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零售业工作的郭先生接听一通来自海外的电话后,随即接到当地公安联系,对方告知这通电话是诈骗来电,并要求当面谈一谈。 十分钟后,公安便登门拜访,询问37岁的郭先生是否转帐给来电者。郭先生签署确认文件,证明自己并没有让自己成为金融诈骗受害者的任何作为后,公安才离开。 公安执法如此迅速,让郭先生十分惊讶:“我不免会想,他们得投入多少人力,才能应付得了这么多诈骗案件?” 郭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截至2024年5月,大陆当局已拦截近70亿通电话和同样数量的简讯,2021年做了超过1,800万次约谈,劝阻民众和诈骗分子接触。 这是由大陆执法部门、电信业者、银行和企业联手打造的“防诈防火墙”工作的一环。有的城市的公安甚至暂时冻结个人银行帐户,不论帐户持有人有没有转帐。 中国这种强力执法、甚至带有侵入性的做法,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当局及银行因未能有效保护消费者免受诈骗来电或信息侵害而饱受批评。 不过,公安在反诈行动的监控手段,让部分民众不安,引发隐私权疑虑,也凸显当局如何透过科技迅速锁定个人。研究大陆监控的社会学家刘春成指出,“对许多人来说,这表示政府在保护他们。但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揭露了一种隐藏的现实,就是有人在监视你。” 刘春成说,多数大陆民众或许能接受这种密切监控,因为“这是以照顾之名进行的”。他将这现象类比为大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民众行踪及健康状况的全面追踪,当时当局透过高科技和传统手段并行,强制落实政府防疫命令,以避免病毒扩散。 其他亚洲几个国家也有更积极的作为,保护民众免遭诈骗所害。新加坡日前通过一道法律授权给警方,可管制疑似诈骗受害者的银行帐户,最多可限制提款和转帐达六个月。澳洲国会今年2月通过法案,要求银行、电信业者和社交媒体公司加强侦测并阻止诈骗行为。泰国近日批准新法,若遭诈骗蒙受损失,金融机构及企业也须负责。 根据全球反诈骗联盟(Global Anti-Scam Alliance)调查,全球金融诈骗案件急剧增加,特别是在亚洲地区。截至2024年10月的12个月内,亚洲地区因诈骗造成的损失估计达到6,884亿美元。这些诈骗案件中,多数受害者是透过电话、社交媒体和简讯等方式跟诈骗者搭上线。全球而言,同期间诈骗造成的损失大约1.03兆美元。 大陆政府对电话、网络通讯、软体使用和购物行为无所不加以监控,可见对时下诈骗活动备感忧心。在经济疲软、就业和收入成长乏力的情况下,诈骗活动更易滋生。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投资回报率偏低,以及高青年失业率,更多人禁不起快速致富的诱惑。为此,地方政府也积极展开宣传,提醒公众提防诈骗。 无锡37岁的刘先生表示,“我感觉他们的做法是宁可错杀,也不愿放过”。2023年7月,他感染新冠肺炎,在家休养期间接到一通骚扰电话,随后便接到反诈公安来电。 刘先生回忆,公安要求他前往派出所,但他表示自己发烧无法前往。结果,公安直接上门,坦承他们在反诈工作上有业绩压力。 公安通知刘先生,他名下所有金融卡将被冻结一个月,并允许他在冻结生效前,先转部分资金至支付宝,以应付日常开销。两周后,刘先生还得亲自前往公安机关解冻其中一个帐户来支付房贷。他说:“他们当然是为了保护人民,但我只是纳闷,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 大陆当局迄未公开国内诈骗案件的损失总金额,也未透露相关估算数据。官方媒体不时报道部分案例,例如,去年夏天,杭州一名女子因网络交友诈骗损失人民币1,900万元(约260万美元)黄金。诈骗分子也经常冒充公安、金管人员或受害者亲友,或诱导受害者参与假投资计划。 大陆逃犯和犯罪集团在跨国诈骗猖獗中扮演重要角色。“杀猪盘”一词──以假恋爱或假投资为饵诱骗受害者向陌生人汇出钜额资金,即源出中国大陆。 北京方面近年来与多国政府合作,打击由大陆诈欺集团在海外设立的诈骗基地,这些犯罪组织还涉及人口贩运。去年,中国政府声称已经铲除缅北“所有大规模诈骗中心”,并与东南亚国家联手行动,自2023年以来逮捕超过5.3万名中国籍嫌犯。 然而,诈骗依然猖獗。今年1月,大陆演员王星在泰国北部边境失踪,后来被泰国当局发现遭大陆诈骗集团绑架,被带往缅甸的诈骗基地。中国公安部随后警告公民,海外诈骗集团常以高薪工作和旅游优惠为诱饵,并矢言营救这些受困海外的公民。 大陆的社交媒体小红书,有许多用户分享他们和反诈公安互动的经历,包括深夜接到警方来电,甚至被要求前往当地派出所“喝茶”。 中国大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2022年底生效,规定公安机关须主导反诈工作,并由国务院旗下的国家反诈中心统筹全国防诈网络。该中心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密切监控资金异动,当发现可疑交易时,立即通报警方介入。 银行、电信业者和网络服务商须向警方回报可疑交易线索,银行亦有权延迟付款、限制帐户或终止服务。一旦违反规定,可能面临罚款甚至吊照。 此外,国家反诈中心自2021年推出的反诈应用程式,至今累计有25亿次安装,能够识别高风险来电和简讯,并检测用户手机上的应用程式及支付帐户安全性。百度透过大数据和人工智慧(AI)技术协助警方打击诈骗集团,而中国移动则提供拦截骚扰电话和简讯的服务。 据公安部统计,大陆2023年遭到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平均年龄为37岁,其中62% 为18至40岁群体,另有1/3为41至65岁。 从事直播的张先生去年11月在厦门出差时,突然接到杭州警方来电,声称侦测到他手机接到疑似诈骗电话,要求他当天务必到派出所面谈,否则将冻结其银行帐户七天。 现年32岁的张先生表示,他当天并未接听任何骚扰电话,倒是电信业者提醒他,有来自海外的可疑电话已被拦截。但警方仍坚持和他会面,甚至联系厦门公安确认他的行踪。 张先生返回杭州后,当地警方迅速锁定他的所在地,检查他手机是否安装了可疑应用程式,并提醒他提高警觉,随后才让他离开。 张先生表示,警方最初使用个人手机联系他,随后才改用官方专线电话,让他一度怀疑对方的身份。 在北京从事科技业的彼得表示,去年夏天,他曾在一支未插SIM卡的手机下载一款加密币钱包App,之后便接到当地警方来电。他原以为这么操作不会被追踪到,但仍使用了手机号码来登入App。他怀疑警方是透过监控他们认定为“高风险”App所连结的IP地址来锁定他的身份。 对大陆多数人来说,放弃一点个人隐私只算是微不足道的牺牲。上海零售业工作郭先生自认为对辨识诈骗很有信心,但他认为年长者容易受到网络诈骗。 他说:“我想隐私、便利和安全在很多情况下是相互冲突的,为了打击犯罪,最终还是得靠监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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