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两会(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3月10日、11日在北京闭幕。有关军事议题的最大动向,是共军全面推进“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这是中共军事斗争准备新的基点(建军方向和备战立足点),2035年若有成效并形成规模,是共军进犯台湾最危险的时间段。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这是根据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下的判断,认为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智能化战争初现端倪。”由于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甚大,中共担心军事安全“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风险。共军为此加速改革进程,初步总结下一场战争的一些特点规律,推出“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部署,避免与强敌形成技术代差而遭到技术突击,也为“武统台湾”预做准备。 什么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目前并无准确定义,因为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难以做出总结。但在实战中,俄乌战争提供一个雏形,成为中共“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的重要参照。 在俄乌战争中,“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在各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信息化体现为信息战、网络攻击、电子战和即时情报共享等方面。俄乌两军不仅依赖传统的物理攻击手段,还积极运用信息流的控制、保护和共享来影响战局。尤其是电子战的运用,在俄乌战争中展现信息优势的决定性作用。有效的电子战能够显著削弱敌军的指挥控制能力,并迅速改变战场态势,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智能化技术体现在无人机的精确打击、自动化武器系统、无人地面载具运用,以及AI辅助的战场态势分析等方面。特别是无人机能够在高风险环境中执行侦察与打击任务,减少人员伤亡,大幅提高打击精度,展现其在智能化技术中的关键地位。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改变双方的战术选择并影响战争进程。尽管这些技术在实战中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它们无疑勾勒出未来战争新的面貌。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大败笔,是在第一时间斩首行动失败后,未能快速集中力量瘫痪乌克兰的作战体系。共军称之为“体系破击战”:集中精锐作战力量,以“非对称、非接触、非线性”之“三非作战”的防区外精准打击为主,对敌作战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和要害目标实施结构性破坏与战略瘫痪,削弱敌军整体作战能力,动摇并摧毁其作战意志,以较小代价迅速达成作战目的,亦称“巧打制胜”。做到这一步,需要成熟的信息化智能化作战能力,无人与有人协同作战是一大特点。对台作战亦复如此。 所谓在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实现路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根本指向(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和主要标志(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等现代化)看,都不涉及“武统”台湾;2027年是在共军宣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中间节点,又逢建军百年,因此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进而确保现代化进程的“有序衔接”。从时间上说,也不涉及武统台湾。但有可能举行全军联合大演习,作为军改成果验收,同时慑逼台湾,目的是“确保掌握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主动。” 共军致力于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不仅有助于对台作战,并有机会在预防和反制美国介入台海问题上发挥威慑和制衡作用。威慑是指“要有遏止能力,让他们不敢动手”;制衡“是在局部战争中我也未必输给你,就像当年抗美援朝战争那样。”没有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中共难以做到战略威慑和制衡。这也是观察中共能否摆脱美国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风险的重要指标。 现阶段共军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方面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关技术尚未达到足以大范围改变既有作战模式的程度。尽管无人机、电子战、网络攻击等技术在某些层面得到应用,但仍有很多挑战需要克服,特别是在联合作战、系统整合和战场信息实时处理等方面。不过,10年后就难说了。 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往往遵循一定的突破周期,并且随著研发投入的增大和实战需求的推动,许多新技术在10年内有可能趋向成熟,进而改变现有的作战模式和战争面貌。美国未来学家阿玛拉(Roy Amara)有一个著名论断:“人们倾向于高估一项技术带来的短期效益,却低估它的长期影响。” 称为“阿玛拉定律”。因此,2035年是中共全面推进提高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能力是否收效的分水岭。台湾和美国尤须密切关注其发展,及早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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