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不必忍气吞声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高调宣布，针对全球主要贸易国祭出“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宣称美国长期被不公平贸易对待，如今将针锋相对，调整各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 根据其公布的清单，台湾名列其中，未来将被课征32%。

许多人或许仍以为，这不过是川普一贯的政治语言，或某种对中国贸易战的延伸。 但事实上，此次针对台湾课征高额关税的举动，意味着一个更深层的地缘政治经济变局：美国将以关税作为国力投射与供应链重组的工具，对盟友也不再手软。

对于这种以贸易为手段进行战略压迫的手法，政治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早在1945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力与对外贸易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中就已洞见其本质。 他指出，对外贸易表面上看似是互利互惠的交换机制，实则潜藏着权力不对称的结构。 当一个国家在贸易上严重依赖另一国，这种依赖本身就可能被转化为政治支配与施压的渠道。

赫希曼称此为“影响效应”（influence effect）：一国若能使他国出口集中于本身市场，或其供应链无可取代，便能利用“中断贸易的威胁”作为地缘政治控的工具。 此种策略在1930年代纳粹德国对东欧邻国的贸易安排中已有明确体现。 纳粹政权透过双边协议，让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出口严重依赖德国市场，进而迫使这些国家在外交与军事上屈从。

如今，美国对台湾的依赖结构正好是相反的格局。 过去是强国利用贸易依赖来控弱国，而今天，美国对台湾制造的电子零组件产品与台积电的芯片制造依赖甚深，却反而以此为由，对台湾课征惩罚性关税。 这种反向赫希曼效应（reverse Hirschman effect）——强权因自身依赖而企图扭转支配关系——正是川普此次政策的关键逻辑。

此次事件，也让台湾政府与人民再次看清国际现实：即使我们是华府口中的“民主灯塔”、供应链的“关键伙伴”，当涉及美国内部利益重整与选举逻辑时，川普对我们也毫不留情。

与此同时，欧洲的反应显得更为务实。 面对川普对欧盟加征20%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3日立刻公开呼吁欧洲企业暂停对美国的投资，直到美欧贸易关系明朗化为止。 他在与法国工业界代表会议中表示：“近期宣布或即将进行的投资应暂停，直到与美国的情势明朗。”

借由暂缓投资这种企业界可控、具弹性、但足够有份量的手段，来对美国释放警讯：贸易不能片面作，否则将损害你所需的外部投资与产业链信心。

对台湾而言，我们是否也该有类似的策略性回应？ 台积电对美投资金额将高达1650至2000亿美元，这不只是企业全球经略，更是国家战略布局。 我们无需立即宣布撤资，但可与法国一样，释放出“投资暂缓、静待情势澄清”的政策讯号，让美方理解：企业信心与政策稳定密不可分，若任意施加关税惩罚，只会逼使合作伙伴重新计算成本与风险。

我们也不必模仿中国式的强硬报复，但不应以“我们不能刺激美国”的自我设限继续容忍。 赫希曼在书中提到，弱国未必全然被动，关键在于如何运用有限的工具创造迂回空间。 诚如他所说：“弱者或许仍能在制约自身的体系中灵活周旋，出奇制胜，让强者感到意外。”台湾并非没有筹码，而是我们常常忘了使用它。

在这波对等关税名单中，台湾与中国、越南、印度等列为高关税对象，看似公平对等，实则未审市场结构差异。 台湾对美出口多为高科技产品，其中逾七成为美商下单委托制造的电子零组件，如苹果手机的A系列芯片、高通5G组件、英伟达GPU皆出自台积电。 这些产品在全球几无替代来源，若课征32%关税，受害的不只是台湾厂商，更包括整条美国科技供应链。

但川普并不在意这些效率损失。 他的目的是让美国企业“回家”，将供应链搬回本土，哪怕成本高昂、效率下降。 他所诉求的不是市场“最佳化”，而是“可控性”，即对生产、课税、就业与技术转移的主权重新掌控。 而台湾，正因为技术太强、出口占比太高、对美关键角色过于明显，反而成为“美国工业复兴”的祭品。

赫希曼指出，当依赖关系进入极端不对称状态时，强势国家反而会将这种不对称视为胁迫工具。 他写道：“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不是贸易中断本身，而是中断的威胁。”今日川普未真正中断对台贸易，但仅是以32%惩罚性关税的一纸预示，就已产生压迫性效果，企业恐慌、股价震荡、外交焦虑一并爆发，正是赫希曼理论的现代演化版。

更讽刺的是，美国对台湾的关税制裁，并非因为我们不合作，反而是因为我们过度依赖、过度配合。 在川普眼中，台积电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美国在全球芯片战争中的“外包供应商”; 而他要做的，是逼迫这家供应商交出更多投资、更多产能、更多控制权。

台湾该如何应对这场不公不义的关税打击？ 是否该立即暂缓台积电于亚利桑那州的投资扩建案，以示抗议？ 此事并非单纯的报复性撤资，而是合理的策略回应。 毕竟，川普的政策根本未考量台积电对美国产业的贡献，甚至无视其在美国境内已创造千人就业与技术移转的现实。

若在此情况下，仍照表课投资上千亿美元，只会让对方认定台湾不敢反击，从而在未来更多议题（如军售议价、技术移转、地缘政治安全承诺）上得寸进尺。 因此，台湾应考虑暂缓相关投资，以争取更多谈判空间与政策说明。 这不意味反美，而是要求尊重与对等，是建构“高技术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逻辑。

同时，台湾也应启动多边布局。 包括与欧盟、日本、韩国建立高科技产业战略协议，以分散出口市场; 并同步启动与美国国会、州政府层级的沟通管道，让友台议员与地方政府明确知悉：关税惩罚将损害地方就业与科技发展，而非提升美国竞争力。

在再版《国力与对外贸易结构》的序言中，赫希曼反思自己当年过于强调依赖的单向性，忽略了小国在结构中的回旋空间与反制能力。 他提醒我们，即便处于不对称体系，小国仍可透过多边策略、制度协议与政治联盟，创造可作的战略缝隙。 正如他在书中所言：“弱者或许仍能出其不意，透过在制约他们的体系中灵活应对，让强者感到惊讶。”

今天台湾正站在这条路口。 川普的关税政策，并不等于美国的全部，也未必会获得全面支持。 台湾若能冷静应对、机动谈判，并精准运用自己的技术与产业优势，或许可以将这场关税危机，转化为重新定义美台经济共荣关系的新契机。

历史再一次证明：依赖从来不是单纯的脆弱，它可以成为反制的力量。 端看我们是否愿意以赫希曼的眼光，重新理解台湾的处境与潜能。

※作者为中正大学传播系教授