其他企业哪有能力提高职工工资呢？

财政如何发力来提高个人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

一是减免企业和个人每月上缴的社保费和医保费，比如减免一半，减免的部分，用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补贴填补，企业减免的部分，必须全额用于增加工资。

二是增加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从现在的不足5%，提高到50%，就能增加2万亿的财政收入，将之用来提高社保覆盖面，重点提高非国有部门劳动者的社保水平。

三郎相信，这样的政策只需持续三年，消费必然大大改善，必然将扭转供给过剩为供给不足，从而令企业有兴趣扩大投资，令消费者有支付能力来提高消费。三年后，逐步回收这些政策，即可实现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